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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毛泽东称他为宣传鼓动家

周如冰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春,第四师范并入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1912年夏入学的浏阳热血青年陈昌(1894~1930,字章甫),与毛泽东一接触,即被他的政治见解和社会活动经验所折服,与他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协助征求爱国志士并加入新民学会

1915年6月,陈昌从一师毕业后到一师附属小学任教。

此时的湖南都督汤芗铭肆意盘剥三湘人民,到处捕杀爱国志士,省内反袁驱汤声浪日益高涨,一师师生尤为积极。毛泽东、陈昌等人考虑到要改变湖南现状,必须要有个组织团体,发动有识青年共同奋斗。

1915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与陈昌商议后,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长沙城内各中等学校传达室门口均贴出一张征友启事。毛泽东用古典文体书写,字体为兰亭帖体,八裁湘纸油印。

征友启事的大意是:今日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特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组织团体,砥砺品行,储蓄才能,共同寻求救国之道。启事原文引用“愿嘤鸣以求友”,并指出,结交的朋友是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启事还说明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落款署名“二十八画生”。在邮寄启事的信封上还注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征友启事发出后,各校师生议论纷纷。思想守旧的人,认为“二十八画生”是一个神经质的人,把征友启事撕毁;有的猜测“二十八画生”是找女朋友。湖南女子师范的马校长,平日都是禁止该校女生与男校学生来往的,看到这张启事后,更加防范,不仅向女生们打招呼,而且特地跑到一师附小,向陈昌询问“二十八画生”的情况:“陈先生,你怎么帮人做起找朋友、当媒婆的事情来了?找朋友找到我们女子师范来了。这‘二十八画生是什么人?”

陈昌笑答:“你完全误会了。”他解释说:“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毛泽东”三个字的笔画总和。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八班的一位德才兼备,品学兼优,又有鸿鹄之志的学生。

陈昌对毛泽东赞誉有加,毛泽东也对陈昌十分欣赏。早在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就在给湘生的信里指出:“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同学陈子(指陈昌),有志之士,殊不多见。”意思是,要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没有杰出的人才是不可能的,你熟悉的同学陈昌就是一位有志之士。

毛泽东征友时树立的标兵就是陈昌。后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征友只征到“三个半”,虽然没有达到目的,却为新民学会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1918年4月14日,经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邹鼎丞(即邹彝鼎)、张昆弟等组织发动,在长沙溁湾镇刘家台子蔡和森家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出席这次成立会议,并首先加入该会的浏阳驻省青年有罗章龙、陈绍休,未及到会的陈昌、傅昌钰、彭道良都是基本会员,后来钟国陶、熊淑彬、熊季光也先后入会。

参加会议者除罗章龙外,全是杨昌济的学生。经过大家讨论,通过了学会的章程,规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发展新会员的标准:品格好、志向好、学问好,确有向上要求的青年。

1918年6月,湖南一师六、七、八、十班170名学生毕业。毕业后,何去何从?是工作、学习还是出国深造?新民学会会员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大多数会员有出国的志向。正当这群热血青年寻找出路的时候,他们的恩师、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传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毛泽东、蔡和森等决定召开新民学会会员大会,讨论留法勤工俭学问题。会议确定:学会要以培养人才为基础,一方面要派人外出求学,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革命先进经验,另一方面要有人在国内从事教育事业,从小学做起。此时,在长沙五美高等小学教书的陈昌也有出国的打算。毛泽东认为陈昌、何叔衡、周世钊等人适宜从事中小学教育,他自己也打算留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

由于毛泽东做了思想工作,陈昌打消了赴法留学的念头,留下来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并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活动。

参与驱张运动后组建浏西文化书社

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进行求工求学斗争的同时,新民学会和湖南省学联组织发动了驱张运动,即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斗争。1920年7月,去北京、上海等地请愿和进行驱张宣传的毛泽东、陈昌(一度留在北京学习国语注音)等先后从北京、上海回到长沙。回长后,毛泽东受聘就任一师附小主事,陈昌则担任一师国语注音教员。他们和另外两位老师同住在天鹅塘青山祠一所房屋里。充满着新思想的毛泽东,根据这种居住条件,为了培植新的同志关系和方便工作起见,他建议建立一个革命大家庭,四户合为一家,由陈昌的爱人毛秉琴管理大家的生活兼炊事。毛泽东称毛秉琴为大姐,陈昌的女儿一元则称毛泽东为舅舅。毛泽东风趣地说:“革命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我们都成了一家人。”

在北京、上海请愿期间,毛泽东、陈昌等曾抽时间搜寻和学习了一批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和共产主义文献。他们还秘密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共商在中国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计。浏阳在北京大学学习的罗章龙、宋天放、李梅羹、黄接舆等也都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并协助毛泽东在北京组建了平民通讯社。毛泽东当时高度赞誉这几位浏阳学友不愧为谭(嗣同)、唐(才常)、焦(达峰)、陈(作新)之后起,浏阳河畔的新秀。

为了在湖南更好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回湘后,毛泽东等即利用在一师工作的良好时机和新型的生活环境,首先团结教育界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继而与何叔衡、易礼容等人着手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在书社《缘起》和书社《组织大纲》中称:“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湖南全体人民新研究的材料。”在湖南各界进步人士资助下,8月20日,即租定长沙潮宗街56号湘雅医药学校的3间房子为社址,9月9日正式开始营业。开业后,书社很快与全国各地60多家出版社、图书馆建立了业务往来,销售的书刊有新文化书社丛书、哲学丛书、晨报社丛书、新潮丛书及《新青年》《劳动界》《北大月刊》等160余种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进步书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北京的《晨报》也都经此销售。

随着湖南各界,特别是知识界的觉醒,各地对进步书刊的需求日增。为了适应这大好形势,使新文化和马克思学说迅速普及到全省各地,10月,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昌等经过商议,决定在各地建立分社,并指派陈昌到浏阳,负责浏西文化书社的组建工作。陈昌接受这一任务后,即与同乡学友宋先觉一道赶回浏阳。他们选定母校西乡金江高小为社址。这里既是当时浏阳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校舍宽敞,又离长沙较近,便于联络。

陈昌、宋先觉到校后,在校长黄甫笙的支持下,向浏阳各界开明人士募集了部分资金作开办费,并调出学校里的两间房子作营业间和书库。一切办妥后,陈昌即和师生们一起亲自动手粉刷墙壁,清扫房间,搬运书刊橱架。他的这种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精神,使师生们深受鼓舞。

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下,不出10天,书社正式开业。按照乡俗,开业那天张灯结彩,鸣炮响乐,气氛甚为热烈,而且,当场就售出了书刊234册,其中《向导》和《中国青年》两刊倾销一空。陈昌对此既高兴,又感急迫。因为总社供应量是有限度的,怎么办呢?他在库房里辗转思虑。这时,黄甫笙悄悄踱了过来,建议发动大家刻抄。陈昌认为这是解急的好办法。但是,他又感到学校教学紧张,为筹办书社,已占用了师生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又要他们刻印,于心不忍。黄甫笙见其犹豫,即主动提出自己先刻一本。陈昌对他这种精神极表感激,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解决了部分书刊供不应求的问题。

年底,陈昌带校工又去长沙提书,正值毛泽东在家看稿,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浏西文化书社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听后极为高兴,说:“你又立了一功啊!”

在长沙小住三日,领取了部分书刊,办好了各项急需事宜,陈昌即又动身返浏阳。临行时毛泽东着人提来了两个箱子,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套梨木刻字印板。陈昌惊喜万分。从那以后,由于有了印板,浏西文化书社翻印了不少报刊和书籍,有的免费送给穷苦知识分子阅读。这对加速新思想和新文化在浏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参与教育改革和浏西文化促进会的组建

浏西文化书社取得的成绩和浏阳人民迅速的觉醒,使毛泽东等认识到了教育工作和改革教育的重要,并决定首先在金江高小试点。为此,除陈昌继续来往于该校外,又将陈作为、赵自选、郭一予、黄建中、贺国中、夏明震、宋克若等派进金江,协助金江学校开展工作。

1921年正月初十,正逢学校召开年会,校董和浏西三镇知名人士都被邀出席。会上,陈昌发表了试行教育改革的演说,他的言论和口才,博得了出席者的热烈欢迎。当即有人提议,推陈昌为该校校长。但陈昌认为黄甫笙治校努力,且思想进步,仍拥他掌校,自己则充任训育主任,支持黄甫笙工作。

这年开学,他们即着手进行改革,启用了新的课本,吸收师生代表参加学校的管理,整顿校风,清除封建思想流毒,对学生的言行和着装,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提出学生不再着长袍马褂,改穿布料短衫,用白话和长沙话教学,不再用之乎者也之类等。同时,将10多亩校田改作农场,由师生利用科常课参加劳动,联系实际,改变过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现象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陈腐观念,树立“劳工神圣”的新思想。当时,学校周围乱石堆积,杂草丛生,遇有雨雪,一片泥泞。在陈昌的倡导下,学校发动师生利用节假日修筑了一条环校马路,陈昌还自编了一支修路歌,让大家一边劳动,一边歌唱。

为了加强教育改革的领导,并使新文化运动深入到全县各乡镇,不久,陈昌与黄甫笙商定,又向毛泽东、何叔衡等请示,再从自修大学等校抽调部分老师和学生来金江,进行不定期的讲学和实习。经自修大学校董会同意后,陈清河、夏明翰、傅昌钰、潘介棠、陈飘飘等10多位同志又先后来到金江高小。同时,又从金江高小的老师中选调了部分同志分往东乡洞溪、北乡蕉溪、南乡枫林等校工作,使浏阳各地的新文化运动有了组织者和领导者。

金江高小的师生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如结队到附近的普迹镇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旅大,宣传对日绝交,主动组织巡逻队,查禁和阻运日货。他们还利用教余时间,将新文化、新思想和爱国抗日的宣传品送到基层群众中去,在村头田野绘声绘色地向农民讲授他们为什么受剥削、受压迫,帝国主义为什么敢来欺侮我国的道理,呼唤农民起来一道参加反帝反封建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为了团结更多的进步力量,1922年春,陈昌、夏明翰、黄甫笙、潘介棠等又为首组建了浏西文化促进会,推陈昌为会长,会员多是来自西乡各地的教师和进步人士。其活动除撰写文章、举办演讲会、宣传新文化外,还定期举办马克思主义研读会,联系浏阳的社会实际,探索革命的真谛。

这年暑假,陈昌、夏明翰、熊亨翰、夏明震、陈清河、陈作为、陈飘飘等文化促进会骨干,聚集县城,在县平民教育会的组织下,为800多名小学老师举办了国语注音字母补习班。在补习班上,他们大力倡导改革教育和发展平民教育,对新文化、新思想运动在浏阳的深入开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为了不断扩大新文化的影响,这年秋,陈昌受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派遣,以浏西文化促进会会长的身份赴临近的醴陵县讲学,向该县进步知识界介绍省会和浏阳的新文化运动情况,帮助醴陵师范讲习所所长张啸霞推行教育改革。在他的倡导下,这里第一次实现了男女合校,并将过去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庙,辟为女生宿舍。在教学内容上,增加了社会科学讲座,同时,向师生赠阅了《新青年》《解放》《改造》等革命书刊。陈昌在醴陵讲学虽时间不长,却使这里的教育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23年,为抗议日本强占大连、旅顺等港口,又成立以陈昌为会长的外交后援会浏西分会。浏阳反动当局惊恐不安,便将他与夏明翰等教师挤出金江。1924年后,陈昌接受中共湘区区委派遣,先后到蓝田、醴陵、宁乡等地发展党的组织,从事教育工作,曾一度负责长沙统战工作,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省党部执行委员。“马日事变”前夕被派赴河南前线任北伐军三十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1927年7月,陈昌到达南昌,在贺龙部第二十军任团长。参加南昌起义后,陈昌率部向广州撤退,途中与敌遭遇,千方百计保护周恩来等脱险。1929年底,陈昌受党中央派遣以特派员身份去湘西贺龙部工作,1930年1月到达湖南澧县时被捕,2月23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

1950年,毛泽东在住处与宋任穷谈起陈昌时,毛泽东说:“陈昌是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在一起时朝夕相处,分别后常有书信往来。陈昌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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