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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学生时代“时间都去哪儿了”

毛胜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今汨罗市)唐家桥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任裕道,一生以教书为业,先后在家乡开办“时中馆”、“求志学堂”等学校。在父亲的指导下,年幼时任弼时就开始接受描红、习字、诵诗、绘画的启蒙教育。从1911年秋正式进入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到1924年7月离开莫斯科东方大学,这十几年时间是任弼时的学生时代,也是他在求知道路上逐渐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时期。

小学时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909年,任弼时5岁的时候,任裕道应聘入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教国文。由于这里离唐家桥20余里,所以任弼时随父亲寄宿课读。在父亲的督促和辅导下,任弼时勤奋苦读,孜孜不倦。两年后,他正式入学。1912年1月,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作民两等小学堂文凭。文凭内的评语写道:“学生任培国(任弼时的原名)本学年总平均分数八十四分一厘七毫,列入最优等。”之后,他继续在此就读,并于1913年秋升入二年级。

1914年春,任裕道转到塾塘乡任氏序贤初等小学任教,任弼时也随父亲来到该校三年级住读。这年秋天,他升入该校四年级。在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中,他以《试述诸生入学之志》为题,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论干什么,都要有志向,都必须努力;唯有如此,才能达到目的。显然,这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和鞭策。

1915年夏,任弼时从序贤初等小学毕业,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高等科。该校历史悠久,初为“城南书院”,继为“中路师范学堂”,再为“第一师范学校”。全校分三部分:师范部、附属高小部、国民教育部(相当于初小)。该校规模宏大,是当时湖南省内自初等教育至中等教育兼有的建制完备的学校,而且师资力量雄厚,在全省卓有声望,是学子们向往的求学之地。

进入一师附小,是任弼时学生时代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走出了塾塘乡,来到了省城,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很多新事物。他格外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1916年9月6日,他回校已第三周,因兵荒马乱,同学尚未到齐。他在作文《劝友人勤学书》中写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吾深味乎其言也。兄现正在青年,务宜专心求学以求上进,他日扬名显亲即基于是矣。兄其勉之。”实际上他这样说,劝勉学兄也是自勉。

任弼时不仅勤于读书学习,而且非常重视体育活动,提倡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丰富完善自己的道德学识和体魄。在一师附小期间,学校组织的学艺会,分6部活动。任弼时加入了其中的谈话部,并积极参加学艺会的美术、竞技、竞球、拳术四部的课余活动。在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中,他如鱼得水,成为一名活跃分子。尤其是学校每个学期举办的运动会,更是让他和同学们兴奋不已。

1918年4月,任弼时高小毕业。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到新式小学的教育,再到站在时代教育前沿的一师附小,是一个丰富的积累过程。特别是在一师附小的3年,任弼时受益匪浅:都市的丰富生活,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他开始接触社会,更加关心国家的大事;一师学习生活的氛围,不但使他学识大增,更加快了他体魄和心智的成长与成熟。

在读小学的几年时间里,任弼时在认真学习和阅读的基础上,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数十篇文章,留下了一位少年思考、探索、前进的足迹。比如,他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名人故事,写出了很多精彩、有趣的评说:称誉明太祖朱元璋为“古之圣贤豪杰其功最大者”;提倡大禹、张骞、哥伦布等人“奋力前进,战胜艰难”的精神;尊崇俾斯麦“可为强国之模范”;赞扬彼得大帝“性勤俭,能忍劳耐苦”等等。虽然是小小年纪,但任弼时对历史中的人和事,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从任弼时对历史人物的点评,不难看出这位少年的忧国忧民之心。他的《爱国说》《追悼蔡松坡感言》《我国割让地之痛言》等文,更是洋溢着浓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他在1915年2月所写的《拟御侮之策》一文中,不仅通过对抵御外侮的思考,表达了拳拳爱国之心,还预测到中日“将有一血战”。

除了读书,任弼时还养成了读报的习惯,把报纸视为精神食粮。到一师附小读书后,去师范部阅览室读报,已成为他课余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1915年4月,他在作文《说阅报之益》中写道:“制报之法,日出一纸,所有要闻无不详细分列。文明人知国家与身有关系,故以阅报为贵。中国有言:秀才不出门,能知世界事。此阅报之谓也。”在此文中,他不仅介绍了报纸的功用、内容、种类,而且突出强调了读报的重要性。

任弼时不仅从图书、报刊中汲取营养,增长知识,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和友人一起走出校园,欣赏自然,感悟人生,在行路中增长见识,并留下了不少“游记”。1917年春,他和友人登岳麓山。在《1917年课余偶谈》中,记述了此次行程和观感,他高兴地写道:“由校出沿铁路行数十步,见路旁树木、地面杂草郁郁青青足以悦目。山中鸟兽飞鸣啸啼不绝于耳目。俯视湘江横无际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而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在中国传统佳节端午、中秋、重阳到来之时,任弼时更是游兴大增,频频和同学外出行走。1917年端午时节,他给一位学兄写信,相邀共游:“旧历五月五日为端午佳节,乡间恒以菖蒲系于门侧,谓为避恶;又有龙舟相竞之习俗。弟亦未能免俗,欲于此日往湘江一游。”这一年的中秋时节,他又和几位同学来到湘江边郊游,欣赏一轮圆月,并在《秋节纪事》中记录了沿途景色,以及几位少年的舒畅心情。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能够“涉猎广博,贯通经传,驰骋古今”,根源即在于此。少年任弼时勤于思考、善于写作、颇有见识,同样根源于此。

中学岁月:参加运动,寻找出路

1918年秋,任弼时考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17班就读。明德中学创办于1903年,黄兴是创办人之一,规模和师资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文学家苏曼殊、生物学家辛树帜、历史学家周谷城、音乐家黎锦晖等人,都曾在此学校任教多年。因此,当时有人称“北有南开,南有明德”。

在明德中学,任弼时一边认真学习,一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多方面思考国家的前途命运。1918年10月,他眼见军阀混战,国家垂危,在作文《国庆纪念日感言》中不禁感慨辛亥革命后国内无休止的权争与战事,还严厉抨击段祺瑞反动军阀政府,写道:“以一二人之私见,竟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中国其能免于危亡乎?恐非吾之所能逆料也。”

由于明德中学的学费较贵,而家庭经济开始拮据,任弼时于1919年春转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第25班就读,与萧劲光同学。该校创办于1904年,是长沙府唯一的府立中学。由于它后来变成长沙府所辖十二县联合举办的四年制中学,故又名长郡公立中学校。相比较于明德中学等学校,长郡中学每个学生只负担1/3的费用,约每年12元,还是比较低的。先后在长郡中学读书的,还有李维汉、李立三、罗章龙、李富春、郭亮、陈赓、曾三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了中共党史上的知名人士。

1919年5月4日,以巴黎和会的失败为导火线,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生、中学生喊出“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等口号,数千人集会游行。反动军阀政府不顾学生们的正义要求,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0余人。随后,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5月9日,湖南报界突破湖南省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封锁消息的勒令,纷纷报道北京学生游行的消息。消息传开后,湖南各地的教育界、工商界及各公法团体纷纷通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5月28日,湖南省学联成立,并于6月3日发表罢课宣言。长沙各校纷纷举行罢课,并开展抵制日货、爱国储金等活动。长郡中学的学生迅速组织起学生爱国会,开展上街推销国货等活动,任弼时积极参与其中。他还接受长郡中学学生爱国会的聘请,课余担任“贫民半日学校”二、四、七班的音乐课教员。

为了学习北京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向民众宣传,湖南省学联也号召各校学生回家乡宣传。任弼时积极响应省学联的号召,奋然投入到这场斗争之中,同各校学生下乡宣传。他写传单、编剧本、画漫画,讲、演、唱,样样都干。在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一带,他组织同学演出的文明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2月2日,湖南省学联发动长沙各校师生8000余人,联合店员、搬运工、泥木工、印刷工等2000余人,在教育会坪焚毁日货,张敬尧派骑兵及大刀队镇压。长沙学生罢课,发起“驱张运动”,省学联发布宣言:“张毒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投身到实际的斗争经历给任弼时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五卅运动中,他大力号召青年到民众中去宣传,并写道:“这种普遍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学生界应负大半责任,因为学生多为四乡集中于城市的,每逢寒暑假时节,学生回到乡村的时候,应特别努力在农民中活动。”

1919年10月,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长郡中学高年级的学生李立三、李富春等28人先后报名赴法留学。1920年夏,任弼时读完中学二年级后,因家境贫困,难以继续就读。这年暑假,为节省回家路费并寻找毕业后的出路,与萧劲光留在学校度暑假。其间,任弼时也想过去法国勤工俭学,但没有成功。

为了解决从中学毕业后的出路,任弼时到商店买回了炭墨和画纸,画起画来。任弼时自幼在父亲教导下绘画,打下了颇为扎实的功底。当他拿着自己的作品到画像馆对照时,同学们对他的绘画才能惊叹不已。有同学说:“你不愁没有出路了,可以挂招牌营业了!”但任弼时并不想以此为生。他对同学萧劲光说:“虽然社会职业的大门,对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是紧闭着的,但凭一技之长,也不难找到一条出路”,“我辈青年需要寻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出路!是革命的出路!”后来,萧劲光回忆说:“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看到我高兴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我忙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们到俄国去。”

其缘由是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不久,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提倡赴俄勤工俭学。这时,任弼时和萧劲光由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介绍,加入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赴上海入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对此,萧劲光后来回忆说:“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我们立即找到任岳,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提出申请,填了表,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

1920年10月,长郡中学校方将任弼时、萧劲光除名。此时,他们已在上海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活。此时的任弼时又迈出了一大步,他已经不满足于用作文抒发忧国忧民情怀,而是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去。这个重要的变化,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大学年代:选择主义,投身革命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任弼时与萧劲光等住在附近的法租界贝勒路一亭子间,吃包饭,睡地铺。他们每日上午学习俄文,其余时间,或听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的讲授,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组织的活动;或为《劳动界》杂志编辑部和华俄通信社抄写、校对稿件,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刻蜡版、印传单等。

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外国语学社内成立。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为首批团员。1921年4月,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苏俄方面的联络和安排,决定分批派学员去莫斯科学习。5月中旬,任弼时进行职业化装后,与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起,启程赴莫斯科。他们先乘邮轮从上海出发,取道日本长崎到苏联海参崴,然后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从海参崴到伯力途中,任弼时患了感冒,被日本人当作鼠疫患者予以扣留,后机智脱险,只身一人到伯力与其他同行者会合。

临去苏联之前,任弼时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表达求学心境:“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之后的亲身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21年7月9日,经过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任弼时一行终于到达了莫斯科。当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他们被安排与会议代表同住一旅馆,并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8月3日,任弼时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或“东大”)学习,取俄文名为布林斯基。在大革命时期,他常用这个俄文名字来签署团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时,他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来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东方大学坐落在莫斯科市区特维尔斯卡娅大街第15号,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社的对面,原是苏俄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东方大学主要设有党的工作、政治教育、工会运动、经济、行政法律等系,并专为中国等东方国家学生分国别单独组班。与任弼时一起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等30多人,他们是中国班的第一批学生,被称为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同时在这里学习的还有朝鲜、蒙古、日本、印度等国的革命者。学校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共产主义ABC、西方革命史,以及青年运动、职工运动等,全部用俄语教学。

为了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任弼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了学好俄文,他手里总是拿着油印的教材和报纸,并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办法:“看不懂再看,说错了再说,看看说说,就会成功。”1922年12月,因瞿秋白回国工作,任弼时接替瞿秋白担任东方大学中国班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俄语翻译。也因为俄文水平高,1924年10月,回到国内不久的任弼时被任命为团中央俄文翻译。

在东方大学过了语言关后,任弼时整天攻读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整体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认真研究了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尤其注重领会列宁的策略思想,认为列宁制定的策略是适应革命过程的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更重要的是,他自觉地把中国的革命和远东以至于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从而来进行观察和思考,得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任弼时还在莫斯科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 1922年1月至2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创立一个民主共和国。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1月25日,任弼时与萧三等同东方大学支部局代表一起去全苏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向列宁遗体告别,并被安排代表东方民族守灵5分钟。

在东方大学的3年时间里,任弼时经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但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提高了他的思想水平,扩大了他的政治视野,而且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新貌与旧中国状态的鲜明对比,使他的奋斗目标形象化、具体化。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孙中山主持下,大会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对国内革命出现的重大转折,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们非常关注。任弼时主持召开党团员大会,讨论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问题,决定暑假后派一批在东方大学学习时间较长并有工作能力的党员回国工作。

5月20日,中共旅莫支部决定任弼时、陈延年等人回国工作。7月23日,任弼时一行启程回国。临行前,任弼时与任作民共同拜谒了列宁墓。在红场上,任作民问他:“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吗?”任弼时干脆有力地回答说:“决定了!”

1924年8月,任弼时回到离别3年之久的祖国。不久,他受党组织指派,走上了团中央领导岗位,开始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团员积极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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