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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的那些湖南志士

殷鸿博



编者按:百年辛亥,百年沧桑。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百周年纪念日,本刊特设专栏纪念,推出《辛亥革命中的那些湖南志士》、《湖南人与武昌首义》、《湘籍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等三篇文章,和读者一起缅怀湖南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丰功伟绩。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拐点。它的爆发,是千千万万爱国志士前仆后继,用无量头颅无量血奏响的时代最强音;它的成功,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画上了休止符,使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从此天下成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家一姓之私器。时光悠悠,百载荏苒,回眸那幅百年前波澜壮阔的革命画卷,湖南人无疑在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士已逝,忠骨依旧,拂去积厚已久的历史尘埃,让我们重读三湘先辈的慷慨壮烈。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历史进入19世纪末,清王朝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它的衰亡期。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后,国势阽危,山河日颓。然而,就如同病入膏肓的人拒绝吃药一样,清廷仍顽固坚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卑躬屈膝,对内虐民以逞。在百日维新遭封建守旧势力残酷镇压,八国联军侵华导致签订空前耻辱的《辛丑条约》后,广大有识之士认识到:腐朽满清已不可救药,要想避免亡国灭种之惨剧,唯有动“大手术”——革命!而革命的第一要务在于思想启蒙,在当时中国这个自秦以后便无民权的国度,要唤醒被封建专制荼毒数千年之久的民众,谈何容易?!无数志士为此纷纷发奋著书,大声疾呼。在他们中间,有两位湖南人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革命气节。

在英国利物浦的安菲尔德公墓,耸立着一块高大巍峨的宝塔状花岗石墓碑,碑塔正面中文书写:“中国蹈海烈士杨先生守仁墓。”塔基用英文写成,中文译为“中国烈士杨守仁,是因政治思想而死的,死时40岁,1910年8月5日”。这名叫杨守仁的中国人,为何在遥远的异乡埋骨百年,他又有着怎样的经历?

1902年冬,有一本书名为《新湖南》在日本东京刊行,而这本以省区命名的书,内容却“名不副实”。书里愤懑地指出:“中兴后,数十年来吾湖南人无日不在黑暗地狱中”,“迫矣蹙矣,亡无日矣”,感叹列强“于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臂之妙术,满洲政府为之伥,而列强为之虎,满洲政府为之囮,而列强为之罗”。痛斥满清官僚“见西客则为娼妓之迷人,见湖南士民则如苍鼠之变虎!”还主张要“改造社会”,“不能仍旧社会而组织之,必须破坏旧社会而涤荡之!”这本“大逆不道”的“反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时人的普遍关注,很快“风行于世”,并且大量越海“传布内地”,成为当时散布“最多”、影响最大的读物之一。这个大胆的作者就是长沙人杨守仁。他的本名叫杨毓麟,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少年时就“益泛览国朝人经说、本国文学、历史。尤留心经世之学,欢迎人所著关于时事之书,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已”。

除了写成《新湖南》这本要早于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革命启蒙书,杨毓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雄浑天下的文笔。1907年,他受聘为《神州日报》总主笔。其间,他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小品文,鞭挞专制,讥讽时弊,不遗余力。其文大胆泼辣,幽默滑稽,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

他并非舞文弄墨的一介书生。留日期间,他 “专主暗杀,研究爆炸物十余种,尝就横滨梁某学制炸药,因拂案误触药屑失慎,一眼失明。党人能制炸弹,自守仁始”。1903年4月,留日学生集会于东京,召开拒俄大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他积极参加,担任北方暗杀团团长。1904年,他参与华兴会组织的长沙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清廷追捕,改名为杨守仁,并与宋教仁等一起逃亡日本,后在日本正式加入同盟会。

1911年夏,杨毓麟在英国苏格兰爱伯丁大学专习英文,闻听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菁华多殁于此役,于是忧愤难寐,时哭时歌,“精神痛苦,如火中烧”。后更闻列强有实行瓜分中国之说,痛苦日甚,不能自持,遂留下遗书后,于1911年8月5日赴英利物浦大西洋海岸边投海自沉。噩耗传至国内,黄兴悲痛不已,称:“适得杨君笃生在伦敦自沉消息,感情所触,几欲自裁。”

杨毓麟虽未阵亡于沙场,然为黄花岗而蹈海追殉,当为“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亦不为过!

无独有偶,在杨毓麟之前,也有一位湖南志士与他殊途同归,他就是新化人陈天华。

与杨毓麟倾向于“中等社会”领导革命不同,陈天华则带有草根色彩。他幼时从父识读,虽家境贫寒,仍坚持好学不辍。1903年春,他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同年,先后撰写了《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部流传千古的著作。

革命浪潮汹涌而至,清廷惶恐万分,多次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取缔在日留学生的革命活动。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严禁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干涉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通信自由。留学生不堪其辱,于“规则”颁布后次日,各校代表齐集留学生会馆,要求日本政府取消“规则”,并提出全体留学生罢课归国的建议。11月7日,全体留日学生8000多人实行总罢课,以示抗议。面对这场尖锐的斗争,同盟会内部却发生了分歧,一派以宋教仁、秋瑾等人为代表,组成联合会,主张全体罢学归国;另一派以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为代表,主张忍辱负重,继续在日留学,两派相持不下。陈天华为国家前途担忧惆怅,又为留日学生的分歧而激愤不已。他思前虑后,愈发焦灼难制,最后决定以一死来警醒国人。7日夜,他写下了《绝命书》,“去绝非行,共讲爱国”。8日晨,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以死报国,时年30岁。在他蹈海后留日学生为其举行的公祭大会上,黄兴宣读他的《绝命书》,“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次年5月22日,其灵柩运回长沙。5月29日,湖南各界为陈天华举行公葬,送葬队伍竟达数万人,绵延十余里。

壮哉!烈哉!两湖南志士以笔墨文字为木铎,捐七尺之躯做活祭,为唤醒彼沉睡之国人,挽救此将亡之国家,慷慨蹈浪,从容赴义,堪比屈子投江,不逊厓山殉海。

满珠王气今已无,君不革命非丈夫!

狭义上的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到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但在这翻天覆地的两个半月之前,却有一个漫长的酝酿期。其间,各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无数志士仁人拔剑举义,不吝热血!而湖南人犹甚!

1900年8月22日深夜,月清风微,武昌大朝街滋阳湖畔,12个浑身脚镣手铐的人,被一群荷枪实弹的清兵押解着,默默缓步走向湖边。为首的一名犯人方脸大耳,目光如炽,嘴角紧抿,虽一言不发,但眉宇间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刚毅与浩然。晨曦初露,清兵带队军官走到那人面前,恭敬地拱拱手:“唐先生,时辰已到,请您上路。”这名被称作“唐先生”的人点点头,转过身,面朝着湖水碧波上氤氲愁雾,低声吟诵着自己所作的绝命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悲怆的诗句刚落,一片血光突泛,溅撒到这沉朦的夜色上。

这位从容受戮的唐先生,就是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与他一起就义的11名志士,都是他的自立军同志。唐才常是浏阳人,与谭嗣同同乡,并称为“浏阳二杰”。1899年秋,他经长沙人毕永年介绍,与孙中山相见于横滨,共谋革命大计。是年冬,他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易名“自立会”,入会者达10多万,组成自立军五军,自任督办。自立军预定1900年8月9日在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同时举义。但因叛徒告密,8月21日晚,汉口的起义总机关被破获,唐才常与林圭、傅慈祥、田邦璇等12人被捕。这场自立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这是改良主义流的最后一滴血,也是整个辛亥革命真正流的第一滴血!它使革命派觉醒,改良派分化。正如章炳麟所评:“唐才常,近代中国曾起进步作用之人物,自立军亦应视为一次起义也。”“其后武昌倡义诸人,多其部下,孙武亦自此出。”

唐才常的无畏献身,是一声革命的发令枪。在他之后,有众多的湖南志士沿着他的轨迹,投身于这场救国图存的革命。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是善化(今长沙县)人黄兴和桃源人宋教仁。

“洞庭浩浩,衡岳峨峨;天生豪杰,为国奔波;革命排满,气壮山河;十年在外,奋斗执戈;建立民国,首创共和;功成身退,四海讴歌。”这是1912年冬,黄兴荣归湖南故里时,夹道欢迎的各界民众齐声高唱的一首《欢迎歌》。这首歌是出生入死、叱咤风云的中华民国开国元勋黄兴的真实写照。在辛亥革命中,黄兴与孙中山并称为“孙黄”。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时,黄兴被选为庶务,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需要指出的是,据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载的《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统计,1905年至1907年间在东京登记的960名会员中,籍隶湖南者156人,居各省之冠。此后,黄兴将主要精力从事于武装起义,在武昌首义前参与并指挥了1907年的钦州、防州、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州、廉州、上思、云南河口起义,都遭失败。1911年4月23日,受孙中山之托,黄兴在广州发动了黄花岗起义,他任总指挥。起义前,他抱着以身殉革命事业的决心,留下“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的绝笔书。战斗打响后,他组织敢死队,始终拼杀在前,一直战斗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

在武昌首义胜利后,面对清廷的疯狂反扑,他更是临危赴命,苦撑糜局。1911年10月28日,他和宋教仁由沪至汉,正值汉口局势最为紧急之时。11月3日,他就任战时总司令,时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登坛拜将仪式。在战斗中,黄兴周密部署,指挥若定,督率将士英勇杀敌。在十里铺血战中,参谋部副部长杨玺章正与黄兴谈话,突然头部中弹身亡,但黄兴“泰然不为动”。在整个阳夏之役中,黄兴统领革命军在军粮不继、枪械无援、以寡敌众的情况下,英勇奋战,坚持一月之久,拖住了清军主力,为各省次第独立赢得了宝贵时间。后汉阳失陷,黄兴辞职回沪,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诚如章炳麟之所赞黄兴:“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如果说黄兴是“执戈重武”,那么另一位湖南志士宋教仁则是位极带理想色彩,“非徒有破坏力且有建设力”的民主宪政先行者。他少年时,当闻甲午战败,台湾等地割让日本,曾痛哭流涕,愤然赋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立誓长大“文不借笔,武不借刀”。1904年,他与黄兴等创立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华兴会,任副会长。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组织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后《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为同盟会机关报。同盟会成立后,他任司法部检事长和《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当时,革命党人多注重学军事,而他认为“满清脆弱易破坏,而言治者今犹无闻,吾党不得辞其责”。后他转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注重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法律制度、议会等的潜心研究。1907年,宋教仁前往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在此期间,他得知日本欲寻找借口吞并位于图们江以北的中国领土间岛,于是全力以赴,查阅典籍,寻找证据,编纂出《间岛问题》一书,成为清政府与日本就间岛问题谈判的重要筹码,捍卫了国土完整。黄花岗之役后,同盟会人心日涣,为挽救此革命危局,宋教仁与谭人凤等在沪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他任总干事。

为人所叹慨不平的是,这位“学识冠时,为世推重”的革命元勋没有捐躯于反清疆场,却在革命成功后,凋殒于共和世界!1913年3月20日,他在进京组阁途中,于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派刺客暗杀。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民主宪政大局。

长夜漫漫,赤血作灯!除以上3人,我们还应记住刘揆一、刘道一、章士钊、赵必振、禹之谟、覃振、杨王鹏、钟畸、陈家鼎、范治焕、曾祥荣……这些有名以及无数无名的湖南志士,他们文韬武略,舍生忘死,为武昌首义的最终爆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都该被历史所铭记!

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这次起义虽然爆发于湖北,但却和湖南有着莫大的关系。可以说,若非湖南人,便无首义!

组织策划武昌首义的领导团体有两个:共进会和文学社,比较而言,起主要作用的乃为文学社。首义前,文学社的骨干分子几乎全为湖南人,首义中,文学社成员贡献最大,牺牲也最为惨重。相比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光耀千秋、历代传颂的革命家,文学社社长、武昌首义总指挥蒋翊武显得身后沉寂寡名,但若论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他与以上诸人当毫不逊色!

蒋翊武自幼成长于澧县一个贫苦长工之家, 20岁时加入华兴会,曾参加过华兴会起义。1911年初,他担任文学社社长,文学社迅速发展成为武汉地区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在革命舆论宣传上,他大力资助《大江报》,使之成为文学社机关报,该报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为主要宣传对象,使新军士兵与文学社心声相应,思想迅速倾向革命。1911年8月,他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组建起义总指挥部,他被推举为总指挥。在10月9日晚,蒋翊武发布了武装起义命令,虽然随后出现了总指挥部遭破坏,起义计划泄露,刘复基等人惨遭杀害的意外情况,但起义军还是坚定执行了他原来下达的命令,使起义如期发动。起义成功后,蒋翊武先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在战时总司令黄兴辞职后,蒋翊武被革命党推出来挽救危局,任护理总司令官,负责保卫武昌,直到南北停战议和。对此,孙中山曾评价他:“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

除了蒋翊武,文学社还有一位在武昌首义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湖南志士。但甚为痛惜的是,这位志士没能亲眼看到武昌城头升起的那面铁血十八星旗,他倒在了首义的前夜,他就是被誉为“文学社的诸葛亮”、“文学社之重心”的刘复基。刘复基是早期同盟会员,曾随宋教仁联络常德会党谋应华兴会长沙起义。文学社成立后,他担任评议部长。在革命活动中,他一方面努力巩固和发展文学社,另一方面竭力推动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并在磋商联合中充任文学社首席代表。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楚雄楼10号共同召开会议。刘复基在会上眼见革命同志因意见不一,几欲分裂,关键时刻他慷慨陈词,消除了两团体间的芥蒂,合作遂成定局。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寓所召开联合大会,刘复基被推选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10月9日,宝善里机关因炸药爆炸被查抄,清廷遂大肆搜捕。他闻讯后,奋然倡议“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力促提前举义。起义总指挥蒋翊武根据他准备的地图和方略,草拟了当晚起义的命令。当晚10时,小朝街指挥部正等待起义的炮声,清廷军警忽至。危急时候,为掩护同志,他挺身而出,投弹拒敌,受伤被捕。当夜提审时,他坚贞不屈,“自供革命不讳,大骂清官吏无耻”。次日凌晨,刘复基在湖广督署东辕门与同时被捕的彭楚藩、杨洪胜一起慷慨就义,为“武昌首义三烈士”。

在首义中,还有位不得不提的湖南人,他就是“同盟会老人”谭人凤。他1860年出生于新化一普通农家,少年时曾加入洪门会党,1906年赴日参加同盟会。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从上海赶到汉口,着力策动共进会、文学社通力合作,共举大义。在首义成功后,他冒险渡江入武昌,与黎元洪相晤,促其下令进击清军,遂使起义后混乱局势稍安。10月22日长沙起义成功,他又到长沙敦促湘军援鄂。在新军出发前的誓师会上,亲赋军歌,以励士气。12月初,因阳夏之役失利,汉口、汉阳相继失守,战时总司令黄兴辞职,都督黎元洪弃城出逃,革命军顿时群龙无首。千钧一发之际,谭人凤被公推为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及各省援军。他身先士卒,指挥各军同仇敌忾,稳定了革命大局。对谭人凤之功,章炳麟评价:“当是时,微君武昌几殆。”

武昌为全国之首义,湖南即为全国之“首应”。10月22日,共进会员,浏阳人焦达峰、陈作新率领长沙新军发动起义。次日,焦达峰、陈作新被公推为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清廷派军南下反扑,武昌危急。湖南军政府成立后,便立即组军援鄂参加阳夏之役。在战斗中,不少湖湘子弟捐躯沙场,用鲜血保卫了首义之地!在武昌首义后带动的全国其他各省的革命起义中,湖南志士也当为翘楚:云南军政府都督为宝庆(今邵阳)人蔡锷;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为宁乡人黄钺;吴淞军政分府都督为安仁人李燮和;福建军政府都督为慈利人孙道仁;山东都督为孙中山委任的桃源人胡瑛;广西都督为原清广西巡抚善化(今长沙县)人沈秉坤;长沙人张百麟被众推为贵州省枢密院院长,实掌军政要权。

纵观首义全程,湖南人厥功甚伟!抚今忆昔,慎终追远。百年苍黄翻覆,百年家国沧桑。辛亥革命那壮丽浩荡的一幕早已化为云烟,但历史岂容遗忘!百年前的那些湖南志士们以血忠荐皇皇轩辕,舍身肇造共和中华,他们的功绩如日照千峰,似月印万江,并星岳同生,与天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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