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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四个本质差异

张家康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说,陈独秀之所以在政治上不能成功,就在于“他远远缺乏与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各个阶级、阶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也缺乏中国政治需要的灵活性极强的各式策略和权术,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实力基础(如军队、干部)”,他又“忽视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的地位(所以反对苏区和红军)”,这是他“注定要失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作为陈独秀之后的后起之秀之所以成功,所具备和拥有的恰恰是陈独秀缺乏和忽视的,这正是毛泽东与陈独秀在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

家教·秉性

陈独秀长毛泽东14岁,两人出生环境不一样,所受家教不同,秉性各异。

陈独秀不满两周岁的时候,父亲便被瘟疫夺去生命。母亲对他的个性影响极大,她对儿子的唯一要求“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母亲虽没读过什么书,却比较开明,从不拿“忠孝节义”的道德说教来束缚和规范自己的孩子。陈独秀评价自己的母亲很能干,本质上又是个老好人。他说:“有人称赞我嫉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嫉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陈独秀5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嗣父是个举人,曾在东北做过官,少年陈独秀曾随嗣父去过东北,亲眼目睹沙俄士兵随意杀人、奸淫妇女的暴行。这惨烈的一幕幕,对他刺激极深,每每“思之当一大痛哭”,他为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而感到羞辱,誓言“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这种壮烈的民族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

与陈独秀不同的是,毛泽东出生在闭塞的韶山冲。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勤劳节俭,精明能干。父亲对他要求不高,只要能识字打算盘。

当祖父拿着戒尺,硬逼着年幼的陈独秀背诵经书时,只有6岁的毛泽东已经在外祖父家,和表兄弟们一起下地,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星劳动,较早地知道了稼穑劳作的艰辛。毛泽东9岁才开始读书,虽说书是读得晚了些,可他悟性好,记忆力强,旧时读书人必备的默写背诵的功夫,对于他来说一点也不难。

少年毛泽东读书时就爱思考,他发现一个很多人都忽略了的问题,那就是《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在重温这些小说内容后,他终于明白:“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辛亥革命的前一年,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官府实行残酷镇压,暴动者的头颅高挂在长沙城南门外示众。这一事件轰动整个湖南,也给时在韶山东茅塘读书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陈独秀显然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农民,在这个年龄段,他在大哥的督促下,整天埋在经书子集里,以预备科举考试。18岁那年,为了“母亲的心愿”,才随大哥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一路进京科考的经历,给他刺激极大,深感科举制度的腐朽与黑暗,这才与科举决绝。由南京回安庆后,他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等文,向清政府提出长江防务的方案。他的这些文章仍然主张依靠皇帝进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

毛泽东13岁就和家中的雇工一样,在田地里劳动,晚上回到家中,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给父亲记账。但他不愿困守在韶山冲,要走出去独闯天下。他知道父亲绝不会同意,而要让父亲放行,再用硬碰硬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聪明的他找来八舅文正莹、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当说客,这些人在乡间很有声望。父亲在他们的劝说下,终于同意他去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背着简易的行囊,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出了韶山冲。

陈独秀自小就缺乏这种圆融变通的心计。儿时为了背书,不知挨了祖父多少板子,年迈的祖父就想听到孙儿的求饶声,可他偏偏不,手打肿了,屁股打红了,心疼得母亲在一旁暗暗垂泪,可是他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愤怒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这种倔强刚烈的性格,以及一条道走到黑的偏执,似乎伴随陈独秀的一生,使他为此吃了不少的苦头。

迂腐·远见

陈独秀是中共的当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他面临的最“现实的事”,两个本就性质不一的政党联合到一起,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与冲突,而他所缺乏的就是应对这种局面的气魄和手腕。国共实行党内合作,中共为防止被国民党所溶化而建立党团,这个做法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力反对,作为中共领袖的他应责无旁贷地给以回击,可他却书卷气太重,反而以推己及人的雅量为对方设身处地地思虑,这就是他的冬烘迂腐之处,更迂腐的事还在后头。据他的好友、国民党大佬吴稚晖于1926年3月26日日记所记,3月6日,吴稚晖在与陈独秀的谈话中询问:“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他竟然毫不防设地回答:“20年足矣?”吴稚晖急了,惊讶地说:“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只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

此时,北伐战争正捷报频传,陈独秀正陶醉着,当吴稚晖试探性地询问时,这位“用不着提防”的书生领袖,就不假思索地答以20年即可实行“列宁式的共产”,殊不知,他的这位老友对“列宁式的共产”深恶痛绝。这就给吴稚晖提供了所谓检举中共的口实。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成为中共领导核心之一。他看到在民族危亡之际,两个原本对立的党派走到一起,完全是历史的机缘。毛泽东十分清楚合作的过程。他始终没有忘记中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既维护合作的大局,又不牺牲本党的根本利益,对借合作之机暗藏溶共乃至灭共的居心,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

蒋介石早就有心借改编之机将红军收编,使中共没有武装,失去根据地。10多年的实际斗争经验,已经告诉毛泽东,与国民党、蒋介石文斗也罢武斗也罢,都要凭实力作后盾。所以,在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八路军的多次谈判中,他一直指示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部分同志以为国民党真的友善,再也不会祸起萧墙,主张红军应该早出动,“全部出动为宜”,甚至有人提出“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等。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在于,一直站在维护本党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耐心分析。他说,国共两党在阶级上仍然是敌人,所以“党的阶级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他认为国共两党代表着“两种政策,两种前途”,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正是吸取了陈独秀时期的教训,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中牢牢把握中共的独立自主性,在服从总的战略的前提下,不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这样才不致于被国民党溶化乃至瓦解。

农民·红军

1927年7月,陈独秀给中央递交了辞职信,自此离开了领导岗位。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已厌倦与国民党论争的“口水战”“笔墨战”,意识到与国民党斗,还是要靠实力和枪杆子,城市不是中共的优势所在。他毅然选择了农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3年4月,毛泽东在领导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时,发现这些工人原本就是农民,他立即派工会领导成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这个乡有很多农民在水口山矿区做工,受过毛泽东的教育,亲历过水口山矿区罢工,感受过团结起来的力量。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农民就发动起来。9月中旬,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区农工会成立。根据开展农运的经验,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主要介绍农民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中共也曾研究与讨论过农民问题,而将农民运动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却是毛泽东开的头。对于这一点就连张国焘在晚年也不得不真心地佩服。他说:“他(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

如果说陈独秀忽略了农民问题,那显然有失公允。早在1923年 7月,他就在《前锋》发表《中国农民问题》,这篇被邓中夏称为“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文章指出:“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国民革命“不可忽视农民问题”。他对农民的经济状况、阶级构成以及所受的压迫,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也给中国农民指出了改变命运的途径,那就是“教育与宣传” “组织消费协社” “组织农民借贷机关” “组织谷价公议机关”和“抵御兵匪、改良水利”及“县长民选”等。虽然如此,他对农民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土地问题、农运问题等缺乏足够的认识。

1924年12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长沙养病。次年2月,来到家乡韶山,走户串门,与乡亲们拉家常交朋友,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除办起20多所农民夜校外,还创办了农民协会,更重要的是在韶山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创办了中共韶山支部。他在韶山时间不长,领导的农民运动却有声有色,走“在各县之先”,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而农运一开始即“作经济政治斗争”,“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

毛泽东认准了中国革命的广阔天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生力军是农民,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可总书记陈独秀却始终对农民运动存有偏见,说农运已经“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1927年1月,毛泽东带着陈独秀所提的这些问题,徒步考察了湖南的湘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并非没看到农民运动的过火之处,但是,他主要是看到了农运的本质和主流,这就是昔日的泥腿子、庄稼汉,如今也在农村挺直了腰杆说话,这是天翻地覆的事情。因此,他得出结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大革命失败前夜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和彭湃、方志敏等将筹划已久的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大会讨论。可是,陈独秀没在大会上提及。“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国共分裂已是大势所趋,“心情苍凉”的毛泽东正在思考和运筹着下一步的革命行动。大革命失败后,就在陈独秀给中共中央一封又一封去信,愤愤不平地辩说时,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创建人民武装——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武装割据。

红军日益发展,工农武装割据已成星星之火时,陈独秀却站出来对红军和苏区大加讨伐。他写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已不是一般地反对武装斗争,也不仅仅是对农民有着“绅士式”的歧视,而是恶狠狠地污蔑红军的社会基础是“灾民、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刀匪”,由这些“极恶劣的分子来革命,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命了”,并说红军的游击战争是“土匪式的骚扰”。因此,“统治阶级骂我们是共匪和匪共并称,都不足为异”。时值国民党对苏区发动“围剿”,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刷,向江西苏区广泛散发,这就难怪有人说蒋介石对红军和苏区是“武剿”,而陈独秀则是“文攻”。

与陈独秀主张“国民会议”、取消革命的思想背道而驰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牢牢把握枪杆子,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并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中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中共没有军队和根据地,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从谈起。毛泽东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已与这支军队水乳交融、血脉相连,广大指战员也在实战中意识到毛泽东的重要地位,以至在他被排斥时,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也没有多大的减弱。这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不同之处,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信仰·纪律

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陈独秀和毛泽东都看到了,可在低潮期如何领导中国革命,两个人却指出了极不相同的方向。陈独秀认为,国民党还没有到崩溃的时候,所以,人民“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现在应放弃“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以“不缴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的经济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28年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然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正在开辟之际,湘南特委派员来到井冈山。来人下车伊始,便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 “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毛泽东就这样被“开除”出党,成为只担任师长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后来说,当时“开支部会我都不能去,很痛苦的”。他只是感到委屈,并没有丝毫违背组织纪律的言行。

也是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多次给中共中央去信,忘却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继续提出一些早已遭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评的意见。共产国际考虑他的意见及特殊的历史地位,指名让他和另外几位同志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其他几个同志都去莫斯科参加了会议,惟有他却不顾组织纪律,严词拒绝出席会议。更离奇的是,他竟置中央的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于脑后,把他致中共中央的信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公开传阅。

他企图引起对党的路线的公开讨论,这一愿望在当时就被否决了。当他获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信息后,便很快投入到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作为中共创始人的他,在创建这个党时就理应明白列宁主义的政党纪律,党内不能有反对派活动。在中央一再的劝说和警告下,他置若罔闻甚至梗着脖子向中央叫板:“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他公开地追随托洛茨基,明目张胆地建立反对派组织,正如他的老友汪孟邹所说,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很多错误,这是历史的真实。对待这些错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是了然在胸,十分清楚,可很少有人像陈独秀那样肆言无忌直至公开批评。他甚至胆大到在给中央的信中要求“公布列宁遗嘱”,而列宁遗嘱的最核心最敏感的内容是 “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此时的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元首,而且也是国际共运的领袖。可陈独秀却毫不顾忌,理直气壮。

在托洛茨基的力荐下,陈独秀当上了中国托派的中央书记,可是自命不凡的年轻的托派们并不把他当回事,仍对他的所谓右倾进行批判,而他的一些另类于托派的思想,又从来不能见容于这些年轻人。他并不在意这些,用他的话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在审视自己所信仰的思想时,大胆地怀疑,不时地否定,并自诩要用“科学的态度”,“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断言“列宁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从批判孔子开始,一生信仰和抛弃的主义和思想之多之快,也是罕见的,延至晚年连最后信仰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抛弃了,这就难怪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了。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与陈独秀不同的是,他除如自己所说具有“虎气”外,还有“猴气”,那就是灵活性。中共确定了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斯大林开始担忧起来,立即派王明回中国督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唯恐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见罪于蒋介石,从而使苏联失去东面屏障。王明自以为是钦差大臣,以在武汉的长江局向延安的中央闹起独立。这一点,连赋闲的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

王明正在势头上,且背后又站着斯大林,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除阐述自己的意见外,尽量避免与王明的正面冲突,也就是李德所说“除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可另一方面又通过任弼时、王稼祥等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真实情况,从而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1920年5月,陈独秀、毛泽东相会于上海。陈独秀向青年毛泽东谈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来,毛泽东向斯诺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这些话,给我留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毕生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切的出发点与着眼点都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为此,他既能顺势而为,也能在逆境和挫折面前毫不气馁,巧与周旋,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对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一丝一毫也不怀疑,只是脚踏实地的践行着,这就是他与陈独秀在本质上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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