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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三线建设始末

周敏之




高层决策:把湖南建设成坚不可摧的战略基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整个中国上空战云密布。

东方和南方,面临着美国军事势力的重重包围,美国在越南南方疯狂地发动战争,战火直逼我国的南大门。北方,苏联在边界线上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争端事件不断发生。西方,印度在美国和苏联的唆使下,不断蚕食我国领土,两国边境冲突愈演愈烈,1962年10月爆发为成规模的战争。东南沿海,盘踞在台湾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咄咄逼人,叫嚣反攻大陆,不断地派出飞机、军舰、武装特务窜犯骚扰东南沿海地区,台湾海峡局势紧张。

备战,成了毛泽东关注的头等大事。1964年4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该报告认为我国工业过于集中,大都在沿海一带;城市人口密集,特别是沿海的大城市,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很小。这种状况,一旦敌人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后果不堪设想。

北部湾事件,加深了毛泽东备战的紧迫感。他紧张地关注战争的态势。8月6日清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这个行动指的是他的一个多年宿愿——骑马沿黄河考察,既有浪漫的诗情驱动,又有现实的经济目的,可惜因战火而受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提出三线建设,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预设为三条战线: 沿海地区为“一线”,此为前线;中部地区为“二线”;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全部以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全部以及晋西、豫西地区的西北为“三线”,此为后方战略基地,俗称“大三线”。各省份靠近内地(与边疆相对)的腹地,称之为“小三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三线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重点是建设西南后方,预计10到15年内完成。

在毛泽东的战略布局中,湖南是一颗重要的棋子。湖南位于我国东南腹地,长江中游,是连接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桥梁,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湘西更是建设后方战略基地的“天然良港”,境内沟壑纵横,溪河密布,峰峦起伏,洞穴连绵,武陵山脉由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境,西部与云贵高原相连,北部与鄂西山地交境,东南以雪峰山为屏障,平均海拨800~1200米,是国防工矿企业进山进洞的理想之地。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湘西被列入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自在情理之中。

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深知兵贵神速。1964年8月,省委成立省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张平化亲任组长,负责全省国防工业建设。1965年1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湖南国民经济计划纲要》,把三线建设纳入重中之重。2月,成立省国防战略领导小组,由省委、省人委和省军区的主要领导组成,张平化任组长,统筹协调三线地区的建设规划、动员和组织等工作。1965年新年伊始,大批建设队伍和物资浩浩荡荡开进湘西地区,拉开了三线建设的大幕。

1966年2月20日,三线建设的第二个年头,毛泽东回到湖南,一下火车,便接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第二书记王延春,书记李瑞山、华国锋,候补书记苏钢。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长谈不已。他谆谆告诫湖南的党政领导,要搞农业机械化,三线建设要注意发展钢铁生产,说:“经过一年来的实践,看来,三线地区的钢铁工业建设,也是有条件加快的。”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6月28日,毛泽东又风尘仆仆来到湖南,在长沙接见黎原、华国锋,听取湖南工作汇报,指示说:党的九大以后要抓革命,促生产。这次,毛泽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湖南10年建成工业省。10月,毛泽东又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恶化的判断。依据对战争可能爆发的紧迫性认识,一度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进展缓慢的三线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回湖南,听取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湖南的三线建设,生机盎然。

全省总动员:百万大军战湘黔

1970年,党中央决定修建西南后方的大动脉——湘黔和枝柳铁路。8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湘黔和枝柳铁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华国锋下达全省总动员令,从而掀起三线建设的新高潮。

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报名请战,形成人人争上战场的热烈气氛。湖南隆回县塘市公社大拖大队贫协主任胡友元,这个土改中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当时家中两个小孩得重病,需要照顾,但是作了简单安排后,他义无反顾来到三线建设工地。隆回县滩头公社城上大队老贫农申二姑,时年67岁,听说毛主席指示修战备路,动员全家儿子、媳妇、孙子8人上战场,她对家人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去修战备路,你们去了要好好干,修好以后领我去看毛主席给我们修的幸福路。”

当年年轻的长沙知青方亚伟清楚地记得:1973年5月24日,妈妈在日历上深情地写上:“亚伟今日4时15分乘专车赴怀化三线”。和方亚伟一样,湖南近200万干部、民兵,打起背包,奔赴湘西、湘中、湘南的崇山峻岭,参加三线会战。

三线建设的亲历者谢石,对于当年会战场面,依然记忆犹新。他回忆道:“工地上每天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民兵都是肩挑手挖,一行行的扁担队伍穿梭奔跑,没有偷懒的。当年那种自觉和干劲,现在几乎不敢相信。”

党中央和湖南省委从军队和地方抽调了大批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各种工程会战指挥部,加强对施工的领导。参加三线建设的民兵,全部按照军队师、团、营、连编制组建,实行军事化管理。泸溪县的覃仁岗至今还记得:那一年他从生产队赶到公社集合后,首先办了3天学习班。学习期间,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像解放军战士那样叠好被子,紧接着是早操训炼,早饭后便是政治学习、纪律学习。出发前,还召开了誓师大会。由于交通工具缺乏,同许多民兵团队一样,覃仁岗所在的泸溪团也是步行去三线工地的。行军途中,每个连队打着一面红旗。途中路边张贴着各种标语,墟场两旁老百姓的家门口都摆着食品和茶水。有些老百姓还亲手拿着食品或端着茶水送到民兵面前。那情景,使覃仁岗他们真正体验了一次在电影上看到的人民群众欢迎或欢送解放军的感人场面。

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覃仁岗回忆道:住的是工棚。工棚四周不是用树条就是用竹子夹着,顶篷盖的不是油毛毡就是山上的野丝茅。床铺都是打着树桩架起来的统铺,没有电灯,最难忍受的是食品匮乏,伙食单调。民兵每月工资36元,每天口粮一斤半大米。36元工资,其中21元交生产队记工分,10元留连队作伙食费,5元发给个人零用。这在当时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已经是国家所能给予的相当不错的待遇。但是由于劳动强度大,兼之队伍庞大,又多处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路途遥远,后勤难以保证,断粮断菜、忍饥挨饿的情况时有发生。吃饭问题,成了考验三线建设者的一大难题。修文民兵团参谋长张德华对此印象很深。他们团所在地不种其它蔬菜,只有南瓜。天天吃南瓜,吃得胃都翻出来。有的民兵发牢骚,说:上顿南瓜,下顿南瓜,发了工资就回家。个别意志不坚定的甚至私自脱队。

施工更是艰难,全凭钢钎、大锤、铁锹、钉耙、筲箕和锄头等原始工具,缺乏挖土机、推土机等现代化机器。碾压路基,七八个人抬起一个大木头或大石头做的冲槌,一边喊着号子,一边上下捶打,或者几十个人拉着一个用水泥做成的几吨重的大滚子往返来回拖碾。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下雨当流汗,刮风当电扇,修好战备路,埋葬帝修反!”很多路面是在悬崖峭壁上修出来的,民兵们身上拴着粗大的绳子从山顶上放到半山腰上,悬在峭壁上打炮眼,山上不时有松散的石头掉下来,有时还会出现大面积塌方,相当危险,有人还为此献出了生命。

在三线大会战中,“红色娘子军”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八○九工地民兵团六连“红色姑娘班”共产党员陈叙娥,处处不让须眉,“专捡重担挑在肩”。运距6里路,挑砖,她每担平均挑24~26块,最多挑36块;挑土,别人挑两筐,她挑四筐,很多男民兵都自愧不如。她多次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区县代表大会,受到嘉奖。

修文民兵团和铁三营共计4000多人,担负修建桥隧工程任务。1971年1月至1972 年5 月,不到一年半时间,完成主体工程2229.07米,总圬工量(混泥土工程量)33511.66 立方,土石方46645立方, 采片石21970 立方, 碎石19704 立方, 砂子39621 立方等。这样少的人,凭借简陋的工具,在如此复杂的地形和在这么短的时间,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实为罕见!

沧海桑田:深山沟射进了现代工业的第一缕阳光

1973年以后,国际关系趋向缓和,世界政治“大三角”相互制衡的格局基本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以军事为目的的三线建设,徐徐落下了帷幕。

三线建设规模之大,在湖南历史上前所未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地区、邵阳地区、娄底地区和常德、益阳两地区的大部分县市及零陵地区的部分县市,这些总面积达10余万平方公里的三线地区,深山沟里射进了现代工业的第一缕阳光。

1965 年,三线地区公路不足一万里。三线建设铺开以后,中央和湖南省先后投资近2亿元,到1978 年,修建公路18000 余公里,比1965年增长近2倍,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特别是湘黔和枝柳两条铁路的修通,使湖南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湖南西部地区能源储量极其丰富。三线建设期间,中央和湖南省先后投资近10亿元,开发能源工业。先后建成大中型水、火力发电站7座,小水电站500 座,扩建柘溪水电站,新增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比1965 年全省装机容量增长近6 倍。架设22万伏高压输电线路520公里,基本上满足三线地区工农业生产用电和人民群众生活用电需要。新建和扩建大中小型煤矿400 多处,全省的原煤生产由1965年的90多万吨上升到1978年的800 多万吨。

湖南三线地区工业十分薄弱,1966 年工业总产值仅3亿元,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9%。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和湖南省投资30多亿元,新建和扩建大中型企业70余个,建成兵器、航空、航天、电子、核工业等大中型厂矿35个,重要科研院所2个,成为全国国防工业规模较大、物资技术基础比较雄厚、门类齐全的重点地区之一。民用工业投资10余亿,建成29个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成为三线地区的和湖南省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

三线建设还促进湖南的工业布局趋向合理。在此以前,湖南的经济重心是京广铁路沿线,其中长沙、株洲、湘潭、衡阳4市的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0%,而占全省土地面积一半的三线地区,仅占全省工业总产值9%。随着三线地区大批工矿企业的兴建和东南沿海一部分重点企业的内迁,湖南工业布局和生产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到1984 年,三线地区有大中小型工业企业86000 余个,占全省工业总户数的39%;工业产值63 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7.4%,比60年代中期增长了近3 倍。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交通的改善,冷水江、娄底、邵阳、怀化等一批新型城市在西部崛起。

发展农业是三线建设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充分保证三线建设和战备的需要,湖南遵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始终紧抓农业不放松,创办了一批农药、农机设备制造企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969 年至1973 年,兴建完善大中型水利工程近百处,小水库3000多座,塘坝11万处,新增加排灌设备570万马力,可使600万亩田地旱涝保收,从而为湖南农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三线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中方县活水乡龙星村村民吴达炳有着切身的感受。盛夏的一天,他来到怀化城,在儿子的陪同下,逛大街、过天桥、进商城、乘电梯,移步换景,让他流连忘返。这位曾经参加过三线建设的老人情不自禁地感叹到:“榆树湾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怀化城还是一个被称作榆树湾的小镇,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城镇人口不到4000人。到70年代末期,怀化城区人口已达7.8万人,城区面积10余平方公里,被誉为“火车拖来的怀化城”。

当然,作为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湖南的三线建设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三线建设中的许多做法违背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不计成本、效益和市场,过快过急过大,其中失误、浪费、损失也很大,不过瑕不掩瑜。“三线”建设在湖南的历史上留下了光彩而厚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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