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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愤之作《实践论》《矛盾论》诞生始末

吴珏



回击教条主义的发愤之作

1936年12月底,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中共中央即将面临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于是决定迁往一个离抗日前线更便利一些、群众更集中一些的地方去。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央各机关来到延安。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学校和部分武装队伍来到延安后,除了驻扎在庙宇和公共场所,大都住在延安城内外的老乡家里。毛泽东就住在延安城西凤凰山下一位李姓的老乡家里。

这是一孔四方平顶的窑洞,在窑洞前面,横砌了一道黄土墙,窑洞内成天不见阳光,阴暗潮湿。警卫员生了一盆炭火,也无济于事。早晨起床后,捏一捏被子,竟是潮湿的。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发愤学习。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毛泽东后,记述了这一幕:“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发愤读书呢?他曾在一次谈话中风趣地解释说,有一位同志(指王明)给我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这才逼得我发愤读书。

当年,井冈山道路开辟后,毛泽东率领红军转战于赣南、闽西。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之发展成为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中央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

可惜,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那些喝过苏联“洋墨水”的人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鼓吹“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等。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他眼睁睁地看着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一天天缩小,最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他心痛、愤怒,却无能为力!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央的错误领导,确立他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使党和红军有了转机。

惨痛的教训,让毛泽东下决心要找出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找出那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但这只有从哲学上加以总结才能做到。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而毛泽东自己认为“我的工具不够”,“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研究为主”。

通过学习、思考,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于是,他不仅要发愤读书,还要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从哲学上展开对实践和矛盾问题的深入分析,并由此总结出一系列重要结论,让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以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实践论》、《矛盾论》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的发愤之作。毛泽东发“愤”,不是发个人之“愤”,而是为党、为革命事业发“愤”学习、著书。

在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写了较长的题解,来说明写作“两论”的缘由。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这种错误思想(还包括经验主义)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两本书就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

博采众长的勤奋之果

为了批判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毛泽东到处找马列的书来读。甚至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也还在读《反杜林论》。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读书条件也有了改善,毛泽东更加发愤读书。

在这期间,毛泽东究竟读了多少书?写了多少读书笔记?作了多少批注?恐怕只有延安的窑洞和小油灯最清楚。

光就《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引用过的就有12本书:

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史>第一卷<伊利亚学派的哲学>一书摘要》、《关于辩证法问题》、《共产主义》、《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做什么》、《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批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马克思: 《费尔巴哈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

恩格斯: 《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辩证法·量与质》。

斯大林: 《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由于战争环境,上述12本书,现在大都找不到了。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有一本1930年上海明日书店出版的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笛秋、朱铁笙合译),这本书是大32开,共6章,第1~5章的重要论述下,都有毛泽东画的直线、曲线,主要段落旁有的也画直线。这些标记是用毛笔和铅笔两种画出的,有的在同一章节中同时出现,说明至少也是读过两遍的。第二章“经验批判论的认识论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毛泽东批画最多的章节。他不仅每句下画有直线,许多段落旁还画着双直线、双圈。在第六节“认识论的实践标准”中的这句引文下和整个段落中都画有直线、曲线,旁边画着双直线,段末还画着两个大圈。

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读马列经典原著,还认真研读中外哲学家的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毛泽东研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出版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收到作者寄来的书后爱不释手,说它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全书854页,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写下了3500多字的批注。毛泽东自己说,他读过10遍!

毛泽东研读过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

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毛泽东读后作了3000字的详细摘录,并写信对艾说,这“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

毛泽东仔细研读过苏联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全书491页,留有批画符号的有186页,将近占全书的2/5。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集中在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3节内,写有2600多字的批注。

毛泽东还仔细研读过《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两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李达、雷仲坚合译,上海笔耕堂出版),一册为1935年第3版,一册为1936年第4版。这两册32开,582页,足有一寸厚的平装书,被毛泽东翻阅得连装订都松散了。全书共6章,几乎都画满了直线、曲线、圆圈等标记,重要章节的天头、地角、行间写满了批注。批注洋洋洒洒,字迹小如5号铅字。批画用的是3种笔:毛笔、黑铅笔、红铅笔。在同一章节的批画中,有时3种颜色的笔迹同时出现,这说明他在这些地方至少读过3遍。

全书批注约1.2万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

米丁主编的教科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毛泽东在1936年到1937年7月之间读的,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较大,也为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光辉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直接准备。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读过其他一些哲学著作。主要有:《哲学概况》(张如心著,1935年10月出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等著,柳若冰译,1935年3月出版)、《历史唯物论》(布哈林著,刘伯英译,1930年8月出版)、《朗格唯物论史》(李石岑、郭大力合译,1936年出版)、《机械论批判》(故托里雅诺夫著,任白戈译,1932年出版)、《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严群著,1933年出版)等。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形成的哲学框架的基础上,毛泽东又经过刻苦攻读,博采众长,提炼升华,伟大的“两论”呼之欲出!

1937年4月至卢沟桥事变前,毛泽东应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共110多个学时。

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讲稿,由红军总政治部把提纲整理出来,经他本人同意,油印发给了学员。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早油印本封面注明是“1937年9月印”,《实践论》是这个《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的最后一节,《矛盾论》是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节。原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整个讲稿虽然是比较简略的“提纲”,但这两节看来是根据记录作了整理,已不再是“提纲”,而是完整的论文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当时单独油印过。毛泽东还将亲笔署名的油印本送过人。

《实践论》、《矛盾论》问世后,在抗日根据地陆续传开。有的地区还将它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这“两论”作了修改,特别是对《矛盾论》作了较大修改。他一直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写得好,对前者甚为满意,对后者并不太满意。

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两论”分别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正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又出过单行本,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所熟知。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高峰之巅

《实践论》与《矛盾论》既是哲学道理的学术阐释,又体现了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气魄和精神。

怎么让深奥的哲理成为大家的精神武器呢?毛泽东的做法是: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抽象的哲学概念,用深奥的哲理分析人们所关心的政治、社会、科学、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

一次,毛泽东给学员们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时,他说:“唯物主义就是从实际出发,老老实实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路是要走,人要吃饭,炮子是可以打死人的,这是普通的常识。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就不懂得这些,好像路是不要人走就可以到的,人可以不吃饭,炮子不会打死人,搞盲目冒险。这不是革命,是葬送革命。我们有些同志,对情况不分析研究,人家一鼓励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莽家,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不要当乱撞乱碰的鲁莽家,而要作一个勇敢而明智的英雄。”

“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要克服鲁莽的毛病。”一个学员听着,没等毛泽东讲完话,就站起来说。

“不!主席讲的是我。我一定要去掉不认真分析研究实际情况的缺点,作一个勇敢而明智的革命者。”又一个学员“霍”地站起来表态。

“不!主席讲的是我。”接着又有几个学员站了起来。

从此,“不当鲁莽家,要作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大家的座右铭。

一次,毛泽东给抗大学员讲《矛盾论》。开头,一些人对矛盾这个词搞不懂。毛泽东就打了个比方,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互相斗争,这就是事物的矛盾。”

正讲着,瓦匠在房顶上开始修房,“叮叮当当”敲个不停。毛泽东随即就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需要安静的环境,他却在房顶上敲打,我们要上课,他要工作,这就发生了矛盾。”

毛泽东还讲:“一个人脑子里有两种思想,也在经常打架……”

毛泽东讲得生动而又风趣,把一些哲学原理,讲得浅显易懂,听课的老同志、新同志、教员、炊事员都豁然明白,就像明媚的阳光照进了心灵的窗户。

为了使大家听懂“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论点,毛泽东举出鸡蛋要适当的温度而孵化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小鸡的生动例子。

为了说明“你要有知识,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道理,毛泽东举了一个人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梨子,使大家一听就懂,印象深刻。

再比如,毛泽东讲到事物是相互影响的时候,讲了武松打虎的例子。说武松打虎是武松和老虎的关系,似乎与松树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武松忽略了一点,结果哨棒一下子打在松树上了,这是因为没有注意到松树,松树就发挥了作用,限制了他。后来武松懂得了利用有利条件,趁老虎扑过来的机会,因势利导,把老虎按在地下,终于把老虎打死了。这个生动的故事,说明我们与敌人斗争时必须考虑到外部的条件,使它发挥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作用。

毛泽东就是这样用生动的比喻阐明深奥的哲学,所以,毛泽东阐述的哲理虽然深刻,但深入浅出,很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这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成为现实。从《实践论》和《矛盾论》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高不可攀、深不可懂,不仅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成为必要的修养,也是普通党员、战士认识事物的工具。

照亮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

璀璨明珠

“真正的哲学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两论”在过去70多年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两论”在中国大地上的影响和在改造中国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威力,是任何一部哲学著作都无法比拟的。

“两论”发表后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使全党在理论上,搞清楚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什么是错误的?错在哪里?这对于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两论”问世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此,中国革命摆脱了两次受挫的阴影,走上了一条充满阳光的胜利大道。

经过“两论”的熏陶以及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全党高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旗,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两论”精神,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这就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两论”对社会的巨大震动和深刻影响,其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认可、所掌握方面的盛况,对于专门论述哲学理论的论著来说,也是空前绝后的。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它;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士和青年,也偷偷地学习它,研究它;甚至连国民党军队的某些高级将领也研究它,希望从中找到共产党军队老打胜仗的秘密。

新中国成立后,亿万群众学“两论”,并且数次掀起学习高潮。可以说,“两论”在中国武装了几代人的头脑,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认识模式、工作方法乃至生活方式,成为他们投身社会实践的精神支柱。

陈云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和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

普通工人出身的李瑞环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就我个人体会,把‘两论作为学习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途径……我认为,当前学哲学仍然可以提倡从学‘两论入手,这同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著作不矛盾,同强调着重学基本观点也是一致的。在学习‘两论时,还要注意同学习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论著结合起来,加深对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

“两论”虽然发表于70多年前,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面貌更是翻天覆地,“两论”中的某些具体材料和事例可能会过时,但它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它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永远也不会过时。

(压题照片为:1949年,毛泽东在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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