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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殡葬改革

王颖


“厚葬祖先,荫泽子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习俗。过去遇有丧事,民间普遍的做法是大操大办,要木棺土葬,要举行各种仪式,子女披麻戴孝,三跪九叩,还要宴请亲友等。有钱人家追求这为“大孝”,贫穷人家则不堪重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站在“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高度,针对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国情,大力提倡殡葬改革。他当年提出的许多思路和措施,如不急于求成,遵循自愿的原则;带头示范,从各级领导干部抓起;破旧立新,着眼于给群众带来实际利益;善于听取意见,抓住问题的关键;等等,直到今天仍对殡葬风尚革新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带头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他是中央五大书记之一,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的去世,举国悲恸,无论是对全党或对新中国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为此,党和国家为任弼时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会和送葬仪式。

10月28日,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当天上午9时,毛泽东到任弼时住处亲视遗体入殓,并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执绋,扶灵柩至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遗体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汉白玉墓碑的正面,镌刻着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办完任弼时的丧事后,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讲,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对其进行厚葬是必要的。但我们死后如果都这样葬,是不是有些浪费了?毛泽东这时已在考虑酝酿,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应该带头实行一种节俭的丧葬方式。

1954年,当毛泽东在杭州看到西湖周围有大大小小许多坟墓时,很忧虑地说: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好。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秘书把一份折子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份《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

倡议书中写道:“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倡议书还特别强调了自愿的原则:“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毛泽东看完倡议书后,满意地点点头,连声说:“好,好。”随即拿起毛笔,写下了“毛泽东”3个大字,接着写上了当天的日期“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七日”。之后,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136人先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各地推进火葬,都仿照中央的做法,要求各级干部、党员、团员率先垂范,开展签名留言、身后火葬活动,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提倡以追悼会的形式为死者发丧送葬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国家禁止封建迷信活动的制约,民间的丧葬礼俗有一定简化和修改,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散布在田间地头的大量坟堆给土地连片整治、农田水利建设和拖拉机的使用带来很大困难。而且木棺厚葬、宴请亲友等花费较大,给农业合作社和农民个人造成沉重负担。群众对旧的丧葬礼俗普遍感到存在浪费、迷信、繁琐现象,但又苦于没有新的办法来代替,不敢违背传统风俗。这些情况被毛泽东及时发现和掌握,他认为这是推动殡葬风俗改革的一个时机,不仅带头在实行火葬倡议书上签名,还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倡丧事节俭。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当然,他深知转变习俗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设想:“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也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10年改革完毕,是否可能?”同月,他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教育农民勤俭持家,长远打算,有计划地安排各项家务开支”,“农村中的红白喜事、人情应酬,应当一切从简,改变原来不合理的风俗习惯”。

毛泽东所要求的“一切从简”,并非冷酷无情,也非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不尊重。他主张以追悼会的形式隆重而简朴地悼念死者,寄托哀思。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追悼张思德的集会上就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他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也说过:“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开追悼会成为一种先进、文明、时尚的追思仪式。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中,以开追悼会的方式代替发丧送葬,表彰死者生前好的事迹和品德,供后人铭记和弘扬,用献花和花圈、行鞠躬礼来代替焚香烧纸和点烛、摆贡、叩头等,用戴黑纱、纸花来代替麻衣孝服。

农村也学习这种做法。人民公社时期,农村中有些干部、党员的丧葬以追悼会的形式进行。回忆死者生前的好处,并以大队、生产队的名义供献花圈,参加送葬。普通老百姓的丧葬仪式则只是保留了小范围的吊丧、停柩、入殓等主要环节,趋于简化。

支持平地深葬和移坟深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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