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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政治厄难

井 人



1934年4月下旬,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与师长陈伯钧等人,被一个有如在头顶炸响的雷声给震惊了:中革军委所属的独立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政委方强,同时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收押接受审查。该师的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政委商楫伍等十几名营、团干部,被送交军事法庭受审。

当时,中革军委作出严惩独立二十二师一批师、团军政主官的决定,原因是该师在筠门岭战役中“弃阵逃跑”,致使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敞开在敌人的面前。

宋任穷和陈伯钧等人在心里都明白独立二十二师“弃阵逃跑”是怎么一回事?

短促突击的危害

筠门岭位于会昌县南部,与福建武平临界,距离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仅130公里。该地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成为拱卫苏区的南面屏障。扼守筠门岭的红军仅有独立二十二师,而面对国民党粤军和桂军6个整师的兵力,该师还是毫不畏惧地坚守阵地。4月中旬,粤军第一、二纵队向筠门岭发起攻击,中革军委严令第二十二师“务必死守到底”。独立二十二师官兵在程子华、方强的指挥下,与进攻之敌浴血奋战长达七昼夜之后,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被迫于4月27日放弃阵地,剩余部队撤至筠门岭西侧十余里的站塘、李官山一线。

军力的悬殊那么大,有谁守得住筠门岭呢?

宋任穷当着师政治部主任赖传珠和师部参谋人员的面,倾吐心中的忿然:

“怎么能这样对二十二师呢?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兵力上一比六,武器弹药无法相比,就是天王老子也守不住的。”

行伍出身的陈伯钧窝在心里的火气更大,接过师政委的话以四川口音骂道:“这大半年来打的是啥子仗哟?啥子‘节节防御?那是在敌人的碉堡面前活活地挨打!这个操娘的‘短促突击真是害死人!照这样打下去,几个月就能把红军毁掉!”

“是啊,在他看来,二十二师只有打光了才算是好样的,可是打光了又守得住筠门岭吗?”宋任穷对于话中的“他”字说得格外重。

在场参谋人员和陈伯钧、赖传珠等人都知道,宋任穷所说的“他”,是指外国军事顾问李德。

在国民党以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之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抛出了“短促突击”的对敌战术。所谓的“短促突击”,就是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碉堡,步步为营的情形下,与之针锋相对地在重要城镇、交通要道也构筑碉堡,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碉堡时,红军就发起出其不意的短距离突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博古等领导人竟将李德这种愚蠢的战术当作克敌制胜的法宝,强令红军部队执行。在中革军委的高压之下,红军各军团只得按照李德“百战百胜”的新战术,进行阵地战、堡垒战,结果败仗接踵而至。

联系到程子华、方强的被拘押,宋任穷不禁想起了这几个月以来所在部队的作战情形。宋任穷3个月之前从红五军团原三十八师调到第十三师任政委。他调到第十三师后,部队的第一个败仗是在1934年1月下旬打的。当时,敌北路军第五纵队罗卓英部4个师由江西黎川向福建建宁推进,红五军团十三师据守在横村、樟村一带。根据师部侦察小队带回来的敌情,十三师应该针对敌人已在正面20多里宽的地方修建“乌龟壳”,离开横村、樟村一线,迂回到敌人背后去击其要害。可是,军团指挥部不敢批准侧击敌后的作战方案,要求十三师正面御敌,相机进行“短促突击”。部队按照军团的部署实施了两次“突击”,每次非但没有得手,还伤亡了好几百人。十三师本来没有满员,历次战斗的损失来不及得到补充,扼守的防线又太宽,从战斗力来说根本无法与敌人抗衡。宋任穷眼见半个多月的战局没有一点改变,反而呈现出对红军越来越不利的局面,便对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相熟的老搭档陈伯钧说:“老伙计,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再捱下去吃亏的是我们,这样的窝囊仗打不得了,还是撤吧。”

断然之举的勇气

作为十三师的军事主官,陈伯钧对没有接到军团命令就撤离防线的问题,显然考虑得更多一些。然而,师政委的话也不能不考虑,因为事实像铁板定钉那样摆在那儿,再打下去部队非吃大亏不可。从井冈山游击战争摸爬滚打出来的红军悍将,那种潜藏的秉性被激发得难以遏制地进发出来,陈伯钧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撤吧”。

第十三师从横村、樟村一线撤出,在事实上没有对红军的整体防御造成危害,因为4个师的敌军以稳打稳扎的态势推进,那是预料之中的事。军团指挥部倒是闭眼聋耳地没有追究,等于默认陈伯钧他们在强敌面前不搞死守硬拼的一套。可是,中革军委按照李德、博古的指令,给军团发来了语气严厉的电报,指责十三师放弃“节节防御”的战略,撤离阵地,应当负政治责任。在中革军委的苛责下,陈伯钧写好给中革军委的检查,本想不给宋任穷看。不料被宋任穷知道了。他要过材料看后,未加犹豫就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宋任穷的断然之举,使陈伯钧感到惊讶,目光直直地望着这位井冈山走出来的老战友。

凭实而论,作为一个师政委,宋任穷的名字在李德脑子里挂不上号。但自从横村、樟村战斗失利起,掌握了红军指挥大棒的外国军事顾问,开始记住了这样一个人。而随着同年3月中旬红军在五都寨、马鞍寨、石下寨几个地方的阻击战失利,李德对宋任穷、陈伯钩两人的名字更是记在心里。

宋任穷与老搭档陈伯钧,又一次以直接对抗“短促突击”的逆举,惹怒了根本不懂中国红军战争规律的“图上作业家”李德。

1934年3月8日至3月17日,红军第三、五、九军团各部,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在南丰五都寨、寺前、白舍、马鞍寨等地,与敌北路军第三纵队主力近4万人,进行大打阵地战的“短促突击”。兵力分散又久战劳顿的红军,几乎每战必损必败。仅在南丰县三溪圩一战,红三军团就伤亡了3000人,这个数目对正规军力只是10余万人的红军来说,足以令很多的人痛如锥心。

在这场大规模的硬对硬的阻击战中,第十三师于3月14日左右,接到军团指挥部的命令,要该师于第二天上午10时前赶到白舍,驰援正与敌人苦战的红九军团某部。军令森严,第十三师立即撤出阵地,仓促地向八九十里外的白舍赶去,师部的命令是路上不准开炊,饿一餐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

心有灵犀的相通

第十三师比预定时间有所提前赶到了白舍,师部作战参谋向老百姓打听,得知所要去的援战地还相距七八十里。这时候,将士们真是又累又饥,许多人一坐下来就东倒西歪地在地上睡着了。宋任穷与陈伯钧到部队休息的地方看了一圈,两人都眉头紧拧得像一条毛毛虫。几个人走在路上,宋任穷对陈伯钧忧心忡忡地说:“部队已经饿了两餐,再往前赶怕是不可能了。”

陈伯钩闻声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下定决心回道:“天塌下来也开炊再走!这样下去谁打熬得住?”

宋任穷闻言从心里升腾起一种庆幸

与欣慰:不愧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友,很多事情两个人都想到一块。

此刻,陈伯钧抬起头望向空中,心情沉重地自语道:“真不晓得是怎样指挥的?命令我们赶到这儿来,实际上相差七八十里地,这不是害死人吗?”

“完全是瞎指挥的一套,等我们赶过去,仗早已打完了,九军团指望我们不上,与其这样,不如……”宋任穷想说欲止。

“我晓得你在想什么。也罢,瞎指挥的一套听不了这么多,弄清楚情况再说。”陈伯钧说。

宋任穷听了连连点头,回应说:“我看是这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失去了赶过去的意义。”

“恐怕不仅是这样,也许等我们赶过去,正好撞进敌人布好的口袋里!原路撤回,宁愿受处分,也不要再吃败仗!”陈伯钧说完站起来。

第十三师这次驰援落空,完全是李德“图上作业”的结果,陈伯钧、宋任穷的抱怨是对的,时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李德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量着地图上的距离来算路程,确定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是根本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

杀鸡训猴的对象

第十三师又一次抵制了李德脱离红军作战实际的瞎指挥,使得对李德“短促战术”奉若神明的博古等人大为恼火,专就此事给红五军团指挥部发了严厉指责的电报。军团长董振堂当然明白个中的缘由,只是心里有苦说不出罢了。他给中革军委回了检讨性的电报,而在事实上并未对陈伯钧、宋任穷加以责备。

宋任穷没有想到的是博古、李德对第十三师前几次的举动不能释怀。就在中革军委下令拘押程子华、方强后的不久,即1934年5月初,中革军委下发命令,宣布撤销宋任穷第十三师政委一职,由红军总政治部另行安排。相隔数日,总政治部仅以电话通知,任命宋任穷为红五军团政治部民运科长。之所以对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未加处分,大概是博古等人考虑到师级军事主官撤得太多无人顶替的原因。与宋任穷同时撤职的还有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他被调到红一军团任一个团的政治部主任。

宋任穷到了军团政治部民运科后,警卫员没有了。而他的右手在一次行动中脱臼,骨头合臼后还没有好,用绷布吊在脖子上,行动很不方便。军团政治部刘伯坚了解到宋任穷的情况后,把他的两名警卫员,分派一个给宋任穷,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后,红军本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突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带,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左”倾领导人将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视为救世主,授予他指挥一切的大权。这位对中国红军军事战略毫无实践经验的外国顾问,将在德国打过的巷战经验搬到苏区,实行“堡垒对堡垒”。在李德的瞎指挥下,所谓的六路分兵,一路也没有取胜,战场上空洒了成千上万战士的鲜血。博古、李德不但没有检讨军事上的失误,反而为继续推行他们的瞎指挥,对一些曾经抵制过他们的红军指挥员,实行组织上的惩罚,对他们或处决,或监禁,更多的是撤销职务,降级使用。

宋任穷就是“左”倾领导人欲要达到杀鸡训猴目的的一个对象。突然降临的政治厄难,并没有把宋任穷击倒,他心里思忖着共产党人应以天下为己任,为了苏维埃的事业,那么多的红军将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个人的降职又算得了什么呢?

突围西征的无奈

3个多月之后,1934年8月初,宋任穷奉调进入瑞金红军大学指挥科受训。该班的学员不到20人,其中有程子华、张宗逊、郭天民、杜中美等。

“左”倾领导人瞎指挥的恶果是,中央苏区连失要塞,红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到1934年6月,苏区的腹心地区仅存瑞金、长汀、宁都等5个县城的狭小地域。苏区的人力、物力濒临枯竭,中央红军数年血战,得不到起码的各方面补充。在蒋介石欲对苏区实施“铁桶计划”的险恶局势下,只剩下突围转移的一条路了。

突围西征前十余天,中革军委决定将苏区的4所红军大学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任命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干部团共有1200余人,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动。1934年10月中旬,宋任穷随干部团踏上突围西去的漫漫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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