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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期光在军事科学院

刘 旭




湖南省平江县是开国上将钟期光的出生地,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是钟期光长达70年革命生涯的终点站。钟期光在军事科学院留下了多彩多姿的人生轨迹。

服从任命当好“壮丁”

在北京美丽的西山风景区内,有一座掩映在青松翠柏之中的院落。它东有颐和园,西有香山,南有玉泉山,北向可达长城。这就是中共中央军委直属的军事理论专门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

1960年12月,钟期光调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辅佐院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元帅工作。当时的军事科学院,在叶剑英领导下,由粟裕、王树声两位大将和钟期光等6位上将组成院领导班子,还有3位中将、21位少将参与院、部两级领导工作。叶剑英胸怀全局,大度豁达,信任与放手使用下属干部。到1963年9月,先后有3位上将调离军事科学院。叶剑英称时年52岁、经历22年内外残酷战火磨砺而严重伤病的钟期光为“壮丁”,将他与宋时轮上将放在科研第一线,主持军事科学院日常工作,宋时轮分管学术,钟期光分管政工,并先后兼任院党委副书记、院纪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1963年9月至1965年7月,钟期光还分管战史部的领导工作。

然而,钟期光任职军事科学院,并非提拔与重用,而是身处逆境,在1958年的党内、军内“左”倾危害、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而受到不公正批判以后,他由南京军事学院政委降职为军事科学院副政委来到北京。但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军的钟期光,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对党忠诚,忍受伤残病痛,勇敢地承担起“壮丁”的重任。

钟期光工作雷厉风行。他心直口快,单刀直入,抓工作比较具体、比较细致。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时院里领导多,有的领导同志看审批件只画圈不作表态,不想承担责任,他却把自己的观点与意见大胆写在文件上,怎么想就怎么写,白纸黑字,不怕抓辫子。他找人谈话开诚布公,直截了当、掏心亮肺,给人以亲切与温暖。1966年3月18日,叶剑英对钟期光说:“你对我没有隔阂。你干劲大,很好,不愧是壮丁。你对事情要三思而后行,再稳一点就好了。”钟期光引以为戒,深刻检讨了自己个性急躁、考虑问题不周到等缺点,决定严以律己,进一步做好工作。

力排时弊主持正义

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前期兴起的政治运动。作为军事科学院主持日常政治工作的副政委,钟期光责无旁贷地参与了这场运动的领导。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抱有深厚的感情。而军事科学院是个干部集团,1000余人的大军区级单位,90%以上是军官,高级战将多,老干部多,知识分子多。受这些特点制约,在以叶剑英为首的院党委领导下,钟期光具体抓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是比较合适的。但受时代极“左”思潮的影响,运动中的极端化、反科学化倾向时有表现。对此,钟期光头脑清醒,坚持主见,力排时弊。

钟期光主张,学习毛著“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当时,军事科学院有些学术著作大段大段地抄录毛泽东和林彪的话搞语录搬家贴标签。在社会上,有些学校的老师把“毛著”当成鞭子,每当学生违犯纪律,就罚学生背毛主席语录,影响很不好。钟期光看到一些材料,广东一位农民学习《矛盾论》后,认为人民公社缺肥和保亩产万斤粮是主要矛盾,个人住房是次要矛盾,后者要服从前者,终于说服家人拆了自家房屋用墙土当肥料。旅顺一位医生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治疗癌症的新方法:运用“停停打打”游击战术,给病人服药时“服服停停”,让病魔摸不到服药的规律而战胜癌症。

钟期光对此很反感,认为这些做法是“牵强附会”,是“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对大家说:不贴“政治标签”;不搞“语录搬家”;不惧“政治恐慌症”;“要纠正学毛著中的形式主义与实用主义”;“写文章,讲问题,不能光引证马、恩、列、斯怎么说,毛泽东怎么说,而自己却没有什么说的”。后来,竟然有人将这些话当成批判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晚年,他与老伴凌奔在病榻前对话,他说:最欣赏民间那句俗话“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自己飞”。不是么,当年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左”派们后来表现如何?!而定罪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钟期光,却在“文革”后讨论中央决议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坚定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倒”的建议。

在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和1960年“三反和培养三八作风运动”中,军事科学院有38名干部受到批判,分别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漏网右派分子”、“坏分子”、“严重右倾思想”、“有右倾情绪”等等。1961年6月,院里根据上级指示对受批判者做过甄别。1962年2月,中共中央进一步开展“反右倾”运动的甄别工作。钟期光对这次甄别工作很重视,态度鲜明,对被批判的同志表示了同情与支持。他说“过火斗争,是内战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影响,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因此,他主张对过去受到错误批判的同志,“要彻底平反,不留尾巴”,“要从干部档案中抽出销毁批判斗争材料”。

后经院党委讨论通过,对全院被批判斗争的38人,分别做出了完全平反、撤销结论与处分,或对原结论做个别修改、部分修改、重大修改等处理。

1963年12月21日,钟期光指出:对政治机关尤其是组织处,应该让干部觉得可敬可亲,不能让干部感到可畏。过去战争年代,政治部是干部的娘家,有问题都愿意找政治部谈。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正面教育,坚持与人为善,诚恳指出干部的缺点错误,并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20世纪6。年代,“突出政治”曾是中国最流行和时髦的词汇。事事必须讲“政治挂帅”、“政治工作可以压倒一切,冲击一切”。对此,毕生从事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钟期光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与举措。1963年9月,他组织院政治部总结了《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进行研究工作的初步体会》,获得院党委常委会议通过,并在全军政工会上介绍了经验。叶剑英对钟期光说:“对业务与中心工作时间的划分,你做了一件大事情。此材料请送我一阅。”钟期光认为,在共产党执政的大前提下,脱离业务与技术的政治是最典型的空头政治。他强调,研究人员的政治学习和各项政治运动,除特殊情况外,应在六分之一的时间内进行。“不用更多时间从事专业技术,就专不起来,红就是空的。做不到这一点,政治工作就不落实”。为此,他对院政治部提出了“四不准”,在研究工作的六分之五时间内,政工干部不准到学术部去;不准找研究员谈话;

不准通知研究员到机关开会;不准给研究员打电话。这“四不准”受到院领导和各学术部广大研究人员的普遍欢迎,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但在有些人眼里,这是犯了大忌,后来成为他“反对突出政治”的重要“罪证”之一。

尊重历史实拳求是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前往湖南调查《平江革命斗争史》问题,由贺龙元帅负责,其他5位元帅与地方领导人参与领导。其中有个“吴自立专案小组”,指定钟期光任组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7人任副组长。上面定的基调是:吴自立搞《平江革命斗争史》,“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活动”。“吴自立专案小组”的任务,一是查动机,搞清吴自立为什么要为彭德怀翻案?二是查背景,搞清谁是他的后台?三是组织批判,“肃清流毒”。

吴自立是湖南省军区少将副司令员。他参与领导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和协拍电影《怒潮》,原本是研究与宣传革命历史的学术问题、文艺问题,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却人为地搞成了“政治路线问题”,在人事与政治是非上纠缠了10多年。

钟期光受命后暗自琢磨:一部《平江革命斗争史》,是中共党史、军史的一个部分,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事件。这个历史的真实,本来就是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而吴自立等人搞《平江革命斗争史》,是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经过中共湖南省委、平江县委和省、县政府批准的,同样是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当下,却人为地要以“组织名义”追究个人责任。这使当时的湖南省委、省政府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而钟期光是平江人,是平江革命斗争史的参与者与领导者之一。整理这部史料,他虽不是倡导者,但却是支持者,并被列为编委会副主任之一。眼下要由他来领导专案组“调查”这个问题,当然令他左右为难:一方面,中央和军委明知他是该案受牵连者之一,但还是信任他,假如不将问题“搞清楚”,确实不好交代;另一方面,他所知道的案情实况,同上面所定的基调差距甚大,假如无限上纲,则于党性与良心不忍。

好在当时党中央对彭德怀的问题还是定性为“内部问题”。钟期光就曾亲自听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讲过:“中央委员会要团结,不管过去犯了多大的错误。”“错误人人都有,性质大小不同。不要因为犯了错误抬不起头来。”“彭德怀同志报告学习情况,总有点进步,应该欢迎。”同时,几位元帅的表态,也使钟期光心里踏实了一些。徐向前说“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就要从事实出发。”聂荣臻表示:“不能把他扩大,也不完全是他一个人,应彻底查一下。”贺龙指示:“要给省委撑撑腰,不然他们担当不起。”几位元帅都表示:对吴自立同志“约束一下”,“离职休养去,生活待遇不变。”

据此,钟期光认为,彭德怀后来的“错误”,不应否定其过去的历史。吴自立搞《平江革命斗争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应该坚持实事求是。

经集体讨论,钟期光对专案小组做了严密组织和具体分工,下设四组一室:平江湘潭调查组11人;《报告》调查组5人;刊物审查组7人;省军区审查组5人;办公室12人。大家分头调查回到长沙汇报后,虽然分析批判的调子不低,但实际上并未查出什么重大新问题。

1964年2月29日,钟期光主持专案小组向贺龙写了工作报告:经调查,从1958年12月到1963年1月,以平江县委和县人委名义,为编史问题先后向平江籍老同志8次发信165封,有48人回信共66封。绝大部分人对编史表示支持;部分人愿意提供资料;只有2人对该书初稿因有彭德怀事迹而提出批评并报告组织。对于被聘为编委,个别人表示谢绝;少数人明确接受;多数人没有表示态度,未置可否。对于“后台”问题,“尚待进一步查明”。

1964年3月1日,叶剑英电话通知钟期光:说军事科学院领导人变化大,要他回北京参与主持军事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并继续兼管专案审查。3月5日他返回北京。从此,钟期光实际上脱离了“吴自立专案小组”。

在“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吴自立等专案组肆意膨胀,包括贺龙和地方一大批领导人都受到牵连。所幸的是,历史终于没有被嘲弄。1987年9月,近50万字的《平江人民革命史》出版问世,钟期光应邀题词:“‘斩尽杀绝杀不尽,‘血洗平江人更红。”

聚集人才会战科研

初创与成长时期的军事科学院,为了搞好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叶剑英十分重视组织建设。钟期光根据叶剑英“思想领先,组织跟上”的方针,具体参与了组织建设的领导工作。他们从全军各单位选拔研究人员与行政干部。据钟期光1965年1月22日的笔记本记载,1000余人的大军区级单位,全院研究人员155名(不含技术教研馆教员150人)中,既有实战指挥经验,又有文字写作水平的上校以上高级军官94人,占研究员总数的61‰处、室级领导者均为指挥过团、营部队战斗的战将与骨干。当时的军事科学院,可谓“藏龙卧虎,人才荟萃,战将云集,会战科研”。

为了加强政治工作建设,叶剑英接受了钟期光的提议,经报批增设了政治部秘书处。钟期光对秘书处的职责提出“八要”要求:要发挥部首长的助手作用(起草工作计划与文告):要密切上下左右联系(重点是向上级的请示报告);要起枢纽咽喉作用(协助部首长把关);要调整内部关系(协同动作一致);要总结工作经验(反对单纯记流水账);要善于整理、积累和保管资料(搞好文献工作);要注意生活管理(实行对大家的特殊照顾);要加强自身学习(提高水平,适应工作)。

1962年中央军委决定编写全军战史,由钟期光主持起草《编写我军战史的方案》。一开始,钟期光就提出了“去伪存真”的主张。他说:“是原始档案材料,还是后来回忆材料;是群众鸣放材料,还是分析批判材料;是个人检查材料,还是揭露检举材料,各种材料的可靠性不同,准确性不同,选用时要注意区别真伪。”

对所谓“反党分子”的名字是否在《战史资料选编》中出现(当时指彭德怀等人),钟期光明确批复我们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事实,原始材料有他们的名字,我们把它选入史料选编,不算宣扬他们,有什么就是什么,不增不减,历史总归是历史,不能歪曲。

1963年10月,钟期光看到一段文字:“邓斌(即邓小平)等领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他经过调查后报告叶剑英:“据宋(时轮)副院长说,周总理证明:当时是党中央调邓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的。在延安整风运动时已作出结论,(上述文字)不是事实。”叶剑英指示:“不符合中央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的历史文件,要销毁。”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钟期光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经过战史部积极努力,至1966年

6月基本完成了编写我军战史的准备工作,搜集史料17万余件,印刷出版了《历次革命战争时期史料摘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史料选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料选编》、《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指示文电选编》4种共48册;编写了120万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大事记》;完成了《战史目录》共14章54节和详细的《战史纲目》。鉴于当时的政治原因,“禁区”太多,阻力太大,叶剑英果断把关,暂缓全面编写战史的进程。钟期光完全拥护与执行。他曾亲自听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说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对战史写得越多,错误就越多”。但编史的力量准备、资料准备和学术准备均已就绪,后因“文革”爆发,编史工作被迫中断。

1987年3月和1988年7月,由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原战史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相继出版发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是几代编史领导人和军事史学工作者集体智慧与心血的结晶。

人民解放军经历了26年的国内外战争,知名战役400余次,较大战斗3万余次,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需要认真总结。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编写我军自己的条令和教材的任务,要求写出《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但因军事科学院建院伊始,研究力量有限,缺乏经验,当时又将主要力量集中编写部队迫切需要的各级战斗条令等法规性文献,《战役学》等大部头著作暂缓编写。

1963年11月,中央军委批准了军事科学院编写《战役学》的报告。军事科学院分工宋时轮抓《战役学》的“军事工作”部分,钟期光抓“政治工作”部分。11月6日,钟期光对政工组说:从4个方面着手研究《战役学》的政治工作第一,对应“军事工作”部分写政工。政治是军事的统帅与灵魂,但战役政治工作又要服从军事要求,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第二,避免重复,突出战役政治工作的特点来概括新内容。第三,从战史资料和老同志回忆录中提炼战役政治工作经验。第四,借鉴美军等现代化战役战斗经验,注意针对敌情发布我军战役政治工作指示。政工组查阅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160多万字机密文电,从抓资料、出纲目、写初稿三个步骤进行编写。

1964年5月,军事科学院报军委批准,决定由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5个军区参与编写《战役学》。从此,由军事科学院一家筹备与牵头,发展到全军动手、分工协作的军事理论大会战新阶段。

钟期光带领政工组确定了广泛搜集研究资料、逐个专题总结经验、分类综合共同规律的编写程序与方法。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整理研究出16万余字的《10大战例基本经验》和《中央军委文电选编》,访问了30多位老帅、老将和各级政治部首长,经青岛会稿,集中全军6家15万字的研究成果,产生了第一个汇编稿《战役学第三章,战役政治工作(初稿)》,又经济南会议和会后的两次修改,由5节13条改为4节11条,由1.1万字压到0.94万字。到1966年6月,经精益求精反复推敲,这一章综合加工到“第5次修改稿”。

为编好《战役学》,由军事科学院牵头,分别在南京、成都和青岛召开的全军性会议是专业会议,济南会议则是决策性会议。这4次会议是《战役学》编写过程中凝聚全军集体智慧的重要步骤。

受“文革”冲击,整个《战役学》的终审定稿和军委审批被迫中断。

1987年8月,军事科学院第一代领导和课题组,在原《战役学》基础上,经创造性劳动,报军委批准,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纲要》,以总参谋部的名义印发全军试行。

创建军事技术直观教学研究馆,是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科学院的一大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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