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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期间为彭德怀当参谋

口述/许之善+整理/钱江



许之善(1925~2005),亲历解放战争中多次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军委作战局(即总参谋部作战部前身)当参谋。不久,他奔赴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办公室的军事参谋。归国后,他在彭德怀身边工作到1954年春天,然后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曾任院部秘书处处长等职。

去彭总办公室当参谋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任参谋的军委作战局搬进了中南海居仁堂。

在战争年代里,我们这些总部军事参谋做得较多的还是命令传递、文书起草、数据统计等业务,现代军事意义上的参谋事务并不多。如果说总参谋部作战部的“参”比“谋”做得多一些,主动一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1950年8月,一局副局长雷英夫经过研究提出意见,认为美军有可能在朝鲜半岛的仁川附近登陆,颠覆战局。他把这个意见对周恩来说了,反映到毛主席那里。这件事后来成为作战部参谋研究作战问题的典型范例。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我参与负责朝鲜方向的参谋工作,对战争进展还是很了解的。

1951年2月下旬的一天,作战部李涛部长找我谈话,说,彭总从朝鲜回来了。你知道去年11月底志愿军司令部受到美军飞机轰炸,毛岸英和高瑞欣两位参谋当场牺牲,这样彭总身边的参谋就不够了。这回彭总回来,向作战部要参谋,作战部决定让你跟着彭总去朝鲜。彭总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你去了以后要谨慎从事,要严肃认真细心大胆工作,明天就走。

我马上表示,一定努力做好彭总的参谋工作。

对彭德怀司令员,我是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第一次见到的。当时我从作战部抽调出来,专门为会议服务。因为西柏坡没有专门的招待所,彭总前来开会,就在村里找个屋子住进去了。

彭总这次从朝鲜回来我是知道的。原来,志愿军在朝鲜的第四次战役打得很胶着。横城反击战之后,志愿军攻击坻平里之敌没有得手,伤亡很大。此时美英援军迫近,我军已失去战机。为避免出现全线被动,彭总命令前线部队于1951年2月16日先后撤出战斗,向北后撤转入防御。

彭总预见到朝鲜战局将出现严峻局面,难以实现将美军全部赶下海去的早先预期,于当日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商量。经同意后,他在2月20日晚离开司令部,21日晨回到国内的安东,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派出专机在那里接他经沈阳回北京,午后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彭总下飞机后坐车赶往中南海,进门以后才知道那天毛泽东正住在玉泉山静明园。彭总立即掉头返回西郊。这时毛泽东还在午休,彭德怀不顾警卫阻拦推门而入,将毛泽东唤醒。

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后,毛泽东也认识到了朝鲜战局的严峻,遂对彭德怀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是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于2月24日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谋部开会,商议军情和后勤保障。会后,彭德怀决定马上返回朝鲜。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奉命随同彭总入朝的。

随彭总初到朝鲜战场

这次回国,彭德怀带来两个参谋——杨凤安和徐亩元,他们都是跟随彭总第一批入朝的。李涛和我谈话第二天,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唐永健根据工作需要,给彭德怀,还有杨凤安和徐亩元,再加上我,每人配备了几件东西:每人一块瑞士的罗马牌手表,每块表大约值100多元;每人一支派克钢笔、一个文件包、一个皮面带拉链笔记本。当时彭德怀的手表已经很旧了,唐永健决定给他更换。

当时彭总住在总参第一招待所,李涛部长谈话后,张清化副局长带我去和彭总见面。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彭总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就吩咐马上准备出发。

3月1日,我跟随彭总乘飞机出发,当天到了沈阳,随后到鞍钢参观。因为我国军事工业正需要大量钢铁,彭总对这件事很关心。随后我们到旅大,约在3月4日到丹东,5日晚进入朝鲜,

我们分乘两辆美式吉普入朝,由一个朝鲜翻译带路。开车司机也是朝鲜部队派来的,熟悉路况。我们于3月7日到达君子里。2月彭德怀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彭总离开后,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就搬到了上甘岭。3月9日晚,我们到达志愿军上甘岭司令部。

这时,美军已于3月7日开始大举进攻。彭总到达志司还没有来得及脱下大衣,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就向他报告,敌军集中20多万兵力,当晚分两路强渡汉江北上,我军正在与敌军激战。彭总边听边看地图,判断“联合国军”的意图是中间突破,两侧包围,意在夺回汉城。

3月10日,彭总主持志愿军党委会,传达了毛泽东新指示的方针,决定根据战场情况,志愿军放弃汉城退向“三八线”。同时,命令新入朝的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迅速向前线集结,待机歼敌。

到4月初,战线稳定下来。

4月6日,彭总在上甘岭一个大矿洞里主持会议,讨论第五次战役。会议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让敌人再北上一步,放进来再打;一种意见是不能再放了,应该就地阻击,然后使用第二批入朝的新锐部队进行围歼。

彭总认为,敌人已经得悉我第二批入朝部队到达,所以已经停止北进,加紧筑垒防御。另一方面,放敌人进入平原对我也有不利,我军后退,只能退到铁原、金化一线,再也不能退了。因此要发起第五次战役,再把美军压回“三七线”,夺取战场主动权。

与彭总等人撤退途中遇险

4月6日开完会议之后,因为敌人已经逼近,威胁志司,志司首长分3批先后向北撤退:第一批是彭总,和杨凤安同车,4月6日当晚即走,我另乘一车跟随;洪学智副司令第二批,4月7日走,邓华副司令第三批4月8日晚上走。

彭总带上我们和警卫员晚饭后出发。这天晚上是农历三月初一,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防空,司机不开大灯,小灯也不常开。当时还有部队向南开进,有时在道路中形成拥挤,吉普车开开停停,一晚上只走了50来公里。

此时,夜航的美军飞机来了,向公路投下炸弹。当时,我在车上因为困倦睡着了,猛地一听身边有战友呼叫“防空”,接着就听到炸弹爆炸声。我惊醒后马上就跳了车,结果崴脚,而且一头撞在地上,痛得昏了过去。

待空袭过后,彭总等人准备上车再走。彭总突然发现前面路上有一个人躺着,一看原来是我,他马上派人把我架到车上,继续向北行驶。

到了早晨4时许,离目的地还有几里路。虽然不远,但是不能再走了,因为天一亮敌机就来。带路的人说,我们必须就地停止,在寺洞这个地方停下来。

我们就地隐蔽休息。路边山坡上有一处草房,有3间屋子。彭德怀住了东头一间,屋里放了一张行军床。他在行军床上和衣而睡。我们几个参谋住在西头的屋子里,躺在地上合眼就睡。

早上5时许,美军飞机来了。这时我们都睡着了,只留一个警卫员值班,他大声呼叫:敌机来了,马上进洞!

我们马上跳起来,把彭德怀连拉带扯拖进了防空洞。这个防空洞是早就预备好的,距离他的房间只有几米远。我们还没有全都钻进洞口,敌机已经来到头顶上盘旋,转几圈就走了。不一会儿,又飞来两架野马式飞机,向我们刚才住的房子扫射。敌机扫射得很准,彭德怀睡过的床和坐过的椅子都被打中了。我们的洞口有防护墙,大约有1.5米厚,也中弹了。我们把彭德怀挤到防空洞最里边,好尽量保障他的安全。万幸敌机没有持续空袭,不然就非常危险。

在朝鲜战争中,彭总遭遇最危险的空袭有两次:一次是这回;还有一次,就是刚刚入朝的1950年11月25日志司遭遇空袭。在那次空袭中,在彭总办公室工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遇难。

后来,彭总多次向我讲到毛岸英遇难的事。他总认为自己疏忽了,没有制止毛岸英入朝。他告诉我,毛岸英入朝是毛泽东主席反复向他托付的。开始彭总是不同意的,对毛泽东说,你身边没有人,还是让毛岸英在你身边吧。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彭德怀把毛岸英带到朝鲜战场去接受锻炼,毛岸英的牺牲使彭德怀非常内疚。

遭遇美军空袭后,我们在当天晚上,也就是1951年4月7日半夜到达空寺洞志司新驻地。

历经第五次战役后随彭总回国

等邓华到达空寺洞会合后,志司进行了第五次战役的部署。4月22日,历时50天的第五次战役打响。彭总事后分析,战役发起时间提前了一些,各项准备均不充分,战役发起后效果不甚理想。

我作为军事参谋,事后检查起来,杨得志率领新入朝兵团对美军是不熟悉的,对地形条件也不熟悉,对当地水文情况更不熟悉,对敌人的了解也做得不足,结果在强渡临津江时遭受较大损失。

战至5月22日,因后勤供应不足,人员伤亡较多,志愿军前锋虽然已经进到“三七线”附近,但已无力继续南下攻击。彭总命令转入防御,交替掩护后撤。

美军看出了破绽,发起反击。美军的装备之强,机动之迅速是我们意料不到的。结果,我军一八○师被美军合围,遭受重大损失。

当时,志司和兵团都找不到一八○师,这是入朝之后最紧张的时刻。加上后勤保障也不足,彭德怀非常恼火,也很紧张,心情变得很坏。

在紧急情况下,彭总命令全军停止后撤,转入防御,抗击进犯之敌,终于在6月10日前将敌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第五次战役结束。

后来彭总和我单独说起过,第五次战役没有打好,加上解放战争中的西府战役,是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两个战役。而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有两件事让他感到遗憾,一件是毛岸英在空袭中遇难,一件就是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后,朝鲜战场上就没有特别大的战役行动了。后来的上甘岭战役是从高地争夺战斗发展成战役规模的。

大约在1951年8月间,彭总的左眉上方长出一个瘤子。到1952年初,瘤子渐大,有疼痛感,医生建议回国治疗。到了春天,朝鲜战局渐渐稳定,各位副司令员纷纷建议彭德怀回国治疗。彭德怀认为军情重大,主帅不宜离开前线,就没有理会。副司令员宋时轮、副政委甘泗淇、副参谋长王政柱联名,于3月19日向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发电,报告彭德怀病情,请傅将这个情况转告毛泽东。

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建议由陈赓代理彭德怀的职务,毛泽东表示同意。陈赓在3月31日到达志愿军总部,彭总向陈赓移交了指挥权,带着我一起回国。

4月1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15日住进北京医院检查,确诊左额上是一个良性脂肪瘤,很快动了手术。彭总住院期间,我们几个从朝鲜回来的工作人员住在帅府园招待所。

彭德怀于5月5日出院,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我跟随在他身边,彭总感慨地说:“今天是马克思生日呀!”这天,周恩来找彭德怀谈话,正式通知他:中央已经决定,由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将任命他为国防部长。而在这以前,军委日常工作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彭德怀手术后的恢复期间,有关军委事务的所有文件、电报都送给他批阅。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彭总仍然兼任志愿军司令员,但不再经常去朝鲜。我也留在北京,继续在彭总办公室工作。

离开彭总时回答他的询问

彭总参与了对越南抗法独立战争的战略战役支援。

从1950年8月起,中国就派出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副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常驻越南北部,协助越军进行抗法独立战争的战场指挥和后勤保障。

1953年11月,越军发起奠边府战役,将万余名法军团团围住。1954年3月中旬,越军发起进攻,逐步缩小包围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战役打到4月间,法军发起多次反击,越军遭受很大伤亡。越方感到有些承受不住了,向中方拍发电报,希望中方派出精锐部队投入奠边府作战。在此以前,我方多次向越方说明,对奠边府战役,中国全力支持,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援助,就是有一条,不能直接出兵奠边府。

就在4月,我接到了去南京军事学院进修的通知。我去向彭总道别的时候,正好越南总军委请求中国进一步支援奠边府战役的电报送到,就由我交给彭总批办,顺便向他道别。走进永福堂,我把这份重要电报放在彭总办公桌上,告诉他这是越方急电,还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去南京了。

彭总没有说什么,低头看电报。

我不打扰他的思考,转身出门。走到门口,突然感到一起工作了将近3年,我有些舍不得离开彭总,就在门口站住了。

正在这时,彭德怀看完了电报,抬头一看我还没有出门,就叫住了我,说:“小许,你看,越南来电报了,他们在奠边府打得很苦,想叫我们出兵。他们有这个意思,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面对我军高级军官的时候,彭总经常是严厉的,严厉得使上将、中将们望而生畏。其实这只是彭总性格中的一面,如果不是在战场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和普通士兵说话的时候,通常是亲切的。所以,彭总有什么询问,我们这些参谋、秘书总是直言不讳。我想了想,说:“我认为,奠边府战役应该由越南部队来完成。我们毕竟是两个国家,我们不宜出面直接指挥这个战役,更不能派兵去打,只能在如何打仗这些方面给人家出主意、提建议。越南部队已经打了几年,特别是奠边府战役前一段他们打得很不错,已经取得了经验,有了打下去的能力,因此我们不用出兵。”彭总听了很满意,说:“说得好,很对,就是这个意思。”

说罢,彭总拿起一支铅笔,亲自拟写了一则简短复电。他一挥而就,写完以后命我立即送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彭总拟写电报的大意是,对奠边府战役要作充分的准备,这次战役的组织和指挥还要靠越方来做,我方不能代替。毛泽东收到彭总拟的电报稿后立即批准。

送完了这电报以后,我就离开了彭德怀。之后,我常常想起这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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