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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乒乓外交”

江承宗

1970年下半年,日本乒乓球协会向中国乒乓球协会发来邀请信,邀请中国乒协派代表团出席1971年4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过自从1969年开始批判极“左”思潮以来,中断多年的对外交往也初步恢复起来。中央决定,接受日本乒协的邀请,派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席第31届世乒赛。国家体委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很大,组团赴日本缺少懂日语和英语的干部,原有的干部都还在干校劳动。需要懂英语的干部,那是因为按惯例举行世乒赛的同时还召开世界乒乓球联合会的会议,会议使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外交部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受“文革”的冲击比较小一些,从1969年底就已经初步恢复正常工作,因此国家体委从外交部借了几名懂日语的干部和一名懂英语的干部,我碰巧就是那名被借去的英语干部。

我被借到国家体委参与筹备工作,前后有数月之久。可能由于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思想还很混乱,周恩来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亲自主持筹备工作。

周恩来多次亲自召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和有关人员开会,做动员并商量和部署工作。比如,有一次讨论在日本发生的右翼分子反华事件,乒乓球代表团还去不去日本,该如何应对时,周恩来说,先不做决定,由大家讨论提出建议后再议。这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种新做法,即尽可能同群众一起开会讨论问题。我想他这种做法有两个用意:一是尊重和了解群众,二是动员和教育群众。我不只一次听周恩来在这种群众会议上讲过,他年事已高,愿意在他有生之年把他的外事工作经验传授给大家。他真是用心良苦啊!会后我们进行了分组讨论,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华事件是小事,参加世乒赛是大事,我们应该去。最后周恩来召开会议听取大家意见后,决定去。

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直接的民航来往,都要经过香港绕道。我们代表团一行到达香港后,就一分为二,团领导、男女乒乓球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分成两批,乘坐两个不同的航班飞赴日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时,我方人员从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赴万隆时,飞机遭敌人破坏在空中爆炸。所以做上述安排,万一一架飞机出事,另一架飞机上的人员照样可以赴日本参加世乒赛。当时,我们都是遵照毛泽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指示精神,毫不犹豫地奔赴日本。两架飞机都平安抵达日本东京,我们全团人员转乘高速铁路赴名古屋出席世乒赛。


4月上旬,名古屋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我们住的旅馆的院子里,几棵樱花树就开满了鲜艳的花朵。就在这时,发生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

在乒乓球比赛期间,有一天,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上错了车,他没有找到专门运送美国运动员的巴士车,匆忙中登上了中国运动员坐的巴士车。有的中国运动员一见是美国运动员,由于中美之间几十年的敌对状态,故犹豫着不敢同他搭腔,中国乒乓球国手庄则栋想到“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故上前同科恩握手寒暄,还互换了纪念品。中美两国运动员这一空前的交往事件,立刻被外国记者大加报道。

在乒乓球比赛刚结束后的次日即4月8日清晨,我们代表团突然接到北京来的电话,指示立即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联系,邀请该代表团在乒乓球赛结束后访华。当代表团领导向我们工作人员宣布此事并部署行动时,我立即意识到,这一定是中央最高领导的决策。作为外交部的一个干部,来日本前根本没有一点有关的迹象,而这个行动是非同小可的重大行动。事后了解,果然这是中央领导经过反复考虑,最后由毛泽东决策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领导立即找到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表达了对他们的访华邀请。斯廷霍文听了很兴奋,但表示他不能做主,他要请示国务院后再给答复。答复来得很快,中午时分斯廷霍文就答复说接受邀请访华,还说美国国务院同意了。这当然不是美国国务院的决定,而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决策。为了不过分突出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周恩来等领导还决定同时邀请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四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

日本乒乓球协会友好地邀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世乒赛后参观游览两天,我自然很高兴有此机会。但是,8日下午北京来了指示,要我立即返回北京,参加接待乒乓球代表团的工作。我当然服从命令,收拾行李,登上高速列车赴东京,当晚乘飞机赴香港,然后转赴北京。抵京后,我立即向接待组报到,发现接待组的规格特别高,对外由体育运动委员会的人员出面,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外交部的领导黄华、章文晋等人,上面的主管就是周恩来。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接待采访五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外国记者,其中有几个记者是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的美国和加拿大记者。这当然也是周恩来和章文晋等有意的安排。章文晋在重庆是周恩来的助手。记者们采访的重点当然就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活动。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记者前来中国又是一件破天荒的事。

五国乒乓球代表团先后陆续来到北京。中国运动员分别同他们进行友谊比赛。我观看了在北京体育馆进行的同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那场比赛。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水平同我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水平比当然差得很远,因此,我们内部事先布置好,不要赢他们太多,个别场次输给他们,以防他们输得太多难堪。那次友谊比赛果然就是那样进行的。

安排周恩来会见五国乒乓球代表团是个难题。一个一个代表团分别会见,不大合适,因为乒乓球代表团没有那么重的分量。一块儿见吧,又不好谈话。最后还是周恩来自己出的主意,把五国代表团安排坐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大厅里,按国家名称的字母次序围成一个圆圈坐好,然后周恩来进入大厅,分别轮流同各国代表团交谈。

4月14日,我们把五国乒乓球代表团带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里,围圆圈坐好,外国记者带到大厅入口处,特别把周恩来认识的美国和加拿大记者安排站在前面(这也是事先计划好的)。一切安排就绪,时间一到,只见周恩来快步向会见大厅走来,他一眼就见到他认识的美国和加拿大记者,同他们握手寒暄,并作了简短交谈。几位美国和加拿大记者非常高兴,对周恩来都有很好的评价,说周恩来居然还记得他们这些老朋友。

周恩来进入大厅后,轮流同加拿大等四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并分别作了友好交谈,最后来到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跟前,同前面一样,他同代表团全体成员一一握手,接着同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作了友好的交谈。本来大家以为会见到此已经顺利结束,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周恩来向美国代表团成员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只见嬉皮士(按:嬉皮士是当时美国青年中特别是男青年,流行的时尚作风,留着长发,衣着和行为非常随便)运动员科恩举起了手说:“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周恩来回答说:“请。”科恩说:“总理先生,你对嬉皮士有何评论?”这个问题实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当时国内对嬉皮士当然持批判态度,没有想到科恩向周恩来提出这么一个尴尬的问题。只见周恩来没有立即回答,略作沉思后回答说:“青年人是社会中最积极活跃的分子,他们总是在寻求真理,做各种各样的试验,通过试验,他们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周恩来的回答博得在场人们热烈的掌声。这个回答太高明了,对青年充满了关爱和鼓励,而不是单纯地否定挫伤青年的积极性。外国记者作了广泛的报道,科恩的母亲在美国看到了报道后非常高兴,她特地请在香港的朋友买了一大束鲜花空运到北京(按:当时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空运联系),送给周恩来,表示敬意。

这场“乒乓外交”当时是举世瞩目的事件,它为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创造了契机,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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