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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在鄂中的一段战斗岁月

毛峥嵘


开办汤池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力量

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经周恩来、董必武和叶剑英向国民党交涉营救陶铸同志出狱。陶铸出狱后,即被党派到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长。

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中国共产党准备利用湖北省合作委员会等机构训练几批合作指导员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训练地点设在湖北省应城县的汤池。经董必武和周恩来研究决定,派陶铸以共产党公开身份领导这个训练班的工作。

1937年12月22日,训练班第一期开学了。这个训练班是按照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榜样办理的,教师和学生六七十人,都过着艰苦朴素、团结、紧张、活泼的战斗生活。训练班主要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党课、游击战争战略和战术。此外还有军事演习。除课堂分组讨论和军事演习外,还到农民家里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农民劳动,深受农民的欢迎和称赞。

第一期仅仅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接着办第二期。各地要来汤池训练班的青年学生越来越多,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康泽调派别动队到皂市监视、收集情报。甚至连蒋介石也出面干涉,他找王明质问:“汤池训练班这样搞,影响统一战线” , “你们怎么在这里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

王明回来和蒋介石唱一个腔调,说什么:“陶铸太左了。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不要讲党的建设、游击战争、马列主义,只讲合作就行了。”“妨碍统一战线,就不要再办了。”“国民党出钱,要贷款就给贷款,为什么搞游击战争?”王明于1938年3月在长江局扩大会议上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就是要放弃我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董必武和陶铸不同意王明的错误意见,仍然要坚持讲党的建设、马列主义、游击战争。国民党顽固派一计不行,又施一计,他们对石瑛(湖北省建设厅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施加壓力,要石瑛停办训练班。在此情况下,他也有一些动摇,立即找周恩来和董必武请教对策,

周恩来将抗战形势和前途作了精辟分析和阐明后,董必武将汤池训练班的简要情况作了说明,并将训练班的严肃紧张、朝气蓬勃的情景讲得非常动人。这时,石瑛的态度也逐渐转变,认为训练班还是继续办下去。周恩来还对他说:“银行的贷款要与抗战的形势相结合。”董必武明确指出:“贷款要贷给贫苦农民,他们最守信用,手续要简便一些。”对农村合作贷款指明了方向和办法。经过周恩来和董老的坚决斗争,从1937年底至1938年5月,训练班共办了四期(第一、二、三期办在汤池,第四期办在武昌),先后培训了300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干部,均以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在应城、京山、钟祥、天门、汉川、云梦、安陆、荆门等县,以及鄂西、鄂北、鄂南、鄂东地区。这几批革命火种撒到湖北省各地,在党的领导下与抗日民族先锋队、假期回乡知识青年及各县知识青年、各地进步人士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徐州失守后,党中央1938年5月22日更明确具体指示长江局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队和游击区。”周恩来和董必武将中央这一指示传达后,董必武又指示:“汤池训练班还须办下去。”陶铸坚决拥护和执行了这一指示,他坚定地说:“汤池训练班不能在汤池办,就换个地方办;训练班遭到反对,就改为‘临时学校;不能公开办,就秘密办,唯内容不变——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培养我党游击战争骨干力量,武装民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在陶铸的组织和领导下,排除和抵制了来自国民党顽固派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又办了两期汤池临时学校,招收鄂中地区知识青年,为本地区开展抗日战争工作培养地方干部。这样,又为鄂中地区培养了一批革命火种,把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

不断壮大革命队伍

国民党顽固派视陶铸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将陶铸去之而后快,而王明也要将陶铸驱逐得越远越好。当时,周恩来和董必武考虑到:陶铸是黄埔军校学生,参加过南昌和广州起义,独自在福建东南搞过武装斗争,像这样有斗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对今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能起重要领导和组织作用。因此,他们指示陶铸不能走远,暂在沙市待命,以便随时回到鄂中地区继续担任领导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和鄂中相继沦陷,日寇铁蹄深入,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四处逃散,人心极为惶恐,不可终日。这时,陶铸很快从沙市转道宜昌,回到鄂中京山县丁家冲与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会合。陶铸到丁家冲时,仅有蔡松云(斯烈)带了8条枪和10多个人,人少力单。陶铸立即着手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他委派蔡松云为队长、陈秀山为政治指导员;指示鲁尔英把武汉沦陷前通过董必武托人在香港买回的两打驳壳枪及一些长枪从湖区立即带上山来;集中了黄定陆的京山独立队;另外还将经过我们党派汪心一改造的郭仁太的队伍,以及经沈少华(德纯)、徐休祥(觉非)进行统战工作而稳定下来的国民党应城县政府保安大队李又唐的队伍,都先后集中在丁家冲、李家冲、猴子凹一带。陶铸又发动干部和群众收集国民党逃兵所遗弃的枪支弹药,来武装我们的队伍。因此,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和枪多起来,至11月间,各路队伍集中达500余人,声势很大。

在鄂中党委的领导和组织下,成批男女青年纷纷来到丁家冲,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党委决定由杨学诚主持地方工作,建立县、区组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并派沈少华、安琳生(余秉西)与应城县矿区资本家搞好统战关系,团结他们共同抗战,贯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针,并进行筹粮活动,保证了部队扩充后的给养供应。在党的领导和陶铸直接指挥下,鄂中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大大鼓舞了人心。部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人和枪更多了,但问题也相应多了。一则因为部队刚组织起来不久,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更没有实战经验;二则因日寇野蛮凶恶,经常进行“扫荡”和骚扰,加以阴历年关已近,许多战士是当地人,家乡观念重而想家。1939年春节前,日寇连续对丁家冲、熊家滩一带进行“扫荡”,在与日寇“扫荡”战斗中,我特务大队损失很大,大队长鲁尔英英勇牺牲,蔡松云的挺进大队受到部分损失。面对着这样的挫折和严峻的考验,有的同志灰心丧气,而陶铸则意志更加坚定。他斩钉截铁地向大家说;“目前工作的艰苦和环境的险恶,更能锻炼我们的意志。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消极思想、畏难情绪等等都是错误的。”陶铸并用周恩来在武汉沦陷前夕各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和在《新华日报》 上的题词,给干部和战士反复做政治思想工作。他说:“我们应当学习鲁迅先生这样的战斗精神,……特别是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要反对中途妥协投降,反对消极应付,反对第五纵队出卖,反对个人主义高蹈。疾风知劲草。我们在困难中,要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是我们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当时虽然寒风凛冽,但干部和战士无不被陶涛热情洋溢、铿锵有力的话语和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所感染。全体干部和战士一致表示决心:“我们坚决战斗到底,义无反顾!”大家情绪激昂,气吞山河。

在天寒地冻的深夜里,陶铸还不肯休息。艰苦的战争环境与工作紧张劳累,他的肺病发作,咯血,发高烧,仍坚持与干部、战士亲切谈心,做工作,考虑重大问题,关心群众生活。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陶铸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度外,继续忘我地工作。他1939年在大洪山打游击时所写的那首气壮山河的《七绝》诗篇,真实记录了当时艰苦斗争的情景,抒发了他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伟大胸怀:

寇深日亟已无家,

策马洪山蹈日斜。

风自寒人人自瘦,

拼将赤血灌春花。

陶铸这首革命诗篇,鼓舞了大家的斗志,至今仍留为美谈。

指挥部队打伏击,击毙日本皇族亲王

陶铸在艰苦恶劣环境中,仍始终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科学的态度,把整个抗战形势和鄂中敌、我、友的情况分析得很透彻,并运用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来指挥战斗。

他指出:“我们要打主动仗,不能打被动仗,老是挨打不行。我们要打出去,既有分散,又有集中,活动范围扩大一些,打了就走,神出鬼没,让敌人无法摸到我们的底。这样,我们就主动了。”

1939年初,党中央已察觉到国民党顽固派会有反共逆流出现,特派李威(先念)、马致远(刘子厚)、娄光琦等南下至长岗店鄂北专员公署与石毓灵交涉南下打游击的事宜,以便增强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力量,顶住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反革命逆流。

3月9日,陶铸按照所订的计划,就地组织了公安砦伏击战斗。陶铸事先得知情报,有五六十名日寇押送一支几十条船的运输队,由应城县沿富水向京山宋河运输物资,据闻船上还有一些军火。当日寇运输船队在京山、应城交界的公安砦下游周家河宿营的那晚,陶铸在丁家冲附近的一个祠堂里,召开了战前动员会,说明了这次伏击战斗的目的:“第一,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扩大政治影响,更好发动群众,给害了恐日病的国民党军队一付清醒剂。第二,可以锻炼部队。第三,搞一些敌人的军火和物资。要决心打好这一伏击战。”当即宣布蔡松云、黄定陆为正副指挥。

陶铸亲自参加这次战斗,也是这次伏击战斗的总领导人。接着蔡松云作了战斗的具体布置,伏击战场选择在公安砦上,居高临下。50多个战士的队伍,带了20多支手枪,20多支长枪,一挺轻机关枪,分为三个班组布置在三个据点上,陶铸、蔡松云、黄定陆居中指挥战斗。规定当敌船队进入我预先埋伏阵地时,发起进攻。撤退时,要注意互相掩护。战斗布置完畢,连夜向公安砦进发,在拂晓前两点钟到达战斗地点,当即封锁消息,各班组按部署进入阵地。

当敌船进入我伏击有效射程时,战斗同时开始。指战员英勇奋战,机枪、步枪、手枪同时射击,手榴弹在敌船上爆炸,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有的中弹落水,有的死伤在船上,有的慌忙藏在船的甲板下,有的敌人跳入水中向对岸鼠窜。当时,蔡松云率领部分战士涉河追击敌寇,非常英勇。这时,后面船上的敌人,惊魂稍定,开始组织反攻,当即遭到我游击队勇猛狙击,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又把敌人压了下去。这时,发现宋河方向有敌人骑兵前来增援,陶铸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主动转移,凯旋而归。

这一伏击战,毙伤敌军20余人,缴获“三八”式步枪两支和一部分劳军物资(船上并无军火)。在击毙的敌人中,有日本皇族亲王一人,是劳军团的团长。宋河至应城一带敌人,还为他戴孝3天,并用飞机将其尸体运回东京。像这样主动进攻敌人的战斗,当时在湖北省内日寇占领区还是第一次。经过这一战斗,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实战锻炼,更激发了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京山、应城两县人民闻此捷讯,欢欣鼓舞,抗日热情高涨,原来气焰嚣张的日寇,被打得提心吊胆,不得不经常在运输线上加强巡逻和保护,因而牵制其兵力。这一切都推动了鄂中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

游击队取得第一次攻打县城的胜利

在公安砦伏击战告捷后,我游击武装力量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鼓舞,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又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39年4月间,我武装队伍集中在杨家河进行第三次整编,原第一支队郭仁太投敌后,重建第一支队,由徐休祥任支队长,李又唐为第二支队长,蔡松云为第三支队长,张文津为第四支队长。部队整编完毕后,一个夜袭云梦城的战斗方案已在陶铸的筹划中。

他事先指示徐休祥找云梦县城内可靠的关系详细侦察敌情,得知城内有一个日寇宣抚班和伪军,分驻在城内几个据点。南门城墙曾被敌机炸塌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接着陶铸约孙耀华、徐休祥、蔡松云3人去谈话。他说:“现在,我们要打云梦城,这是一次攻坚战,是一次政治宣传战。到现在,我省还没有攻打县城的,我们要打,我们要敢打!这又是一次实战演习。关于城内敌情已由徐休祥同志负责弄清楚了,我们决定打。你们四位指挥员和我都参加这次战斗,锻炼锻炼看大家意见如何?”

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攻打云梦城确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要坚决打好这一攻坚战。

第二天,趁着夜幕降临,陶铸命令部队出发。途中,他对夜袭云梦城作了全面部署。命令:“第三支队在城东放一个中队,向孝感伍洛寺警戒(敌人据点,距云梦县城35华里);城南放一个中队,向隔卜潭、长江埠方向警戒(敌人据点,距云梦城30余华里);孙耀华、徐休祥、蔡松云带一个中队和全部手枪队从南门攻打城内敌人,你们三人要身先士卒,从南门城墙缺口处登上城楼,打开城门,率领战士攻打敌人的几个据点,消灭敌人。战斗完毕,立即撤退出城,到指定地点大山头集合。”

陶铸率领第三支队第二大队在清明河作预备队。部队按照陶铸的部署和命令,将警戒部队部署完毕后,即率领第三支队的一个中队及全部手枪队到达县城的南门外等候打开城门。前方梯队立即登上城墙,经过城楼下来,打开南门,战士们个个生龙活虎,英勇善战,有似“神兵”从天而降,枪声四起,手榴弹爆炸,敌人慌乱一团,有的弃械逃命,有的被打死打伤,有的缴械投降,有的爬上屋顶继续顽抗。经指战员坚决打击,当即击毙敌人20余人,生俘30余人,缴获枪枝20余支,大刀10余把,手榴弹和子弹10多箱,消灭了敌人的几个据点。

天刚亮,战斗结束,部队即按原计划撤出云梦城。早晨,一些赶集的农民群众都拍手称快喊:“打得好!打得好!”又说: “应城游击队敢打云梦城,真了不起!”有的说:“陶先生(指陶铸)亲自指挥,真勇敢呀!”

战士们胜利凯旋归来的路上高唱:

“我们在大洪山上!我們在大洪山上!

万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灭亡!”

歌声嚓亮,气势雄壮,更加鼓舞了士气和广大群众抗日的情绪。方圆几百里一下子就传开了,种种传说,像神话一般,震动了武汉和鄂中的日寇,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群众抗日的士气。

抗日战争初期,攻打县城这在湖北省还是第一次,是一次政治宣传,政治影响很大,鄂中人民传颂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是真正抗日的,秋毫不犯,爱护人民利益,是人民自己的游击队。”

险遭不测

抗日游击队取得的胜利,震动了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寇加强鄂中侵略武装力量,进行反复扫荡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由实行“溶共”、“限共”转向“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

蒋介石秘密指示其反动武装力量刘和鼎部对我抗日游击武装进行干扰和破坏,并扣留我方人员;对国民党川军一二七师、一二二师七三一团及桂系一七三师钟毅等国民党抗日进步部队进行监视。他们密切配合日寇的“扫荡”和围攻,妄图扼杀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于鄂中地区。在敌、伪、顽的干扰破坏和围攻之中,抗日游击队又处于艰难险恶环境中。陶铸为了鼓舞士气,战胜重重困难险恶,于1939年4月16日用石达开的两句诗:“如何著作千秋业?宇宙长留花瓣香!”来激励指战员,并指挥部队到钟祥县客店坡、京山县三阳店、宋河等地进行侦察,以便出击敌人,继续战斗。

1939年5月间,国民党顽固派突然下令撤销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致使刚刚诞生不久的抗日民主政权就此夭折。不久,鄂北专员石毓灵又以召开县长联席会议为名,邀约陶铸和孙耀华去长岗店开县长联席会议。他俩刚入专员公署的大门,就被强行收缴了跟随警卫员的手枪,将陶铸和孙耀关押在一间黑暗、阴湿的小房子里。

在此紧张严重的时刻,陶铸以无产阶级革命家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对孙耀华说:“国民党顽固派如此倒行逆施,决没有好下场。我们要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他又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可怕的?战争、日寇、国民党监狱都没有把我们折磨死,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要为共产主义干到死!”

翌日上午,石毓灵找陶铸谈话,企图劝他不要打游击,以免引进日寇,使这位专员的位置坐不稳。而陶铸却大义凛然,义正辞严,当着石毓灵的面揭露和痛斥说:“你们这些人,每日花天酒地,荒淫无耻,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却对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进行百般的阻扰和破坏,真是民族的败类!人民的罪人!你们的日子决不会久长的!”

石毓灵被批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无地自容,乃下令用武装驱逐陶铸出境。在郑涯萍(绍文)的秘密接应下,陶铸又转到鄂中,继续领导和指挥我应城游击武装力量与敌、伪、顽作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鄂中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领导和关怀下,在陶铸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恢复和建立了党的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坚决与国民党顽固派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培训了大批党的骨干力量,把革命的火种播到湖北省各地区。在短短的两年中,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创建了鄂中抗日战争武装力量和游击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寇在鄂中的侵略军,为我新四军五师南下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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