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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新中国诞生前的对外交往

刘华清




对外交往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成立时起,党就十分重视对外交往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对外交往,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争取了宝贵的国际支持,为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成立到遵义会议前,中共与共产国际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在共产国际的呵护下,中共度过了呀呀学步的幼年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开展了对外交往,主要对象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来华,他的使命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维金斯基在北京找到李大钊,然后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上海开始实施建党的具体准备工作。1921年6 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他们一同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中共成立不久,就开始走上国际舞台。1922年1月底至2月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派出了14名代表与会,这是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中共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纲领提供了直接帮助。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等。

远东大会让中共看到了共产国际的力量。当时,中共在思想理论上、组织上以及财政经济上都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的帮助。因此,1922年6月,党的二大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从这时起,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共产国际便当起了中共的“保姆”。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向中国派出代表。这是1928年前的主要方式。期间,来到中国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有10余人,除维金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外,还有达林、越飞、加拉罕、鲍罗廷、罗易、勃留赫尔(加仑将军)、罗米那兹等,1928年后又有米夫、李德等。第二种是由中共向共产国际派驻代表团。1928年6月,在党的六大期间,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自此至1940年春,中共中央先后向共产国际派出了以瞿秋白、王明、王稼祥、任弼时为主要负责人的四批代表团。遵义会议前后各两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列宁学院等为中共培养了1000多名干部。此外,还给中共提供了一些特殊政策,譬如,1928年,由于诸多原因,中共提出到苏联召开六大,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要求。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了党的六大。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在得到共产国际呵护的同时,中共也常常遇到“成长的烦恼”。米夫的颐指气使,李德的飞扬跋扈,给许多中国同志留下挥之不去的记忆。

共产国际的指导,给中共和中国革命带来双重影响。党的成功与挫折,大都打上了共产国际的烙印。就前者而言,1922年至1923年,共产国际提出统战政策,让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结果,不到3年时间,中共便从一个只有400名党员的秘密小组织,一跃成为一个拥有5.7万名党员和掌握着上百万工农团体的群众性政党。就后者而言,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共产国际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和暴动政策,把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并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这一政策把中共弄成了“孤家寡人”。

经过幼年的挫折,中共通过遵义会议走上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斯诺的到来,向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从此,国际人士纷至沓来,原本清闲的交际处一下子忙碌起来

早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就设立了外交部,但直至长征,也没有接待过外宾。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改为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外交部,下设交际处,负责接待外宾的工作。在保安,交际处建起了一幢4间小砖房的招待所。1936年7月,这里迎来了第一批外宾。

1936年春,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给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发出指示,让他们物色一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名外国医生到苏区访问,了解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上海党组织通过宋庆龄来做这个工作。宋庆龄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因为他们曾向她表示过访问苏区的愿望。

6月初,海德姆从上海西上,斯诺从北平南下,两人于郑州会合后前往西安。斯诺怀揣着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给他的一封用隐显墨水书写的致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海德姆则带着宋庆龄给他的半张5英镑的钞票。两人到达西安后,在“西京招待所”与持有另外半张5英镑钞票的“牧师”接上了关系。他们在西安地下党员的安排下,于7月中旬秘密进入了陕北苏区保安。这是中共和红军第一次在苏区接待西方记者。7月14日,中共中央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

在这里,斯诺四处奔忙采访收集红军长征的第一手材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朱德、彭德怀、林彪等红军将领无一不在采访之列。在保安窑洞,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五六次长时间的谈话。在苏区采访了4个月之后,斯诺读懂了红军和苏区。1937年7月,他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向世界报道了中共以及红军的真实情况,一经问世便风靡全球。斯诺陕北之行,使中共及其领导的苏区向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

自斯诺推开苏区这扇大门之后,来陕北访问的外国人士逐渐多了起来,到抗战初期,访问过陕北的外国记者便有10多人。

随着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增长,许多英美在华人士,特别是新闻记者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兴趣越来越浓厚。1944年2月,他们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允许外国记者到西北中共控制区域访问。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政府虽然作了种种限制,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中外记者的西北之行。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抵达延安。这个记者团中的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以及路透社、塔斯社记者等。中共中央把记者团的到来看作打破封锁的契机。6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这是“把一座被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

记者们到延安和边区访问后,大都为那里的景象所吸引和感动,他们离开边区后,写了许多反映边区真实情况的作品,如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白修德与贾安娜合作的《中国的惊雷》,史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的《北行漫记》等等。

记者们用手中的笔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扩大了中共在世界的影响。除记者和作家外,还有外交官员。这些国际友人的到来,使原本清闲的交际处一下子忙碌起来。

同时,中共还千方百计走出边区开展外交活动。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国统区派驻机构,中共便通过其代表团、八路军及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合法机构开展对外交往,使其成为外部世界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

与“迪克西使团”打交道,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经赫尔利特使建议,毛泽东亲笔给罗斯福总统写信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一直希望建立起与美国官方的联系。1944年,机会终于来了。

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国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飞机第一次飞延安。乘坐这架飞机去延安的是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一批美国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还有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他们就是美国驻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奉美国政府之命而派遣的美军赴延安观察组。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共18人。

美国给观察组取了个代号,叫“迪克西使团”。迪克西,原来是指19世纪中叶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部反叛各州,这里则暗指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控制区。

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的主要使命是了解华北日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同时探索美国与中共合作以及国共和解的可能性。中共热烈欢迎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认为这是中共与美国联系及合作的开端。毛泽东亲自修改8月15日《解放日报》社论,在原稿“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加上“战友们”几个字,并在社论中指出: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8月18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布《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分别多次接见观察组成员,向他们全面介绍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实行人民战争的生动事实及各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形,表达了积极与美军合作的愿望。美军观察组对边区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及共产党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向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发回了大量报告。这些报告对美国决策者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抗战时期,延安接待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前陆军部长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试图促成国共和谈。1944年10月间,赫尔利在重庆与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多次交谈,说明他来中国的意图,并表示访问延安的愿望。

11月7日上午,赫尔利乘坐的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赫尔利表明,他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派而来的。会谈时,赫尔利拿出一个他与蒋介石共同草拟的文件,共有五项条款,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命令,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毛泽东告诉赫尔利,中国需要统一,但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9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与赫尔利谈判的问题。10日,毛泽东交给赫尔利经中共中央修改过的五点建议,即《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当天,毛泽东和赫尔利在这个一式两份的文件上签了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签字的,文件还留有专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签字前,赫尔利说:“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

应赫尔利建议,11月10日,毛泽东亲笔给罗斯福写信,信中说:“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3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中共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拒绝在中共提供的协议上签字,赫尔利后来也出尔反尔,致使五点建议成为泡影。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外交基础,1945年,美国政府才会同意中共方面推荐的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的东方堡垒。中共与兄弟党相互支持,真正的党际关系由此开始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仍然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抗战初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十分微妙。

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职务由在莫斯科养伤的王稼祥接替。王明回国伊始,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由于王明的“新方针”涉及到共产国际,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以来的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实质所在。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

1938年3月,任弼时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莫斯科。4月14日,他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并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大纲,全面介绍了8个月以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书面报告大纲作了说明和补充。王稼祥也全力配合和支持任弼时的工作。任弼时和王稼祥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了解和支持,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来自中外18个民族的130多位代表参加了大会。荷印职业革命家阿里阿罕致开幕词,朝鲜代表武亭致闭幕词,朱德作总结报告。日本代表森健、日本女代表原清志、荷印代表毕德文、越南代表黄振光、泰国代表马纳、犹太族代表叶华和桑柏格尔德等先后发言。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说:“各民族都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很好的现象。”这是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行径的一次盛会。

一批国际著名职业革命家来到延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在共产国际工作9年后,于1940年4月秘密来延安开展反战运动。他发起组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和森健等人创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并任校长,从事日本战俘的思想改造工作,培养了900多名反法西斯战士。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并在会上发言。来延安的还有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他1938年底结束在苏联的学习,经新疆到达延安,参加八路军,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

在延安,中共与兄弟党相互支持。1937年德、意法西斯入侵西班牙,中共派出旅德支部负责人谢唯进等100多名中国勇士参加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战争。同年5月15日,毛泽东给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写信表示:“我们认为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你们在西班牙的斗争是休戚相关的。中国共产党正以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来支援西班牙人民,并向你们学习。”

除了开展与兄弟党的联系外,中共还同一些民族政党建立了联系。1939年7月11日,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来信说:“我们充满着景仰,注意你们的事业和八路军的业绩已经好几年了。……我热切希望能够到中国,亲自带给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祝愿。”他于8月23日应国民政府邀请到中国访问。8月27日,毛泽东致电尼赫鲁,欢迎他访问延安。尼赫鲁接受了邀请。后来,由于印度国内局势变化未能成行,但两党的友谊却从此开始。

米高扬来到了西柏坡,司徒雷登却取消了北平之行。在苏美对峙格局中,中共中央形成 “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继续与两个大国打交道,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

由于此时美国扶蒋反共的意图昭然若揭,中共对其保持戒备态度,与其交往比较集中的有两次。

一次是解放战争初期在“军调部”的交往。1945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任命前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12月23日,周恩来、叶剑英拜会了马歇尔。经美方调处,1946年1月上旬,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设立3个委员,中共、国民党政府、美国各一人。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作为三方会议的召集人。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和美方代表饶伯森进行三方谈判,调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军调部美方委员吉伦中将,送交叶剑英一份书面声明,说明美国政府已决定结束与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部的关系。中共与美方在军调部的交往就此结束。

一次是解放战争后期与其驻华大使馆的交往。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美国大使馆没有随国民政府南迁,司徒雷登大使仍然留在南京。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担任过燕京大学首任校长,1946年7月任驻华大使,在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比较公正。这时,黄华受周恩来的委派,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司徒雷登对于黄华的到来十分欣慰,因为黄华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又是他的秘书傅泾波的同学。5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司徒雷登还计划访问北平。6月28日,黄华转告司徒雷登,周恩来欢迎他去北平燕京大学,也欢迎在北平跟他会晤。但是,司徒雷登的计划没能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他只好于8月初返回美国。中共与美国交往的大门从此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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