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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李富春夫妇在中南海的“文革”岁月

顾保孜

周恩来与李富春担任正副总理职务,蔡畅与邓颖超担任全国妇联正副主席。中南海里,像这样各有正副职务、互为助手,又是终身伴侣的家庭并不多。“文革”初期,经济遭遇极大困难,周恩来想到了李富春

李富春长期从事计划经济工作,被中央视为中国经济计划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1953年,李富春和陈云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前往苏联,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从这以后,李富春和陈云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经工作,协助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左膀右臂。

蔡畅自从1942年担任中央妇委书记以来,一直是中国妇女界最高领导人,邓颖超在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她们是多年的工作同伴,多年的亲密姐妹。

在中南海里,像这样各有正副职务、互为助手,又是终身伴侣的家庭并不多,加上他们都是有情趣的革命者,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很独特。周恩来和邓颖超喜欢写信,以信抒情。李富春和蔡畅也保持了法国拥抱接吻的习惯,落落大方地表达爱意。他们是中南海里出了名的两对模范夫妻。

1962年经济工作开始调整,李富春因为受到不公正的批评而不再主政国家计委工作,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面对经济战线无政府状态,周恩来决定再次起用李富春。

这天傍晚,李富春乘坐一辆黑色吉姆车从外地回来,驶进中南海西门,来到临近西门的庆云堂一号的朱砂红门前,这是李富春夫妇居住了10多年的地方。蔡畅听见汽车声。从正房出来,看见李富春走进院子,她摘下老花镜,高兴地上前握住丈夫双臂,在面颊上亲吻了一下,这是他们夫妇特有的见面礼。

蔡畅为何如此高兴呢?原来这一天周恩来来电话要见李富春,这是“文革”以来李富春第一次被周恩来点将。不一会秘书进来通报道:总理的车马上就到,请富春同志到西花厅谈事情。

西花厅在庆云堂北面,相隔不远。夕阳照在总理办公室的窗棂上,李富春疾步走到门前,正想敲门,但在空中停留了一下,轻轻地落下,叩了两下。里面传来周恩来沙哑的声音,问:“是富春吗?进来啊!进来。”周恩来起身和李富春握手,说:“富春老弟,让你中断疗养,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以后我向大姐赔罪,加倍给你时间休养。”

李富春幽默地说:“还是到马克思那里永远休养吧。”李富春又端详了一下周恩来,有点焦虑地说:“我倒没什么,无官一身轻。总理你可是要保重自己啊。”

周恩来疲惫地用手拍拍桌子上一堆文件,意思是休息不成啊。

李富春在周恩来对面的沙发落坐,他将烟缸拿到跟前,自己掏出香烟点燃,也不问话。周恩来笑了起来:“你老弟倒沉得住气,也不问找你有什么事。”

“既来之,则安之嘛。我是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李富春回答说。

“好!有你这句话就行,今天叫你来,就是准备让你重返经济战线打持久战。”周恩来告诉他现在亟需他再次将经济工作管起来,不等李富春表态,他就将当前经济工作的严峻形势简要讲述了一下。他说:主席在南方,北京的院校出现动乱,中央派了工作组,收效不大,社会上也开始搞“文化大革命”,工农业第一线人员也加入了运动,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控制,国民经济建设将会受很大影响。

李富春默默吸烟,用左手的食指一下接一下搓磨自己的两撇浓眉。这是他遇到难题时的习惯举动。他低垂眼帘看见指尖沾了一根白眉毛,轻轻用嘴吹去。他沉思了一会,对周恩来说出自己的顾虑,他已经一年多没有领导经济工作了,对现在的经济形势又不了解,再加上在当前“文革”的局势中领导经济工作更加没有把握。他怕辜负总理对他的重托,不能很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周恩来双手抱臂,认真且严肃地说,你管经济工作是行使国务院副总理职责,是协助我管经济,这些材料拿去今晚加个班,明天就召集经济口开会!

李富春张嘴还想说些什么,可当他看见周恩来鬓角一缕白发,喉结滚动了一下,将半截香烟捻灭在烟缸里,二话没说,起身抱起桌子上的一叠材料走出了总理办公室。

很快,中央下发了一系列有关抓革命促生产、坚持岗位搞运动的文件。然而面对“文革”熊熊烈火,这些中央指示无疑只是杯水车薪,作用不大。为了便于更好地抓经济工作,1966年8月,李富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李富春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但好景不常,仅隔4个月,他就被卷入了“二月逆流”的漩涡中。

李富春第一次在党的高层会议上说了重话,引发与会许多老将帅对“文革”的不满……周恩来焦急万分,但面对的对手太多……

1967年2月,中央决定周恩来每3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及时处理“文革”中全国各地出现的重大问题。

2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主持碰头会,康生在会上对李富春攻击,说他联络副总理搞地下串连,是“反党俱乐部主任”。

李富春质问康生:“什么是‘反党俱乐部主任?我找同志商量工作,是我工作职责,如果我不抓工作,总理的工作势必压力更大,如果你们信不过,就请组织审查!反正你们手里有权!”

一向谨慎和蔼、善于包容别人误解的李富春第一次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发了火,说了重话。他这一说,像拉了导火线,引发与会许多老将帅对“文革”的不满。

“文革”以来许多老同志被打倒,或者处境不利,朝不保夕。李富春因为协助周恩来搞经济工作,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一时无法打倒他,中南海里的老同志将李富春视为最接近中央核心又最令人信任的知情人,经常到他家打探消息,商量对策,以防文革小组的暗算。时间一长,在文革小组一些成员眼里,李富春成了对抗“文革”力量的代表人物,只有想法整倒他,才能打击那些老资格且死不服气的将帅们,于是,这次连李富春找其他副总理谈工作也成为“反革命串连”的“证据”。

李富春晚上回到家,蔡畅已经睡下,他在自己办公室兼卧室里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咳嗽,喘息中还夹杂着“岂有此理!乱弹琴!”的愤慨之辞。蔡畅被隔壁房间响动惊醒。披上衣服去李富春房间,只见他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烟头散落了一地。蔡畅知道出了事,不然李富春不会生这么大的气。当她知道白天发生的事情后。也很生气纳闷,一个是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一个是全国妇联主席,在家中约人谈事情,是很正常的事,康生怎么能随便胡说,这样不讲党性?

蔡畅一夜不眠,李富春沉重的脚步也来回踱了一夜。

2月16日,周恩来再次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文革小组一方对上次碰头会还心怀不满,这次他们又和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富春没有参加会议,但后来他仍然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起被毛泽东加以批评指责。

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以

为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局政治生活会,林彪最后将中央碰头会上纲为“一次政变预演”,并且定性为“二月逆流”,几个在会上仗义直言的老同志,各自都获得了一顶吓人的“帽子”。

中央党政军碰头会从此中断。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他们将几个老干部分为两摊子,李富春、陈毅、李先念为一摊子,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为一摊子。李富春是打头的,陈毅是联络员,两头跑,说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

在这期间,周恩来焦急万分,曾经多次做工作,希望将这些不实之词推翻,给这些激烈的人身攻击降温。但是他面对的对手太多,无法扭转这不公正的局面。不久,蔡畅也被诬陷为“反党俱乐部黑老板娘”。当大字报贴到天安门时,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情,很是生气:“毛妹子,我从小就认识她,她这样忠厚的人都反党,洪洞县里哪还有好人了?”

蔡畅听到这个消息,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流下了眼泪。

蔡畅小名“毛妹子”巧合了毛家的姓,毛泽东平时也都亲切地叫蔡畅的乳名“毛妹子”。李富春也深知蔡畅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有什么特殊困难和要求,总要“拉”上蔡畅到毛泽东住处一话长短。

这一次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文革”中大发雷霆,此事震动了党内高层,对“二月逆流”的批判随之有所降温。

周恩来在他们最为困难的时候再次伸出了援手。蔡畅清楚地记得周恩来曾经3次救过她的命

“文革”进行到1968年,全国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如果说1967年还勉强搞了一个国民经济年度计划,那么1968年连起草全国计划的条件都没有了。这一年是自从1954年有了第一个国民计划书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

1969年2月,李富春接到林彪的“一号命令”,要求他和蔡畅3天内离开北京,“疏散”到广州从化,并不准他们再回北京。他们带着所有衣物和书籍离开了北京,到广州后他们又几乎与世隔绝,尽管朱德和董必武也在广州从化,但是相互不能串门,更不能交谈。

这是李富春和蔡畅结婚以来,经历的一次少有的精神痛苦。他们虽然情绪低落,但依旧相依为伴、相互鼓励,尽量将每天日程安排满,不让人闲着。李富春牙病严重,疼痛难忍,无法安寝,蔡畅陪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闷热潮湿的长夜。

日历一天天地薄了下去,可他们的处境却一点没有改变……

1970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身为中央委员的李富春和蔡畅也来到了庐山。他们和多日不见也疏散在外地的几位老帅在庐山的山路上不期而遇,但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收住了脚步,远远地凝望着,而不敢贸然上前打招呼。

到庐山后,李富春牙疼更加严重,半面脸都肿了起来。蔡畅心痛丈夫,想告诉周恩来,叫医生来看看。李富春不同意: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少给总理添麻烦,你没见他消瘦了好多……他也不容易啊。

蔡畅想想只好作罢。恰在这时,周恩来打来了电话,询问她们的情况,蔡畅忍不住将李富春牙病说了出来。周恩来在电话那头果断地说,有病应该治,我介绍你们去天津治病,那里有个最好的牙医,我熟悉。你们开完会。就直接去天津,不要回广东了。

周恩来在他们最为困难的时候再次伸出了援手。这个温暖的援手对于蔡畅来说,并不陌生,她清楚地记得周恩来3次救过她的命。这使周恩来与蔡畅除了战友之情又多了一份生死之情。

周恩来第一次救蔡畅是在法国。

1922年国内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停止后,法国政府也加紧了对中国留法学生的“监督”。“勤工”已经十分困难。几乎没有工作可“勤”,“俭学”更是画饼充饥,已不可实现,大家不得不用大部分时间千方百计“勤工”以维持生计。蔡畅和李富春结婚后,先后在巴黎一家电灯厂和手帕厂做工。不久蔡畅怀孕了,身体很不好,生活主要靠蔡畅母亲葛健豪出售自己的刺绣品维持,而李富春担负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不仅要做工,还要做党组织的联络工作。为了节省房租,他们一家居住在一个大筒子楼似的宿舍里。

有几天,蔡畅突然发起了高烧,葛健豪正巧外出做工,李富春去外地做联络工作,没有在家。蔡畅一连发高烧3天,滴水未进。昏昏沉沉中,蔡畅几次想出门求救,均因无力站立而放弃了。说来也巧,周恩来正因为《赤光》刊物的事情要找蔡畅。蔡畅已经昏迷不醒了。周恩来二话没说背起蔡畅就往最近的一家医院救治,并垫付了医治费。等蔡畅苏醒过来,周恩来才离开医院。

1928年在上海,周恩来再次救了蔡畅。

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时期,李富春夫妇和周恩来夫妇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周恩来主要负责中央军委和特科工作,李富春负责江苏省委工作,蔡畅和邓颖超等人负责上海的妇女工作。有一段时间,蔡畅因为连日组织纺织厂的女工罢工,奔波劳累过度,在回家的马路边突然晕倒,不省人事。

此时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早已变成了白色恐怖地带,警察和警车日夜不停地穿梭在各条马路上,居民们心怀恐慌,步履匆匆,不敢上前搭救,即使驻足围观,也没有人敢帮助送往医院,都怕其中有诈。

这时留着大胡子,化装成商人的周恩来正好坐着黄包车路过这条马路。他看见路边围着一群人,上前一看,不由地大吃了一惊,倒地的竟是蔡畅!

他立即叫黄包车的车夫上前,一同将蔡畅扶上车,送到医院。等李富春接到消息赶来时,蔡畅已经脱离危险,苏醒了过来。

1950年,蔡畅从东北来到北京,住在东四一个胡同里,那时李富春还在东北工作。一次中南海开会,蔡畅突然在会场上胃病发作,开始她还忍着,可她惨白的脸色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连忙上前搀扶蔡畅离开会场,并亲自送蔡畅到医院医治。幸亏治疗及时,避免了胃部的大量出血。这次是周恩来第3次出手救蔡畅。

这次庐山会议,由于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李富春和蔡畅才得以离开了广州,回到了北京,前往天津医治李富春的牙病。

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4年6月周恩来住进医院后,邓小平接替了总理的部分工作。对于邓小平,李富春夫妇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曾是李富春夫妇在法国订婚时的证婚人。

1974年10月,邓小平从法国访问回来,和妻子卓琳一起还专门到庆云堂一号拜访李富春夫妇。可此后不久,李富春在卫生间里漱口,吐出了一口鲜血。

北京医院里,李富春病历上赫然写着,肺癌晚期。

重病在身的周恩来突然来到医院和李富春告别。老战友最后一次相见,蔡畅声音哽咽说:恩来,让大姐好好亲亲你,行吗?

1975年1月9日凌晨,蔡畅在中南海接到北京医院的电话,说李富春病情恶化。她感到很意外,晚上她还和丈夫通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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