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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湘潮》7月号

竹溪

《湘潮》7月号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刊首第一篇《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诞生始末》。坦率地说,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两论”,我们耳熟能详,作为“回击教条主义的发愤之作”的原委也略知一二,但对其写作过程如此地艰苦卓绝,却是未曾想像得到的。因此,当我从中读到“博采众长的勤奋之果”一节时,我的的确确被震撼了。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在这期间,毛泽东究竟读了多少书?写了多少读书笔记?作了多少批注?恐怕只有延安的窑洞和小油灯最清楚”。据文章介绍,“两论”直接引用过的马列著作就有12本,其中列宁8本,马克思2本,恩格斯、斯大林各1本。现存一本留下的标记是用毛笔和铅笔两种画出的,有的在同一章节中同时出现,说明至少读过两遍。批画最多的章节,不仅每句下画有直线、双圈,有的整段画有直线、曲线,旁边画着双直线,段末还画着两个大圈。除马列原著外,毛泽东还认真研读过中外哲学著作,写下大量批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全书854页,毛泽东写下了3500字批注。沈志远译、米丁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论(上册)》582页,被毛泽东翻阅得连装订都松散了。重要章节的天头、地角、行间写满了批注,批注洋洋洒洒。

诚如作者所认同的,“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高峰之颠”,是“照亮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璀璨明珠”。我们由是体会到,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基础,又是何等牢固和雄伟啊!

同样震撼着我的是刊尾一篇《毛泽民肩负特殊使命的莫斯科之行》。该文着重介绍了1939年秋毛泽民赴苏学习、治病期间,参与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一段复杂纠结,有过非凡的表现。文章还揭露我党历史上一段令人颇为难堪的史实:“李德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共产国际派去中国的,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太上皇?”“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总负责人?”

《刘少奇与西楼会议》一文,除介绍了当年一段重要的史实外,也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党“立党为公”的传统是何等的光明磊落。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样如此。文章说,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陈云以“还没有调查完,没有把握讲”为由,谢绝了毛泽东让其讲话的提议——26年后解释说“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但随后在西楼会议上,应刘少奇的要求,作了长篇讲话,提出了6条措施。西楼会议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扭转局势的作用。我们党历经挫折而不垮不败,不仅不垮不败,反而总结经验更进一步,这是多么令人称奇和值得庆幸的事啊!

总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这一期《湘潮》,可谓异彩纷呈,满目珠玑。读罢《湘潮》7月号,不禁从心底涌出一句叫响多年的口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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