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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李丹琳从特殊年代一路走来

李海文

同往黑龙江

“文革”前,我与李雪峰的女儿李丹琳同在北京大学三年级学习,她在历史系,我在国际政治系。那时女学生少,都住在一栋楼里,我住二层,她住在楼上。大家埋头学习,很少和外系的同学来往,并不相识。1966年李雪峰当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丹琳成了“名人”,在校院内经常看到她活跃的身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

我们开始熟悉是在部队农场锻炼时。1968年夏,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校,武斗结束。冬天开始毕业分配,因为哥哥在佳木斯,我报名到黑龙江。黑龙江领导人潘复生决定分配来的2000名大学生一律到部队农场劳动。在连队的名单里意外地发现李丹琳的名字,没有想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女儿也主动要求到边疆、到“反修前线”工作。

学生们按连队编制,一共4个排,女生集中编为一排,排长是解放军干部,副排长是大学生。李丹琳在一班,我在三班。连队很快从哈尔滨军部招待所来到嫩江3065部队农场。冰天雪地,一望无际的雪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住在茅草房,烧火墙,睡火炕。刚到的第一天战士已将火炕、火墙烧得屋内温暖如春。入夜,火灭了,屋里顿时冷如冰窖。不会烧火墙、火炕,可以学,很快大家都学会了。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菜吃。“胡天八月即飞雪”,部队接到命令接待我们时早已过了储存菜的季节。那时没有反季节蔬菜。没有青菜吃,天天肉煮黄豆,吃得人人腹泻。农场有的是粮食,我们按战士定量一个月45斤,女同学都吃不了。农场肥猪满圈,10天杀一头300斤的猪。连队想办法磨豆腐,买粉条,尽量改善生活。我请哥哥寄来一斤干辣椒。一到吃饭时,住在同一排的男同学将碗从窗户伸进来要辣椒吃。

冬天零下40摄氏度,滴水成冰,天寒地冻,雪积盈尺。泼洗脸水时,水在空中就结成冰,只听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如同玉珠落地。半夜窗外传来女人哭的声音,悠长而凄惨,随风飘荡,时隐时现。我们好生奇怪: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哪来的哭声?让人毛骨悚然。安徽农大的同学说这是狼叫,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狼哭鬼嚎。狼群在四周游荡。春天拖拉机翻地,男同学当农机手坐在后面,狼不远不近地跟着,吃拖拉机翻出来的老鼠。狼的两个绿眼睛如同小电灯泡一样大。一开始男同学十分紧张,怕发生意外,后来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冬天农活不多,当地农民都在家里猫冬,妇女更是坐在热炕头上,从不出门。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不能闲着,没有活也要找活干,上山砍柴。没膝深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北风如刀子一样锋利,寒风刺骨。进了林子,风小了。挥动斧子将树砍倒,木屑飞溅。然后两个人一根扛回来。雪深、林子密,不好走,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女同学扛不动就拖回来。回来后由炊事班锯断、劈开,当柴烧。个个都争强好胜,谁也不示弱,专拣大树砍。

嫩江的谚语:种在冰上,收在火上。意思是冰雪还没有融化就开始播种,收割时正是最热的七八月。5月初,我们开始下地。150个学生和六七十个机务队的战士种上万亩土地,我们步行十几里到地里干活。第一天炊事班的同学不知路有多远,派一个男生挑一担水送到地头。路远无轻担,这个同学累得几乎晕过去。拉饭菜的牛车二三个小时才走到地头,饭菜早就凉了。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吃凉饭。收工时,同学们三三两两走在回家的路上。野草的嫩叶从雪里冒出来,格外显眼。大家在雪原上寻找着,竞相采摘。农大同学告诉我这是苦苦菜,就是苦菜花,学名蒲公英。回来后,打着排长的名义,到炊事班要黄酱,回来沾着吃。人多菜少,大家你让我,我让你,每个人分上几片,咬在嘴里,清脆、微苦,回味无穷。几把苦苦菜成为最好的、最珍贵的美味佳肴。

春种时,活多得忙不过来。那时有一句顺口溜:拖拉机爬窝,罗马(罗马尼亚产的拖拉机,马力大)拉,计划赶不上变化快。东北纬度高,夏天日照长。早上三四点迎着朝阳出发,晚上9点多日头西落才回来。天近黄昏,蚊虫成群,赶也赶不动,一咬一个包,奇痒无比,不能抓,一抓就破,很快被感染。野地里什么虫子都有,一位男生被叮得半个脸肿得有鼻子高,疼得他躺不住,在院子里不停地走动。

1969年黑龙江明明是涝灾减产,可是省领导却向中央报丰收,中央根据上报的数字让黑龙江上交。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粮食,省里要求派工作队下去动员社员交粮。为了响应省委号召,农场决定将扔在地里的豆秸拉回来再打一遍。零下40摄氏度,我们天天到空旷的大地上,用镰刀从雪中将豆秸扒出来。低洼地的积雪被风旋着一层层压下来,坚硬无比,几个同学站上去跳,跳也跳不塌。有时刮起白花风,漫天飞雪。不刮风时,天上飘着小冰粒。为了防寒,同学们戴着口罩干活。哈气很快结成冰,口罩成了一个冰砣,根本不透气。我只好将口罩摘了,从那落下胃寒、胃疼的毛病。风和日丽时,白雪皑皑,触景生情,李丹琳带头唱起杨子荣的打虎上山:穿林海,过雪原……

艰苦的劳动将大家的距离缩短。繁重的劳动难不倒大家,那时我们风华正茂,年轻力壮,走到哪里都是歌声不断。李丹琳是文艺活跃分子,时常听到她的歌声、笑声、俏皮话,时常看到她的舞姿。她不仅活跃在舞台上,就是在台下也是唱啊、跳个不停。帮厨时,端着盘子,跳着舞步,来个大旋转,盘中的饺子随着她的旋转飞了出去。她那一串串俏皮话逗得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她走到哪,那就有笑声、歌声。她永远那么快乐。

成为好朋友

我真正认识李丹琳是在政治运动中。那时,说我们都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我们都是解放后才上小学,在红旗下读了17年书。可是学校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阵地,这也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原因。照此逻辑,我们就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革命、改造的对象。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搞了三次运动,清队、整党、党员转正。每次都是如临大敌,人人过关。怕大家串连,规定班与班之间的同学都不准来往,不准外出。

我的父亲在京戏改革中与江青意见相左。其实在工作中出现分歧、争论,都是正常的。因为争论问题,大家都是出于公心,为了更好地工作,都是对事不对人,所以有争论,即使十分激烈也不会影响同志之间关系。可是江青是个说一不二的人,霸道不讲理,硬说北京市委反对她,爸爸反对她。而那时认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泽东。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被说成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我的父亲,不久我父亲离开人世。我是预备党员。这三次运动哪次也逃脱不了,而且次次都是重点。艰苦的劳动难不住大家,最使人痛苦的是运动中挨整。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北大同学施裕壬长谈。他分配到宁夏固原,这是全国著名的穷困区。他听了我的经历后说:“我宁可挨整,也不愿意挨饿。”我说:“我宁可挨饿,也不愿意挨整。”可见挨整和饥饿是一样地痛苦、难熬。

在那个痛苦、难熬的年代,我常常这样安慰、鼓励自己:运动总要结束的。只要我不疯,“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还能工作,就是胜利。

每到运动,李丹琳因父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原因,备受重视。我们宿舍是两排平房,中间是个小空场。150个学生,比一般连队人多,住得满满的。连队领导召开积极分子会,只能到仓库或猪圈前的空地。积极分子们在领导带领下从宿舍出来鱼贯而行。多数同学心情郁闷,站在屋檐下望着他们一行人消失在墙的那边。一次,李丹琳走在最后,突然她回过身来,边走边向大家不停地招手,不断做着鬼脸。院子里的同学眼睛一亮,大胆的人也向她打招呼。李丹琳用这种方法向大家表明她的态度:极其反感这套极“左”的做法。她真胆大!大家相视而笑,虽然笑是苦涩的。真没有想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女儿的看法竟然和我们大家一样,和挨整的同学一样,和我这个黑帮子弟的心是相通的。我感到欣慰,我们的心贴近了。我永远忘不了李丹琳、盛淑文、辜清平,是她们的鼓励、帮助使我熬过那段最难过的日子。从此我们成为好朋友。

1970年3月,我们结束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劳动锻炼,正式分配工作。部队同志将拖拉机改装成推土机,在前面推雪,我们坐着卡车跟在后面,走了90里路到了火车站。这次黑龙江省分配了2000多名大学生,是解放以来最多的一年,省里却规定任何大学生不准进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这4个大城市,全部分配到县城或县城以下单位,不管专业对不对口。不少同学还没有离开连队就开始活动离开寒冷的黑龙江回到关内,回到家乡。李丹琳最有条件,她却没有活动。她被分配到五常。县里要留她,她不肯,主动要求到公社、基层工作。我分配到通河。从此天各一方。不久传来她父亲出事的消息。我想虽然通河交通不便,但我毕竟在县城教书,中学不大,但有食堂,保证能吃上饭。东北农村不比关内,地广人稀,荒山野岭,她一个人怎么生活呢?后来听说她回到辽宁,结了婚,和丈夫、公婆一起生活。他们全家爱唱,也会唱,时常唱歌、唱京戏,令邻里咋舌称奇,在当地广为流传。李丹琳真是好样的,永远乐观,什么时候也没倒下。

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出她父母平日的言传身教,看到她父母的影子。

再见面是5年后。一天,我回到月坛北街,妈妈说李丹琳来过,李雪峰早被开除党籍,但好在这份文件毛主席没有画圈。我听了一愣,干部问题不是运动后期处理吗?怎么她的命运比我还悲惨?

我赶到孙燕华家。她和李丹琳是中学同学,也住在月坛北街。李丹琳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在她那里。“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访旧半为鬼,惊呼肠中热。”李丹琳不多说话。我望着李丹琳有残疾的女儿,真是心痛:“文革”伤害的不是一代、两代,而是三代。后来我才知道是她怀孕5个月时,突然听到父亲死亡的谣传,受刺激所致。

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李丹琳调到教育电视台,常常做历史片子,送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我当时在那里工作,时常见面。每次审完片子,我送她,都有说不完的话。我们谈工作、谈父母姐妹的近况,无话不谈。她的语言仍然犀利、一针见血,谈话是那么痛快、酣畅,她的俏皮话常常引得我开怀大笑。有一次她送我一件东西,说:“赶快用,千万别舍不得。圆珠笔芯留干,衣服留瘦,鞋子留小,样式过时了,好吃的留坏了。现在拿着了就赶快用,千万别心疼。”我想:我们的习惯怎么这么一样?

她告诉我她父亲回到了北京,就住在拐弯就到的中直招待所。这样我才有机会去看望李雪峰,后来才有为李雪峰整理回忆录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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