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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文革”轶事

李家忠

“文化大革命”已结束30多年了。在“文革”的激烈斗争中,外交部首当其冲,所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仿佛就在昨天。

“九九”指示

1966年8月底,有一个名为“奥地利红旗派”的组织给我国马列主义编译局写信,反映中国驻维也纳商务代表身穿“精致的白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出入乘坐奔驰轿车。来信指责说:“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与你们驻维也纳商务代表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生活方式极不相称”,还说“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不了好的作用”。这封信转到外交部后,时任副总理兼外长的陈毅批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于9月9日批示:“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这就是有名的“九九指示”。

外交部领导接到指示后,立即行动起来,召开全部大会,落实具体措施。但部领导并不清楚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化”是指什么,所以提不出全面的改革方案。既然问题是从外交官的着装开始的,便只好先从服装的改革着手。

我记得有一位副部长在大会上用探讨的语气说,女同志不穿旗袍后,是否可以改穿裤子和短上衣,或者也可以不穿裤子,而穿裙子。但第二天便有人贴出批判大字报,断章取义地说这位副部长让女同志“不穿裤子”,是对“九九指示”的庸俗化。此后的近20年里,驻外使领馆的夫人们再无任何人敢穿旗袍。也不敢再穿高跟鞋。与此同时,男同志一律不再穿西装,而改穿中山装。许多老大使的西装都压在箱子底,不敢拿出来。当时,北京王府井北口八面槽有一家“雷蒙”服装店,里面的上海师傅可以用巧妙拼接的办法把西装改为中山装,许多大使、参赞都把西装拿到“雷蒙”去改。

不仅如此,上级对驻越南使馆还增加了一条规定:由于越南正处于抗美斗争第一线,为了体现与越南人民同甘共苦,驻越南的外交人员不得再穿毛料中山装,而必须穿咔叽布中山装。但越南地处热带,那时外交场合又没有空调设备,穿上咔叽布中山装,很快后背就会被汗水浸透,浮现出一片白色的汗渍,很不雅观。为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在穿上衣前,先在背上披一块毛巾,起到吸汗的作用,但毛巾吸汗以后就加重,经常会滑落到地上,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弯腰拣毛巾,十分尴尬。

那时还有一项“革命化”措施,就是所有驻外人员只保留国内工资,在国外不分级别和职务,从大使、参赞到司机、厨师,每月一律领取生活补贴40元,平均每天一元三角,以求真正做到“人人平等”。我听到一位贵州籍的司机师傅私下发牢骚说:“干不干,一块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到底怎样才算“革命化”,谁也没搞清楚。

陈毅“放炮”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许多地方和单位都先后揪出“黑帮”,红卫兵到处破“四旧”,闹得“天下大乱”。

陈毅对此很不理解,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在革命队伍中几十年,看到问题就要讲话,不讲憋不住”,“如果看到问题不讲话,我这个共产党员一个铜板也不值。”又说:“如果我在这里只讲好话,就不会有人贴我的大字报。可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光讲文化大革命好得很!伟大!你好,我好,大家好,恭喜发财!我素来不是这个性格。在一场大的运动中,如果大家只讲好话,不敢讲存在的问题,只有一片赞扬声。而不容许讲不同意见,那是很危险的呀!”

这时外交部一位副司长贴大字报揭发说,陈毅在机场接外宾时曾对身边的人说,今天揪出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明天揪出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大字报还说,当时李先念副总理也在场,可以作证。为此,外交部造反派专门派人去找李先念核实,李先念回答说:“没听见。”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陈毅来到外交部,在东交民巷(当时改名为反帝路)30号小礼堂向大家谈了他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等过“左”现象的看法。我当时正从驻越使馆回国休假,也听到了陈毅的讲话。他说,红卫兵娃娃十分幼稚,今天上午找我辩论。质问为什么日本前来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和“公子哥儿”,为什么没有贫下中农的子弟。我说,中日青年大联欢是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反对毛主席的决定吗?这些娃娃只好哑口无言,实在幼稚得可笑。我还说,我戴的手表是西藏的达赖喇嘛送给我的。也要拿去“破四旧”吗?接着陈毅叫着台下那位贴大字报的副司长的名字说,你是一个老党员,说话要凭党性,要有天地良心。这时后台的电话铃响了,陈毅接完电话后说,现在毛主席找我去开会,以后再谈。从此,陈毅再也没有机会以副总理和部长的身份同外交部的同志当面交谈,直到去世。

“文革”中的两派

1967年春,外交部的运动方兴未艾。在国外的人员都要分期分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于1967年春节后回国参加了近半年的运动。

当时,在外交部甚至整个外事口,斗争的焦点是如何评价解放17年来的外交工作。对此,外交部分成两派:造反派认为17年来外交部执行的是一条“三降一灭”的路线。所谓“三降”,即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一灭”就是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坚决打倒外交部长陈毅,

“誓与陈毅血战到底”,实际是把矛头指向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另一派则认为17年来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陈毅的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主张对陈毅“一批二保”,反对打倒陈毅。

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苦撑局面,多方斡旋。他同意对陈毅进行批判帮助,但坚决不同意“打倒”。周恩来表示:“陈毅是外长,代表国家,是国际影响问题,对他的批判只能在外交部内,不能在部外搞。”又说:“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那么简单。”

1967年8月7日,外交部造反派在东交民巷30号小礼堂召开“批陈小会”,持不同观点者不得参加,只能在院子里观望。大约午后一时许,周恩来身着银灰色咔叽布中山装来到30号院内,准备走进会场。这时卫士长成元功报告说,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听后非常气愤,质问造反派头头:“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了协议嘛,你们还这个样子!”说着周恩来便停下脚步,冒着酷暑坚持站在院子里。不肯走进会场。僵持了近一个小时,会议主持人才同意把大标语拿掉。散会后,等在院子里的人自动排成两行鼓掌,周恩来从中间走过,不时向大家挥手致意。就在这时,造反派头头又乘势把陈毅扣留在地下室。周恩来闻讯后,责令当时一名司局级干部立即把陈毅护送回家。

这期间,周恩来先后陪同陈毅

参加过8次大小批判会。在一次批判大会上,造反派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还说要冲会场。当时身体已十分虚弱的周恩来愤怒地说:“你们准备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激动,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加上过度气愤,导致他整整30个小时无法工作。

夺权闹剧

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中的骨干分子王力在钓鱼台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极力煽动极“左”思潮。他说:“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为什么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不动班子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权才威风。”他还说:“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

在“王八七讲话”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和一些受蒙蔽的人于8月16日一举砸烂了外交部政治部,悍然宣布夺了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同时擅自给所有驻外使领馆发电报,通报夺权的消息,把不赞成夺权的人统统打成“保皇派”。接着。造反派召开夺权庆功大会。会场内有人声嘶力竭地叫喊:“打、打、打,打倒保皇派!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由于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失控,短短几天内就接连发生了砸缅甸、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和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性涉外事件。前面提到的那个司局级干部还带领外交部造反派前往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揪斗英国代办霍普森。8月23日,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中央,目无国务院。

8月25日。周恩来找杨成武谈话,委托杨成武把“王八七讲话”呈送给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听取了杨成武的汇报,看了“王八七讲话”后。在上面批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大字,并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还说:“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力于8月30日被抓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

“五七”干校

1970年春,我结束了在驻越使馆的5年任期回国,同年7月下放到位于江西上高县的外交部“五七”干校。

所谓“五七”干校,是指根据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而兴办起来的干部学校,实质上是在“文革”中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的场所。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规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因此,各部委大量的干部都拥入了“五七”干校。

据我所知。“文革”期间外交部先后在黑龙江、湖南、湖北、江西、山西和北京市北郊开办了6所“五七”干校,部里专门设立了一个管理干校的办公室,叫“五七办”。在问到为什么要设这么多干校时。有关人士解释说,那是因为每新建一所“五七”干校的报告,革”中的骨干分子王力在钓鱼台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极力煽动极“左”思潮。他说:“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为什么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不动班子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权才威风。”他还说:“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

在“王八七讲话”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和一些受蒙蔽的人于8月16日一举砸烂了外交部政治部,悍然宣布夺了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同时擅自给所有驻外使领馆发电报,通报夺权的消息,把不赞成夺权的人统统打成“保皇派”。接着。造反派召开夺权庆功大会。会场内有人声嘶力竭地叫喊:“打、打、打,打倒保皇派!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由于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失控,短短几天内就接连发生了砸缅甸、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和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性涉外事件。前面提到的那个司局级干部还带领外交部造反派前往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揪斗英国代办霍普森。8月23日,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中央,目无国务院。

8月25日。周恩来找杨成武谈话,委托杨成武把“王八七讲话”呈送给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听取了杨成武的汇报,看了“王八七讲话”后。在上面批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大字,并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还说:“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力于8月30日被抓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

每新建一所“五七”干校的报告,都经过了毛泽东和林彪圈阅;如要撤销,势必还要呈请毛泽东和林彪圈阅。为不惊动领导,只好把干校维持下去。

我到江西干校后遇到不少熟悉的同事,他们自称是“三一八战士”。我不太清楚这个称呼的含义,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1969年3月18日来到干校的,是干校第一批学员。临行前大家曾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集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要一辈子扎根干校。永远不回北京。

干校参照部队的组织形式,分为校部和连、班三级。连里设连长、副连长和指导员。班里设班长和副班长。我所在的这个连,都是刚从驻外使领馆回国的干部,其中有好几位老大使,如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驻斯里兰卡大使谢克西、驻伊拉克大使曹痴等,还有后来担任副外长的朱启祯和王英凡。王英凡是副连长。朱启祯在炊事班,每当开饭时,他负责在窗口给大家打饭,肩上披一条擦汗的毛巾,每份饭的分量掌握得非常准确。1925年入党、曾担任过副外长的王炳南也在我们这个

连,他是被审查对象。关于他的专案由“上边”掌握,连里专门派人和他同住一个房间,实际上是监督看管。

“五七”战士的基本任务是参加农田劳动,强度很大,而物质条件则十分贫乏,除夫妇一起下放的以外,基本上是五六个人同住一个集体宿舍。生活单调、枯燥,伙食更是缺肉少油,但大家都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次,一位老大姐知道我粮食不够吃,竟慷慨地支援我20斤粮票。还有一次,我端着饭碗从一位同志的家门经过,听到里面有人喊我的名字,便走进他的房间。只见他拿出从北京带来的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的是炼好的猪油,他顺手往我的碗里放了一勺,顿时我那碗素炒白菜就变成了美味佳肴。

尽管“三一八战士”宣誓要一辈子走“五七”道路,但“上边”并没有明确宣布过每人要在干校呆多长时间。事实上大家来到干校,总有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大家时刻在关心外部世界的变化,盼望早日重返工作岗位。

每当国庆前夕,干校领导便通知大家说,国庆期间停止进京,以确保首都的安全。这使“五七”战士们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他们往日可以陪外宾出入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此刻却成了影响首都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尽管如此,大家都不敢轻易说出真实想法,都希望用良好的表现,换取早日离开干校。一般情况下,每人都要在干校呆上两三年,也有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竟在干校“常驻”了七八年,荒废了一生中最宝贵、精力最旺盛的黄金时光。

在干校期间,同志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如今大家都已七八十岁,仍不时在一起聚会,问长问短,谈笑风生,回忆在干校的酸甜苦辣。

向总理告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外交部一片悲恸。“四人帮”在幸灾乐祸的同时,则拼命压低悼念周恩来的规格。在他们的旨意下,周恩来的遗体被停放在北京医院一个很小的普通太平间。

许多外国领导人纷纷表示要前来参加周恩来的葬礼。一天,韩念龙副外长听说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已经准备好了前来北京的专机,便非常激动地对亚洲司的同志说,要着手准备接待,否则在情理上太说不过去了。但接着便传来了“上级”的指示:一律不接待外国领导人。

当时外交部规定,除处长以上干部和高级翻译可以去向总理遗体告别外,每个处还可以去一名群众代表。当时我既不是处长,也不是高级翻译,便主动推荐我自己。但亚洲司领导不同意,说要派一名具有“法家”思想的年轻人去,我的资格便被否定了。我不甘心,下班后便去部里政治部再次说明我的愿望,政治部负责人康晓说:“大家已在院子里排队,天也快黑了,你就悄悄地站在队伍里,和大家一起去吧!”

走进北京医院,只看见一队队解放军手托军帽,缓缓行进。他们在战场上个个都是铁打的硬汉,此刻却冒着凛冽的寒风,失声痛哭。周恩来安卧在鲜花丛中,外交部的同志默默地向敬爱的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无不义愤填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

“四人帮”不得不同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周恩来设置灵堂。由于朝鲜和越南驻华大使要前来转送这两个国家领导人的花圈,亚洲司便派懂朝语的谭静和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值班。现场只有华国锋一人站在那里,“四人帮”成员无一人到场。解放军军乐队的同志一边吹着哀乐,一边以泪洗面,情景极为感人。在那种极度沉闷、万马齐喑的政治气候下,人人都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

那年清明节前夕,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尽管北京市向各单位打招呼,让人们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但去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已成为花圈的海洋。不久,“上级”下达了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的禁令,并要求人们交出抄写的悼念周恩来的诗词。我把抄写的诗词贴在床板底下,躲过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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