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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北去

唐春元




1921年7月,13位年轻人带着全国50多名党员的期望,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在上海秘密集会,召开了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3位年轻人中,湖南人有4位,他们是毛泽东、李达、何叔衡和周佛海。

毛泽东: “我到上海去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既出席了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后来成为党的领袖的,只有毛泽东一人。毛泽东对于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印象很深。对此,毛泽东是这样回忆的: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1920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2月,陈独秀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后,便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期间,毛泽东因领导湖南驱张斗争,于1919年12月第二次到北京。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他从罗章龙那里借到了油印本《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使毛泽东知道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它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这次北京之行的另一大收获是,毛泽东通过邓中夏等人的引荐,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先后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取得了联系,向他们请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方法,交换中国革命的有关意见。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树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了上海。他带着许多问题前往淮海中路老渔阳里2号,向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当时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陈独秀请教,和他交流自己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体会,交流改造湖南的见解。陈独秀耐心地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许多问题,并郑重地对他说:“润之,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正在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你这次回长沙后,可以先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搞起来,同时在长沙建立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小组,组建书店,加大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力度,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做思想和组织准备。”

此次在上海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还有过多次长谈,这对于他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斯诺所说的那样:

“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我与他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从上海回到长沙后,根据陈独秀的邀请,毛泽东开始做建党的基础工作。大约是1920年7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把新民学会在长沙的几个骨干成员何叔衡、彭璜、夏曦、易礼容等人约到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妙高峰下,向大家通报了到北京和上海的情况后,特别强调说:

“我这次领导驱张运动到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先生单独谈了多次,向他们讨教改造湖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妙计,他们向我讲了一件事,他们正在与苏俄派来的代表洽谈,商量准备在中国组建中国式的布尔什维克党,即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先生还特别邀请我,先在长沙做些准备工作:第一,创办一个文化书社,推动新思潮、新思想的宣传、学习和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为建党打下思想基础。第二,发起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理论基础。第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使其成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第四,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组织工作。这后两项工作主要是为建党打好组织基础。”

1920年11月底,陈独秀、李达联名给毛泽东等人去信,正式委托他们在长沙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李达还把上海发起组、上海机器工会的组织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等情况告诉了毛泽东。经过慎重物色和考虑,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夏曦等6人,于12月初再次聚集妙高峰下,在建党文件上正式签了字。

1921年6月下旬,毛泽东接到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要求湖南党的早期组织选派、推荐两名代表即日赴沪,出席党的一大。接信后,毛泽东立即找到何叔衡、夏曦、彭璜、易礼容等人,商量推举代表的有关事宜。

经过大家协商,最后推举出毛泽东、何叔衡作为湖南党的早期组织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党的一大。

1921年7月初,毛泽东与何叔衡登上了去上海的小火轮。

7月23日晚上8点,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出现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时,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刻来到了。党的一大在这里胜利开幕了。

上海望志路的106号,是一座两层楼的典型的欧式风格的楼房。这天,这栋楼的二楼上布置了一个再简陋不过的会场。没有耀眼的大灯,也没有记者拍照,只有一盏柔和的电灯在轻轻摇晃着。15把椅子围着一张方桌,依次坐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中间位置则坐着共产国际的代表。作为中共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然后会议推举张国焘当了会议主持人,毛泽东、周佛海任记录员。

当晚,会议结束回到博文女校后,毛泽东的心情特别激动,久久难以入睡。他仔细回忆了马林在会上的讲话,觉得这个洋代表虽然有些天马行空,但在理论上还是站得住脚的。他不时地和何叔衡说着话:“何胡子,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想立即给远在法国的蔡君和森写一封信,告诉他,我们期望已久的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就要在上海法兰西的租界内实现了,而且被共产国际纳入到世界共产党里头去了。唉,胡子,你说这封信可不可以写啊!”

然而,当毛泽东兴奋地描述自己的想法时,何叔衡却早已进入梦乡,以轻微的呼噜回答着他这位润之老弟的提问。毛泽东只好强迫自己睡下去。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主要由各地代表汇报本地区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上海组作为发起组,当然是最先发言,李达谈了上海组的发起、发展情况及党的一大的筹备经过;接着是张国焘介绍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情况。然后是毛泽东介绍长沙党的早期组织及发展情况,并详细介绍了长沙党的早期组织与新民学会之间的关系。这天会议结束时,会议主持人张国焘宣读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要求与会者仔细酝酿,等复会后再详细讨论。

25、26日,大会休会两天。

27日复会后,议题是讨论《中国共产党宣言》初稿。

对于张国焘宣读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初稿,大会充分而热烈地讨论了两天,最后在许多分歧问题上基本上达成共识。毛泽东是大会记录员,只有等大家都发言后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我基本同意鹤鸣兄的意见,我们的宣言必须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即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所以,我认为北京的刘同志似乎有些脱离我们国家的国情,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中的某项原则,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上海的李同志认为我们党只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不走出去发动工人农民,不搞社会革命,这同样是与中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我觉得我们成立中国共产党,搞共产革命,主要目的就是领导和发动工农劳苦大众起来革命,但在具体方式方法和走什么路的问题上,还得从我们国家的实际出发。”

毛泽东的话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只有刘仁静在那里小声地嘀咕着:“什么意见建议,还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典型的调和主义。”

30日,由于会场发言的声音较大,特别是由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过分激动的发言,引起了巡捕的注意,所以派专人来打探。李达见有陌生人到访,立即警觉起来,马上组织与会代表撤离,及时把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继续举行。

8月1日,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租借的一条游船上,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在完成了两件重大事情后,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件重大的事情是:第一,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二,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何叔衡回到了湖南,组建了中共湖南支部,由毛泽东任书记。7年后,毛泽东又领导了秋收起义,创造了中国农村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并开始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28年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帝国主义侵略,埋葬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李达:“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

在出席党的一大的4位湖南人中,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党的一大召开贡献最大的应该是李达,他不仅是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而且是党的一大的组织者和筹备者。在党的一大上选出的3名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最高领导机关中,李达就是其中之一,担任宣传主任,负责全党的宣传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宣传部长。

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东京回到上海。当时,陈独秀与李汉俊正在准备筹备组织中国共产党,立即邀请李达参加。李达欣然应允,参加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发起工作。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建立后,为了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统一起来,增强凝聚力,继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第一次鲜明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月刊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作为首要任务,主要围绕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而展开研究和宣传的,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为建党做了大量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发行量最高时达5000份。毛泽东1921年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就高度赞扬《共产党》月刊不愧“旗帜鲜明”。

1920年11月,李达参与组织、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准备提交有关会议通过。宣言明确宣布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时,宣言还论证了夺取政权的途径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同年冬,陈独秀由上海到广东,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组的工作先由李汉俊主持,代理书记职务。1921年2月后,李汉俊因为和陈独秀在制定党纲问题上发生争执,辞掉了代理书记一职,于是,李达便接替李汉俊,成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实际领导人。李达后来回忆说:1921年2月后,“陈独秀与李汉俊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我觉得党刚才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停刊不编了,他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上海,督促李达等人着手党的一大的筹备工作。对此,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后来说:“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

马林一行到达上海后,经过与李达等人反复商量,最后决定于1921年6月下旬召开党的一大(后因代表未能如期到沪,故推至7月下旬),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根据讨论的决定,李达亲自向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一大。李达在《自传》中对这一情况有具体回忆:“当时党的组织共7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7封信,要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

党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对这件事也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两人参加。”

党的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安排的。召开党的一大的通知发出后,李达立即秘密找寻党的一大会议的地址和代表们住宿的地方。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的朋友需要住宿,你对上海熟悉,有什么办法吗?”

王会悟想了想后说: “离我们现在住地不远的博文女校行不行?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时,她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1917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并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你知道,我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我想她应该给我的面子吧。再说,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他们的家就住在博文女校里。现在,学校已经放暑假,学生宿舍又都空着,我们就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想租用几间学生宿舍住,她一定会答应的!”

李达觉得这个地方很理想,便和王会悟一起去找黄绍兰商谈。黄绍兰见是李达夫妇相求,而且又是为北大暑假旅行团找地方,便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李达和王会悟考虑到住宿的人不是很多,就只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办公房。李达回到《共产党》月刊编辑部后,因为要和夫人挑选大会会址,就托刚到上海的陈独秀的特派代表包惠僧到学校去交了租金。

代表的住地确定下来后,李达又开始为选定党的一大会址奔波。他通过与夫人王会悟的反复考察,最后选定与博文女校紧紧相邻的望志路106号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元老,当时他与夫人外出旅游,住在李公馆是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李汉俊是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又是一大代表,所以,李达同他一说,事情就圆满解决了。

党的一大的主持人是临时民主推选出来的,而且每次会议的主持人不同,但负责会务工作的却是不变的,是会议真正的组织者。李达一直是会务工作的负责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李达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党的一大会务员王会悟后来也回忆说:“党的一大将要召开时,我爱人李达同志把安排会址和外地代表的住处交给了我。”

当会议被法租界巡捕发现后,又是李达立即安排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去继续召开。包惠僧回忆说:敌人发现后,我们商量会议在什么地方继续举行,“李达同志提出到浙江嘉兴南湖去开”。王会悟也说过:在敌人发现的那天晚上,“李达同志叫我当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车的班次,第二天早上代表共十余人分两批去嘉兴”。

因为建党前后李达的理论贡献,更因为他对筹备、组织和召开党的一大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所以,在大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李达当选为中央委员(一大没有设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宣传部长。1923年,因为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严重分岐,李达随后脱离了党的组织,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成为我国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1949年12月,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受到诬陷和迫害而于这年的8月24日在武汉含冤去世。

何叔衡:年纪最大的党的一大代表

13位党的一大代表,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平均年龄28岁,30岁以下的有10人,其中年龄最少的刘仁静只有19岁。但是也有例外,在这13位代表中,有一位已经45岁,而且曾是晚清秀才,他就是湖南代表何叔衡。对此,何叔衡和毛泽东在一师的同学萧三这样写道: “当时毛泽东虽然只是个28岁的青年,但是他身体高大英俊,谈吐不凡。……而且又有40开外、留着八字胡、老成持重的何叔衡,所以湖南代表给到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讲习班,与从第四师范合并而来的小他17岁的毛泽东,成为志同道合的忘年之交,而且他一直热情地支持着毛泽东在湖南开展的一切革命活动。在一师结业后,何叔衡一边在长沙楚怡学校和第一师范附小等校任教,一边积极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从事以学生和青年为主体的革命活动。1918年4月,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成立新民学会,并担任了学会的执行委员长。这时候的何叔衡已经42岁,但他越过年龄的鸿沟,与青年学生为友,那种革命激情,甚至比一般青年还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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