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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周锟

邓小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从思想根本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次全会标志着他实际上成为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北方谈话”思想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历时5天。此前邓小平领导的思想准备工作早已开始进行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工作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邓小平发表的“北方谈话”。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面临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打破思想上的禁锢,尽快扭转局面。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的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功绩和晚年错误,不能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解放出来。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邓小平的思路十分明确。他认为,要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首先就必须打破思想的禁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中央的信中,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口号,指出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胡乔木曾说:“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的思想上的开端。”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的批评和压制。对此,邓小平认为,这是关系到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大问题,于是旗帜鲜明地给予了支持。5月30日,他对几位负责同志说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的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7月21日,他再次告诫有关同志:“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次日,他又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成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大地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如火如荼,邓小平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先后去了一些省份,引导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从实际出发,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1978年9月,邓小平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归国后,他没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走了一圈。这是一次刻意安排的极其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他自己称之为“到处点火”。一路上,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史称“北方谈话”。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四人帮”要搞的“穷社会主义”荒谬至极,只有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许多关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北方谈话”中实现了破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关键环节:中央工作会议改变原定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按照惯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分6个组进行讨论。

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此次会议原来只安排了三项议程:一、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议程,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并不涉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开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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