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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籍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

杨斌



“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这是对20世纪初中国学生留日风潮的描写。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日益加深,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逐渐进入高潮。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中国掀起一股出国留学热潮。在留学生中,随处可见湘人之身影,随时可闻湘人之言论。其中,湖南留日学生尤为耀眼和活跃。

湘籍学生留日热潮

在留日热潮中,湖南独步一时,官费、自费并举,迅速成为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1899年9月,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正式开学,首批30余人的学生中,有11人来自湖南时务学堂。他们是:林锡圭、秦力山、范源濂、李群、蔡锷、周宏业、陈为璜、唐才常、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他们是湖南最早自费留学日本的学生,也是湖南最早的一批留日学生,其中很多人是稍后自立军起义的骨干,有的还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1901年8月,湖南抚院选派学生梁焕彝、张孝准两人赴日留学,当年冬湖南巡抚俞廉三在奏委在籍候选同知黄忠绩出洋游学时,同时选派3人同行。1903年,经各书院山长推荐与考核,湖南抚院官费派遣12人留学日本,当年还有27人自费前往日本留学。

1903年3月至9月,全国有1059名学生赴日留学,其中湖南留学生达到了131人,占总人数的12.4%,仅次于交通比较便利的江苏省。

1903年9月至1904年3月,赴日留学生增至1202人,其中湖南留学生增加79人,达到了210人,仅次于湖北省,占留学生总数的17.5%。

1904年3月至10月,赴日留学生数量增至2406人,湖南留日学生猛增至363人,位居全国各省赴日留学生人数之首。

1905年,湖南留日学生又有更大增长。在该年被选派赴日留学的黄尊三日记中,记述了此次留学的经过:“(时任湖南巡抚端方)选省高等及师范学堂甲班生约六十名,以官费遣送日本留学。……(四月十日)上午,收拾行李,每人仅带二件,不许多带。下午一点钟,同学二十余人,由校出发,分乘篷轿而行,出小西门,上湘江轮船。时大雨倾盆,若为余辈饯行者。至船上,衣服尽湿,行李亦多为雨水所浸,但同人兴致勃然毫无难色。”

黄尊三这批湘籍留日学生从长沙出发,乘船先北上,再由长江抵上海。这中间还经历了一个小插曲:4月12日上午8点钟,湘籍留日学生团抵达武昌,得到了盛情款待,时任两湖总督张之洞拟接见留学生一行,要求留学生行跪拜之礼。接受了新思想的这些湘籍留日学生自然都不愿意,虽经多次劝说仍坚持。张之洞勃然大怒,下令不予放行。这些留日学生不得已只得暂居武昌,静待解决。

围绕此事,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二人,电报往来。端方同时亦致电留学生,警告他们如果对张无礼的话,会取消派遣他们留学的资格。留学生都表示非常愤慨,声明如果要牺牲人格的话,那就不留学好了。

经过一干人等多方斡旋,双方终于接受了行鞠躬之礼。到了4月23日接见之日,张之洞随从甚众,护卫森严,如临大敌。张之洞在炮台营中设西餐宴请全体留学生,并赠送了《劝学录》、《志学歌》、《约束及奖励留学生章程》、《钦定学堂章程》各一部。

官派留学生境遇尚且如此,其他自费留学生的境况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湘籍留日学生中,有20名女生。黄尊三在日记中记载:“(四月十日)同行者,尚有女生杨庄、吴珊、胡济、王昌国、黄瑞等五人,年龄二十上下,活泼大雅,无畏缩娇羞态,可谓得女界风气之先者。”通过严格的教育和艰苦的学习,不少女留学生在学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衡山人唐群英便是杰出代表。她出生将门,嫁夫湘乡曾家,与秋瑾夫家是亲戚友邻。在秋瑾的鼓励下,唐群英考入东京实践女校,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一方面精研学业,一方面广泛结交革命志士,关注时事和祖国命运,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各种活动,担任“留日女学生会”书记、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1908年学成回国,受孙中山之托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再赴日本,入音乐专科学校,创办主编《留日女学会杂志》,后加入“南社”,是“南社”的第一位女诗人。辛亥革命期间,任“女子北伐队”队长,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

在这大批留学生中间,除男子之外,也有步履维艰的缠足女子、老人和小孩。1902年已革直隶州知州刘璠带同胞侄刘青藜等3人赴日本;1903年,年近40岁的杨昌济一行35人从长沙启程,经上海乘海轮赴日留学。他们为接受由小学至大学程度的各种教育而来。他们当中,父子、夫妇或兄妹同时留学者甚多,甚至有全家、全族同来留学的情形。论学历,他们有的拥有进士、举人、秀才各种头衔。他们在日本的物质生活方面是苦的,但是,因为有奋发图强的激励,“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

湘籍留日学生大都分布在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高等商业学校、铁道学校、工手学校、警察学校、体育学校、弘文学院、成城学校、振武学校、经纬学校、清华学校、实践女子学校、共立女子学校等学校;也有的在日本警视厅、近卫步兵见习班实习;另外还有一部分则寄居旅邸,补习日文。

湘籍留日学生怀着救国自强的信念,历经千辛万苦,远离故土,东渡求学。他们在日本或学习或革命,或两者并举,立志“宁牺牲目前之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远无暨之幸福”。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辛亥革命中留下了自己不朽的身影,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宣传革命理论

湘籍留日学生为唤醒民众,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活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使得留日学生不断思考出路与对策,其中湘籍留日学生尤为活跃。他们组织团体,办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张。

1901年6月25日,长沙人秦力山、沈翔云等创办《国民报》,宣布其宗旨在“宣扬革命、仇满两大主义”。 刊物出版后,大部分向国内发行,“每期输入上海逾二千份”。孙中山十分关心《国民报》的出版,曾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1902年12月14日,湖南留学生杨毓麟、黄兴、梁焕彝、周家树、陈范等创刊《湖南游学译编》,后扩充为“湖南编译社”。《湖南游学译编》“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以译述为主,兼刊论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近代历史和社会现状,译载帝国主义列强侵华话动的具体报道,痛陈民族危机,探求救国之道,大力宣传革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5年6月,宋教仁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是同盟会的言论机关报《民报》的前身。孙中山在筹备建立同盟会的过程中,亲自到杂志社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人长谈,争取他们的支持。《民报》发行后,销量蒸蒸日上,辗转输运南洋各地,并造成了日本留学界空前澎湃的革命思潮。

在湘籍留日学生掀起的革命思潮中,涌现了一批革命理论宣传家,杨毓麟和陈天华等人为革命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毓麟,字笃生,长沙人。1900年赴日留学,他以“湖南人之湖南”的名义撰写了《新湖南》。他指出清政府实际上已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奴才和工具,要反帝必先反满,要争取国家独立,必须先推翻清朝政府。

陈天华,字星台,新化人。1903年赴日留学,是年,他撰写了著名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鼓动反帝爱国,所以流传极为广泛。在湖南,“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

这些舆论宣传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人们思想进步,前文提到的黄尊三在日记中反映了这一变化。初入日本时,赴日留学生的行李便受到日本警察的检查,留学生对此非常愤慨,黄尊三心绪也很激动,有人主张退学,但黄尊三主张为学业计,忍辱上课,为激烈派反对。6月8日,“病体未痊愈,请假,倚枕取《新民丛报》阅之。报系梁启超主办,文章流畅,议论开通,诚佳品也”。此后,黄尊三爱读《新民丛报》。11月3日,黄尊三初读《民报》,觉其“鼓吹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文字颇佳,说理亦透,价值在《新民丛报》之上”。1906年5月28日,黄尊三梦湖南杀巡抚而独立,喜极惊醒。他虽然赞成革命,“奈为学业所困,未得从事奔走,亦恨事也”。1906年8月15日,黄尊三访同乡宋教仁,“遯初言满清绝不知国家为何物,不革命无以救亡,而革命则端赖我辈,并劝余入同盟会。余谓革命余固赞成,但非空言所能成功,贵在实行。而奔走国事与求学,势难两立,余学业正在半途,今何可遽弃。至入会不过一种形式,目前既不能实行,何必岌岌取次形式。遯初颇肯余言”。1909年9月11日,看《民报》时见陈天华绝命书一篇,“反复读之,不胜感慨。……今而后,当猛醒。”1911年2月19日,黄尊三在得知英俄交涉濒于破裂,中国政府束手无策,在赴早稻田的谈话会上,他指出“除断行革命外,一切都是废话,革命重在实行,文字鼓吹,已非其时,吾人唯一方法,只有大家归国革命而已”。至此,黄尊三由一名满腔报国之心的留学生完全转变为一名革命拥护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黄尊三等留日学生踏上了归国之途,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浪潮之中。

同时,禹之谟等湘籍留日学生归国后,秘密散播的各种宣传小册,前后共有万余册,在湖南各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禹之谟等人发动学生中的优秀者向进步军人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争取他们更多地转入到革命阵营中来。

湘籍留日学生归国后,积极倡办新式学堂,培养和积聚革命力量。1904年底,湘籍归国留日学生在禹之谟的首倡下,创办了湘乡旅省中学,该校不以乡籍为限,借以影响全省乃至全国。1905年,他出资创办了惟一学校,招收青年学生,并亲自给学生讲授历史课,以历史上外族入侵和汉族人民抗击入侵的生动事例,结合当时的民族危机进行讲解,借此激发青年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还在此校广泛传播革命读物,如《新湖南》、《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刊物。

组织革命团体

湘籍留日学生为救国救民,一边积极进行革命理论宣传,一边组织革命团体,以凝聚革命力量。

黄兴于1903年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创建了革命团体——华兴会,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志业口号。华兴会会员以及湘籍留日学生成为留日学生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支政治力量。

除黄兴、陈天华等人,长沙人杨毓麟、秦力山、毕永年、章士钊、左学谦、易白沙、徐佛苏、文经纬、彭渊恂,新化人谭人凤、邹代藩、邹永成、陈润霖、曾杰、曾继梧、方鼎英,桃源人宋教仁、胡瑛、覃振、吴景鸿,邵阳人蔡锷、石陶钧、马邻冀,醴陵人宁调元、杨卓霖、李发群、傅熊湘、程潜,湘乡人禹之谟、杨王鹏、张昭汉、陈荆、陈方度,湘潭人刘揆一、刘道一、胡元倓,浏阳人焦达峰、陈作新,宁乡人周震麟、陈家鼎,常德人刘复基、赵必振,衡山人陈范、陈撷芬、唐群英,湘阴人范源濂、陈嘉佑,澧县人蒋翊武,安化人李燮和,芷江人张学济,临澧人林伯渠,益阳人姚宏业,宁远人欧阳振声,平江人凌盛仪,凤凰人田应诏等等,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的成员,后来又都在日本东京或国内参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

1905年,黄兴在日本将华兴会与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等合并组成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其中周震鳞为辛亥革命元老,不仅是华兴会创始人之一,而且转入同盟会后,一直跟随孙中山、黄兴在广东、上海、湖南、安徽、湖北等地从事民主革命活动。黎尚文于1907年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支部,文斐继于1910年在长沙重组同盟会湖南支部,先后被推为会长。

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79人中,湖南籍的占20人。1905年至1907年同盟会东京本部登记入册的960位会员中,湖南籍的有156人。由于众多的湘籍志士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阵营,因此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同盟会的重大活动与斗争,都凝聚着湖南人的业绩和勋劳。

1909年8月,湘籍留日学生焦达峰返归湖南,在长沙设立共进会湖南分部机关,秘赴浏阳、醴陵一带活动,联络会党,并往来于湘鄂之间,策应一切。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决定以两湖作为全国革命首发之地,湖南与湖北互为即时响应。

开展政治武装斗争

湘籍留日学生归国后,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以黄兴为领袖的一批湘籍留日学生始终是革命的骨干力量。

长沙的革命活动,在禹之谟等人的推动下异常活跃,显示出以禹之谟为首的留日学生的杰出组织才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运动当属1906年夏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二位烈士。陈天华、姚宏业忧国自杀,以冀引起国人的觉醒,在湖南各界产生巨大反响。禹之谟、宁调元等人组织了上万各界人士冲破清廷层层阻挠,举行公葬仪式。6月10日这天,省城各公私立学堂学生和教职员以及各界学生万余人,在禹之谟和宁调元的组织领导下,从城内分两大队分别抬着陈、姚两君的灵柩前往岳麓山。送葬队伍前面高举着带标语性质的挽联和祭帐,沿途散发许多传单和小册子。公葬队伍长达10余里,高唱哀歌,学生皆着白衣,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这是对清朝统治的一次政治大示威,毛泽东称这一事件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椿事”,湖南士气激昂到了极点。

除了政治斗争,以黄兴、禹之谟等为代表的湘籍留日革命党人直接领导了武装斗争。湖南留日学生中许多学习军事,他们利用各种条件,直接渗透到军队内部去掌握领导权。余钦翼、曾继梧等在湖南新军中掌握了部分军队,蔡锷归国后在广西和云南掌握了部分新军的领导权,程潜在四川掌握了新军的培训,仇亮在山西参与军事机要,石醉六渗入到了清政府陆军内部,等等。他们在新军中做了大量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使新军成为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1906年秋冬爆发的萍浏醴大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斗争。此次武装斗争,是湘籍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等人领导的。起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声势浩大,震动了长江沿岸各省。特别是它的檄文,鲜明地反映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第一次举起了“中华民国”的旗帜。

在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中,以黄兴为代表的湖南志士,更是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1907年9月,黄兴在广西先后发动并指挥了钦州、防州起义,12月举行了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率领200余人在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与两万清军周旋月余,激战数十回,大破清军,后弹尽粮绝,以4人而御600敌军,机智从容地退到越南河内。孙中山称赞黄兴在钦廉起义中以200人抵挡清军两万人,是“不可以常理论的”、“非常的战斗”,而“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之后,黄兴又发动云南河口等起义,均遭失败。1910年春,在广州新军中策划起义,再次失败。1911年4月,又在广州发动起义,担任副总指挥,他率敢死队百余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这次起义牺牲惨重,事后收殓殉难者遗体有72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广州起义虽然遭到失败,并且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在全国范围内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湖南革命党人加紧了革命活动,于10月22日发动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湖南都督府。不久,宝庆、常德等各府州县均相继光复,郴、桂、永、衡等州各属亦先后起事,革命风潮席卷全省,宣告湖南脱离了清朝政府统治。

日本学者实藤秀惠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说:“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湖南的留日学生,辛亥革命的历史或许重写。

正是这一批批湖南留日学生发扬湖湘文化勇于牺牲、苦干实干的精神,投身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的历史浪潮之中,抛头颅、洒热血,为辛亥革命立下了彪炳千秋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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