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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集团军:刘邓大军中的“无敌铁拳”

董保存

溯源寻根

如果寻根的话,第十二集团军是由黄麻暴动后成立的红军第七十四师一部、抗日战争中成立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一部和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一部以及河北抗日义勇军冀察游击队一部发展而来的。

1945年10月15日,晋冀鲁豫军区将太行军区部队组成的韦(杰)张(国传)支队、石(志本)何(柱成)支队、秦(基伟)向(守志)支队和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直属队合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王宏坤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委,下辖第十六、第十七和第十八旅,这就是第十二集团军的前身。

六纵成立后,很快就成为刘伯承手下的一支主力部队。1946年8月底,定陶战役发起前,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主持作战会议,刘伯承问各个纵队的司令员、政委:“这一仗能不能打?敢不敢打?”会场上一时沉默。六纵的代司令员王近山站起来,操着浓重的黄安口音说:“一号(刘伯承司令员)、二号(邓小平政委),我和政委商量了,六纵坚决要求打,打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在作战中,王近山率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六纵先在韩集歼敌伤敌1500余人,后又与敌人血战大杨湖,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名声,为消灭国民党整编第三师立下首功。

在接下来的巨野战役徐庄战斗中,第六纵队十八旅五十二团一连机枪班班长王克勤带领全班同志打退敌人多次反击,顽强地守住了阵地。战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从而在全军开展了“王克勤运动”学习高潮,有力提高了我军战斗力。

在挺进中原时,六纵政委杜义德指挥部队强渡汝河,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杀出一条血路掩护野战军领导机关安全突围。1948年7月,六纵又以“刀劈三关”的大胆战法一举攻下襄阳古城,生擒特务头子康泽。战后第十七旅四十九团被授予“襄阳特功团”光荣称号。

1949年2月9月,参加淮海战役之后的六纵在安徽蒙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王近山任军长兼政委,参加渡江战役和进军四川,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重庆。在成都战役中,第三十六师一○六团先头连指导员王银虎带领10名战士生俘敌军1个团1000余人。

1950年12月,第十二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此时又有一支劲旅加入第十二军的行列。原隶属第十一军的第三十一师(该师一○一团前身为红军时期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抗日战争中是名震太行的一二九师七六九团)编入该军,第三十六师继续留在四川。

在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中,第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在三八线以南将近100公里处被敌军重兵包围。他们不仅成建制突围返回,还俘敌240名,创下战争史上的奇迹。在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战役中,第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将第十二军调为兵团的战役预备队,成立了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由第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统一指挥上甘岭前线作战的第十五军、第十二军。李德生带第十二军上去的时候,工事已经基本被炸毁,阵地上一片焦土,一脚踩下去淹没膝盖,他们想方设法坚守阵地,打退了美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第十二军共歼敌约50万人。先后涌现出杨春增(第三十五师一○四团副排长)、伍先华(第三十四师一○○团二连班长)、胡修道(第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五连战士)等著名战斗英雄。

20世纪60年代初,第十二军又创造出著名的“郭兴福教学法”,为全军开展的“大比武”运动蹚开了路子,作出了贡献。

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集团军,军部驻在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江苏徐州。

“百将团”与“临汾旅”

第十二集团军有个“百将团”,这称号是由国防部原部长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命名的。

团史馆里,我们可以看到80多年来,124颗将星从这个团里冉冉升起。共和国大将徐海东、王树声,上将王宏坤、陈锡联、洪学智、刘震、许世友、韩先楚、王新亭、陈再道、王建安,中将王近山、杜义德、王必成、郑维山等等。这些响亮的名字,使“百将团”的历史熠熠生辉。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将领多出自鄂豫皖根据地。这就要追溯到这个团的诞生地黄安、麻城。

1927年11月13日晚,汇集在黄安七里坪的工农起义军10余万人,高唱着“暴动暴动,工农打先锋,拿起刀和枪,一同去进攻”的雄壮歌曲,冲向了黄安城。14日凌晨,攻城战斗打响,数十名义勇队员翻越城墙,与早先潜入城内的吴光浩率领的突击队员里应外合,一举打开了北门,拥进城内。鲜艳的革命红旗插上了古老的城墙。参加暴动的队伍中的一部分,就是“百将团”的“老底子”。

抗日战争中,“百将团”团长陈锡联率部夜袭阳明堡,火烧日军机场,创下了“步兵打飞机”的著名战例。

那是在1937年的秋天,该团进抵山西崞县阳明堡以南滹沱河岸边的苏龙口、霁家庄地区。团长陈锡联发现头顶上不停地有飞机起落,决定先去摸摸情况。他们化装成农民,在一个曾被日军抓到机场当苦力的民夫带领下,潜到机场附近进行侦察,发现机场上有24架飞机,其中8架是大家伙,机场里有警卫部队200多人。他们对机场周边的地形和兵力部署情况也进行了详细的侦察。

10月19日深夜,陈锡联命令三营营长赵崇德带两个连爬过机场外的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机场。

当他们靠近飞机时,被敌人发现,急促的枪声打破了深夜的沉寂。赵崇德当机立断,部分兵力抗击敌人,他带领其余的战士扑向飞机,指挥士兵把捆好的一扎扎手榴弹往飞机肚里塞。轰隆隆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战士们用炸药炸,用铁镐砸,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将机场上的飞机打得趴了窝。夜袭阳明堡共炸毁敌机24架,毙敌100余人,这在当时创造了步兵打飞机的范例,震动了抗日战场。

淮海战役打响以后,在攻打宿县的战斗中,该团和友邻部队一起发起猛攻。他们很快攻下了宿县小东门,敌军大部被歼。一股敌人逃到一个教堂里,被五连6名战士封死在里面。敌人利用房屋作掩护,用火力使进攻部队不能靠近。班长李正堂搬来几箱刚缴获来的手榴弹,狠命地往院子里投。院子里顿时火光冲天,爆炸声、喊叫声不断,敌人的枪声也停了下来。有的战士提起枪就要往里冲,班长李正堂拦住他们,提醒说:“院里的敌人还很多,可能要突围。”

果不出所料,片刻,一阵机枪扫射,接着,敌人又朝外面扔了一排手榴弹,一伙敌人趁着烟幕冲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李正堂拉响一颗手榴弹,向刚才准备的那一扎扎手榴弹投去。“轰隆隆”,随着一声巨响,敌人血肉横飞,晕头转向,连忙往里缩。

这时一名军官模样的人,提着枪往尖刀班这边跑来。战士郝占敖冲了上去,一把夺过枪来,顶住那人的脑壳。殊不知,此人正是敌护路副司令兼交警第一旅少将旅长张绩武。这次战斗中,五连6个人歼灭敌两个连,抓了150多名俘虏,活捉一个少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战役是第十五军打的,其实在战役的后一阶段,在第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的指挥下,第十二军的部队英勇顽强坚守阵地,同样打出了威风。1952年12月3日、4日,第三十六师一○六团粉碎了敌人最后一次两个多营的攻击后,敌人再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上甘岭战役基本结束。战后侵朝“联合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公开承认这次作战是“战争最血腥的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合国军”蒙受到重大的损失”。

新时期以来,“百将团”的后代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没有辜负人们的希望,不断创造新辉煌,为团史增光添彩,团队连年被集团军和师评为先进团党委、军事训练先进团、后勤建设先进团、装备工作先进团和两防工作先进团,成为第十二集团军乃至南京军区的标兵团、样板团。

1999年10月1日,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建国50周年盛大阅兵式上,由该团选派代表参加的钢铁方阵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世纪大检阅,充分展示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充分展示了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在第十二集团军,还有一个十分著名的“临汾旅”。解放战争时期,该旅在山西临汾攻坚作战中,利用坑道爆破的方法,率先攻破敌号称“铜墙铁壁”的临汾城,创造了我军城市攻坚作战的典型战例,被中央军委授予“光荣的临汾旅”荣誉称号。

临汾是晋南军事重镇,号称“卧牛城”。地势内高外低,城墙依自然地形构筑,高15米,顶宽10米,基厚30米左右;城周碉堡林立,壕沟纵横,内外暗道相通,从城外到城内构成警戒阵地、护城阵地、城墙主阵地、城内纵深阵地等 4道防线。城东关筑有外城,城高11米,上宽6米,基宽11米,外壕仅次于本城,是临汾本城的主要屏障。总体设防严密坚固,易守难攻。为死守东关,保住临汾,守敌共构筑了4道防线。为了坚决攻下东关,旅长黄定基带上旅工兵连连长钟立本、指导员贾青山到东关临汾发电厂侦察敌情和选择坑道作业的具体位置,又部署六十八团抽出部队,在旅工兵连的技术指导下进行坑道作业。1947年4月7日下午2点,总攻东关的战斗打响了。一声令下,二十三旅指战员猛打猛冲,逐屋争夺,一举夺取东关。

徐向前接到黄定基报告后,非常高兴地说:“东关攻克,让参战部队大睡三天!”又说:“有二十三旅,我也可以安稳地睡一会觉了!”

进攻临汾本城前,旅长黄定基按徐向前的指示,周密部署工兵和步兵同时进行坑道作业,用坑道装炸药破城,当一回“土行孙”。旅教导大队二队和旅工兵连开始艰苦劳作,挖掘两条破城主坑道。为了对付敌人外壕和“反坑道”,他们挖掘的坑道要不断拐弯,同时克服了向外运土的种种困难——以弹药箱代拖车,以双膝代脚,战士们赤身裸体地来回爬行。

经过26天的艰苦作业,两条坑道挖成了。一号坑道长117米,二号坑道长115米。5月16日黄昏,旅长黄定基冒雨指挥坑道作业的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环节——运送和装填破城炸药。为了防止炸药淋湿,他脱下身上的旧棉衣,盖在炸药上。3个小时后,南边的一号主坑道共装黑色炸药6200公斤,北边的二号坑道共装黄色炸药2500公斤,另又装硝氨炸药500公斤。

按照前指的命令,5月17日19时,旅长黄定基向工兵发出起爆的命令。一阵闷雷似的巨响后,整个临汾城大地颤动。经过26个昼夜历尽千辛万苦挖掘的坑道爆破位置上空,升起两团像蘑菇状的烟云。城墙被炸开两个大缺口,攻城部队吼叫着从缺口突入城内。经过几个小时激战,黄定基指挥的二十三旅毙伤敌近1000人,俘敌4337人,缴获各种火炮2051门,各种机枪358挺,长短枪3034支,汽车21辆,骡马442匹,弹药109万余发。守敌头目梁培璜在混战中逃出临汾,第二天也被生擒。

临汾战役是一场攻坚战,此战的坑道作业,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人民军队攻坚作战的战史上是罕见的。由于二十三旅战功卓著,徐向前提议并经中央军委批准,命名该旅为“临汾旅”。在八纵队的庆功大会上,徐向前亲自将写着“光荣的临汾旅”横幅奖旗授给二十三旅。临汾战役一结束,部队没来得及休整就开赴晋中,参加晋中战役。黄定基指挥的“临汾旅”歼敌7900多人。

全国解放后,“临汾旅”又在抗美援朝、国防建设、抗洪抢险等战斗中屡立战功,成为名震华夏的精锐部队之一。几十年来,“临汾旅”官兵在训练场、考核场、表演场,从技术到战术,从单兵到合成,从模拟到实弹,千锤百炼,将部队战斗精神和武器性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临汾旅还奉命担负迎外表演任务,先后接待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国家元首、军政要员和贵宾,向世界展示我军威武、文明、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成为“中国陆军的窗口”。

三个标志性人物

第十二集团军有3个标志性的人物——王克勤、郭兴福、王杰。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成为人们追捧和学习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评出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王克勤的名字排得很靠前。

王克勤是从一名“俘虏”成长为不朽的人民功臣的。18岁时,王克勤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用他的话说,“当了四年兵,受了四年洋罪”。1945年10月他被俘后,自愿要求参加解放军,就地编入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第五十二团第一营第一连。在随后进行的政治整训,特别是忆苦教育中,他受到了深刻的触动,阶级觉悟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

在随后解放全国的战斗中,王克勤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每仗必立功。出击陇海线,首战兰封、杞县,他消灭敌人4名机枪手,立战功一次,升为副班长。在定陶战役大杨湖战斗中,王克勤带领的一个战斗小组,迂回到敌人侧翼,用手榴弹炸毁敌人两挺机枪,打死敌人39人,王克勤因战绩突出,又立战功一次,后升任班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多,大量翻身农民和被俘过来的“解放战士”补入队伍,如何使部队的老骨干、新战士、解放战士拧成一股绳,很快形成战斗力呢?王克勤受解放区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启发,在班里首创 “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三大互助活动,以民主方式建立互助小组,根据学习、训练、行军、作战等任务,灵活调整。老骨干发挥了作用,解放战士既受教育,又发挥了技术特长,解放区入伍的新兵能在教育中宣传解放区的新气象,又很快从老骨干和解放战士那里学到军事技术,体弱战士在行军作战中感受到生活互助的温暖及力量。王克勤班的凝聚力、战斗力很快在徐庄阻击战中表现出来。

在徐庄阻击战中,王克勤将班分为两个战斗小组,现场教新战士打仗,灵活地转移射击位置,像钉子一样坚守在阵地上,他们毙伤敌人123名,全班无一伤亡。战后,王克勤班被记集体一等功。王克勤等4人被评为战斗英雄。王克勤被提升为副排长、排长。在以后的历次作战中,他表现得都非常突出,屡立战功,先后荣获“爱兵模范”“爱民模范”“杀敌英雄”“模范党员”“三大互助模范”等荣誉称号。《解放日报》称他为“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他创造的“三大互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了新的光荣范例。

1947年7月在鲁西南战役进攻定陶的战斗中,25岁的王克勤壮烈牺牲。消息传来,刘伯承捶胸顿足地说:“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他伏案疾书,以他和邓小平政委的名义起草致王克勤追悼大会的唁电。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命名英雄生前所在部队的一连一排为“王克勤排”。从那天起至今,第五十二团第一营第一连的每次集会点名,第一个喊响的名字就是“王克勤”。

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组织过全军的大比武,这场大比武运动和第十二军另一个标志性人物郭兴福紧密相连。

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带着工作组到军训先进连某团二连进行调研,发现战士练兵热情很高,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教学中缺乏灵活性,搞模式化,另一方面马马虎虎走过场。训练中,无章法无目标。为了训练“好成绩”,专选无风无雨的天气打射击,练战术则挑选无障碍、无坡度的平地进行。

李德生搞了一次突然袭击。事先不通知,让部队翻山越岭行进之后搞射击,模拟实战,先进连队刚刚打了个“及格”,成绩上说不过去。李德生找来二连负责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问:“在深山密林里,刮着狂风,下着暴雨,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向导,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郭兴福如实回答:“根据现在的训练水平,不行。”再问:“在各种距离上,在表尺规定的范围内,不论出现什么目标,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郭答:“还是不行!”又问:“在一二百米内,在猛烈的敌火下,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勇猛地冲上去?敢不敢同敌人拼刺刀肉搏,最后消灭敌人?”郭答:“不行!”

李德生面色严肃,他肯定了郭兴福这种说实话的态度,提醒说:“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每一个战士都练出真本领。”

这期间,中央军委分管部队训练的副主席叶剑英对训练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强调一定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军队,要求军政一把手亲自抓训练。

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带工作组到郭兴福所在的二连扎下来蹲点,确定从单兵、小组和班的战斗训练开始进行试验,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都作了一些改革。经过一段时间反复演练,初步有了一个样子。军里召开了营以上主官参加的训练现场会,要求大家本着“实践需要”这把尺子,来衡量训练效果。其中,郭兴福带领的小组进攻战术最好。教学中,他吸收了作训参谋宋文皋、吴亚东搞单兵和班战术教学的优点,教得细,教得活,较为切合实战需要。既然郭兴福教学有一定的基础,工作组决定由此入手进一步抓下去。同时还决定,将抗美援朝中,以舍身爆破的英雄伍先华命名的二连三班作试点班。郭兴福教学法由此起步。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训练,郭兴福和他所带的班进步很大,在教学上形成了一套较成型的做法。李德生便组织三十四师营连排干部参观了两次,全师干部看了一次,反应很不错。之后,李德生又将他们带到另外两个师表演,也得到了好评,并根据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了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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