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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决策建立中国博士后制度

蒋永清+吴振兴




中国博士后制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邓小平亲自决策和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经过近30年的长足发展,现在已成为我国有计划、有目的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博士后研究人员成为当下中国最活跃、最具创新能力的高层次青年人才群体。抚今追昔,倍感邓小平当年决策的高瞻远瞩和英明果断。

要成千成万地派遣留学生

“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的邓小平面临不容乐观的局面:高级专业人才断层、紧缺,各科研机构、高校等部门人才匮乏、青黄不接。为此,邓小平提出要向西方学习。1977年5月12日,他在同方毅、李昌谈话时说:“四人帮”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

7月23日,邓小平在同长沙工学院负责人谈话时,第一次提出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 。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这时派留学生还带有探索性质,其中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派10个人到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的实验室学习。丁肇中,物理学家,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另外,还派人到美籍华人、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教授那里学习。邓小平解释这样做的政策是“拿来主义”。10月15日,他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时说:“我们这么落后,应该拿世界最先进的成果做起点,努力奋斗,才能谈得上赶超。”他在会见邓昌黎教授和夫人黄乃申时也说“现在我们是以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赶超的起点,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凡是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我们都要拿过来” 。

派遣留学生政策的大幅度调整是在1978年。1978年3月中旬,邓小平审阅了教育部、国家科委、外交部《关于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向国外派遣科技生问题的请示》报告。6月23日,邓小平听取刘达关于清华大学情况的汇报,同在座的方毅、蒋南翔、刘西尧等谈话说:“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留学生管理制度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可以到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去看看,经常了解留学生的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

邓小平的重要指示,表现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与宏大气魄,翻开了中国出国留学工作新的篇章,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为落实邓小平的重要指示,教育部迅速制订计划,采取措施,于7月11日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同时作出了派遣3000人的计划。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访美期间,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学生代表,并同美国正式签订了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协议。美方确定在1978年至1979年度接受来自中国的500至700名留学人员。其实,邓小平在双方商谈期间,曾于1978年7月10日对弗兰克·普雷斯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说:“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一些,我们愿意吸收你们的技术。”“你们提出近期内接受500人,我们提出的人数可能更多一些。用你们现成的条件,为我们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为什么不干呢?”

1979年初,最初的52个访问学者被分到了美国的几十个不同的学校里。同时,赴英、日、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也陆续踏上求学征程。

支持李政道的CUSPEA计划

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非常关注中国派遣留学生的这一重大举措。他发现到美国的52名中国留学生去的都不是美国第一流的大学,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学校的物理系里没有一个中国正式派去的留学生。这促使他提出了一项中美联合招考培养物理学研究生计划(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缩写为CUSPEA),其费用(生活费、学费、医疗费等)全部由美国民间负担,目的是使中国研究生进入美国第一流的研究院,受到同美国学生完全一样的训练。具体步骤是:1、美方教授命物理考题(美研究生资格考试水平),中方教授命英语试题。中方负责推荐学生参试和考试的组织工作,包括阅卷评分等。这种做法使美国大学有了不通过TOEFL和GRE选拔学生的客观判据。2、李政道教授亲自拟定适合这种办法的申请表格。学生填完后直接寄交美国大学物理系,而无需按正常手续通过该大学的招生办公室。3、按照常规美国大学物理系每年2月讨论审查研究生入学申请,但CUSPEA的入学审查较此为早,1月即对录取与否作出决定。这实际上使CUSPEA学生享有了优先录取之利。

这个计划是李政道1979年春在北京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在研究生院讲课时提出的。经过两次小规模的试验后,1980年,李政道正式向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提出该计划,受到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的支持,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物理学家严济慈的大力支持(他后来担任CUSPEA 委员会主席)。美国60多所大学的物理系几十个专业参与了此项目,其中包括所有美国第一流学校。每个学生每年平均费用1.5万美元以上。CUSPEA绝大多数学生学习勤奋,学业优秀,获得好评。李政道评价说:“他们在美国好几个研究院中成绩都是最好的”,这表明“中国的青年是绝对优秀的,是国宝”。

邓小平也大力支持这一项目。1979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了李政道教授和他的夫人,介绍了中国的国内情况和改革开放政策。1980年2月1日,邓小平阅方毅的来信,就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资助中国100名留学生在美国的费用和美国浦西博士愿提供基金资助数十名至100名中国留学生一事,作出批示:“应同意。”1981年12月25日,邓小平会见并宴请李政道教授。谈话中,他对李政道多年来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1980年至1982年,共有362名CUSPEA学生在美国学习。

“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

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共向54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2万多名。绝大多数留学人员勤奋攻读,取得良好成绩,他们之中已有1万人先后学成归国,还有1.1万多人在国外继续学习。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有7000多人。与此同时,自1981年以来,我国在国内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已近千名。从1978年开始,选派出国的研究生累计已有3000余名,到1984年已陆续有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工作。

学成归国以及国内培养的高层次科技人员如何安置,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现实而紧迫地摆在党和政府的面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政道和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一批专家学者建议在我国实行博士后制度。

博士后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一种吸引、培养、使用高级科技人才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办法和目的是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置一些不固定的职位,挑选一些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从事一个阶段的研究工作,以拓宽知识面,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能力,使之成为具有更高水平的科研和教学人员。当时,这在国内还是新鲜事物,并不广为人知。

1983年3月5日,李政道应中国科学院邀请讲学访问期间,第一次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设立科研流动站的初步建议。在建议中,他强调科研流动站可以成为推动青年科技人员流动的永久方法之一,并在这流动中选拔人才,留精去芜。

李政道的这个建议引起邓小平的关注。3月9日上午11点至12点半,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李政道,在谈到他的上述建议时,邓小平说:“你提的建立科研流动站建议我已看到。我们亦设想过很多方案,但没有那么具体。(人才流动)问题不解决好,出不了人才,是巨大浪费。国内知识分子担心待遇低,但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出力,能否各得其所,发挥长处。”

李政道解释说:“如建100多个站,每站10人,永远保持,就有1000多名年轻人(包括所有学科)。流动了可利于选人,看得出哪里合适。一个站可从属于一个院(所),但站的位置一定要保持,这像个泵,水可流动起来。仅一个所,流动不起来,现如建这么多站,就可流起来了。”

陪同会见的卢嘉锡说:“这种流动站可一试,但一定要全国一起考虑,靠一个单位是做不到的。”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但不管怎样,科学和教育要多投资。”“现在财政情况还好,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李政道提出的问题给邓小平留下很深的印象,碰巧一件偶然的小事触发邓小平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1983年秋,《延安报》记者杨捷文在采访中发现,陕西延安地区有个李武强,西安市人,青年知识分子,197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后被分配到富县广播站工作。在工作之余,他认真钻研电真空学,自修了俄、日、英、法四国外语,并于1980年2月考入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是“文革”之后我国最早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之一。1982年李武强以优异成绩获得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5月回到北京。但由于一些主管部门互相推诿,一年半过去了,他仍然没有被分配工作。有关部门本着“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一纸调令直接将李遣回原工作单位陕西省富县广播站“等待分配”。因为专业对不上口,李武强只好作一名普通工人。杨捷文多次采访李武强,经过分析研究,写了一篇《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留法学生回国一年半后还未分配工作》的内参稿。1983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590期作了专文刊登。

11月16日,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作出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 他还在文章的标题下用红笔画了两道粗重的红杠杠,以期引起特别重视。随后,几位中央领导人也都作了批示。

根据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大检查、大落实工作,并为此专门发了文件。12月20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联合发出通知,在全国开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检查工作,并决定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设立专门办公室。国家劳动人事部调配司司长亲自到延安办理了李武强的调动手续,分配他去国家机械工业部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并担任了研究室副主任,后调入国家科委,负责高科技、新技术开发工作。邓小平特别关注这次国务院检查,亲自听取了中央书记处的汇报。

会见结束后,李政道提出的建议被转到国家科委研究办理,但一直没有具体行动,原因是科委和派出去的留学生没有直接关系。

1984年4月27日,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李政道来华进行为期4周的讲学访问。他到西安讲学时发现那里并不同意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原因是怕人才流动到北京、上海等地。由于该计划迟迟得不到推进,李政道决定直接向邓小平面陈。这年1月,他曾给邓小平写信,希望“届时能再有机会谒见,亲聆教导”。这次来华前,他特意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如何安排博士后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议》。在这份建议书中,李政道论述了中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的背景、目的意义及具体办法,并明确指出实行这种制度必须解决认识和工作上的一些关键问题。

5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及夫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邓小平说:“这次请你们吃个便饭,你有什么话要说吗?看了你写的这个(指李政道撰写的《如何安排博士后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议》),恐怕应交给科委、教育部?”“有不少新名词,‘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名词,在国外可能是老名词了?”

李政道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博士后在国外的发展情况,还以形象的说法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博士后与博士的区别。他说,博士后是从教师指导到独立工作的一个过程。独立工作的能力需要经过考察。博士生都是一流人才,而其中可能有1/10是超等的,可以成为自己找新的方向、带领别人前进的科技带头人。但要选出这1/10的人才并不简单。在博士后流动站上可以辨别超等和一等。研究单位可以通过流动站选人,博士后也可以通过流动站选单位。因为有了这个组织,可以保证流动,造成竞争。这是个秘诀。接着,李政道还谈了在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的迫切性、条件等。简单介绍完后,李政道提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希望国家拨款2000万元人民币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作试点;二是国内主要机构要采取措施,最好能有一位副总理级别的领导来牵头监督落实这件事。

对李政道提出的建立十几个流动站的建议,邓小平说:“10个站,只解决200人,是否太少了。”“10个太少,回来几千人,还有其他专业,也要采取同样的方法。”

李政道强调:“现在以物理为试点,成功后可以推广到其他专业,所有学科,包括工业部门。但每年回来讨论,都没有落实,我这次是想落实。”

对此,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用,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这是一个新的方法,成百成千的流动站成为制度,是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明天就批2000万。无非是盖房子,买设备。”“这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了,但我脑子里没有这几个词,是落后分子。我赞成,同意了。”

关于谁来牵头负责这件事,邓小平对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你管吧,你管钱。” 万里请在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管,说“他年轻,懂行”“我当后台。”胡启立表态说:“先从科学院和教育部开始。”

邓小平最后作结论说:“看准了要行动,起码没有危险吧!现在已出现回来的人不知怎么用的问题,使用不对专业,零零星星已有这个反应,成千上万的人回来是很大的问题。以后各行都可以参照这个办法,是使用培养,也是考核。”

建立博士后制度

邓小平谈话后,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落实。1984年7月21日,全国科技干部管理工作改革座谈会上提出5条促进人才流动的措施,其中第3条是:“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回国后先可以在流动站工作两年到4年后再由科技干部管理部门统一分配工作。”有上百个科研和教育部门提出了建站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决定首先选定20个单位,开展博士后研究试点。

8月25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学者陈省身教授夫妇,当陈省身说“国家派出了不少留学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好这批人,希望政府能真正将这几千名留学生好好用起来”时,邓小平说:“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这批人。”“我们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9月30日,李政道来华参加国庆35周年庆祝活动。在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赞同下,李政道主持了数次有中科院和教育部有关领导参加的讨论会,于10月10日初步确定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方案和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试行条例(均为草案),明确了设站的指导思想,建立了组织协调机构,而且对博士后研究人员从进站条件、工资待遇到离站后的去向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博士后条例》规定:凡年未满四十岁、近年从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经两位副研究员(或相当职称)的推荐,由所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均可与本所签订博士后工作合同。条例规定不得招聘本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当年毕业生。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科研人员,每期应聘两年,期满后不得继续留本所工作,可应聘到其他培养博士后的单位,或由研究所负责向外单位推荐、介绍工作。条例还规定,博士后人员在学术和生活上享受助理研究员待遇。应聘期满后,成绩优异者可授予副研究员或研究员职称。

10月下旬,3位不久前从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应聘来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继学位制之后,我国正式开始试点博士后培养制度。

如何更好地使用国家拨款,李政道进行了创新探索。为了加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发现优秀的年轻学者,李政道吸取了国外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建议把国家财政拨款中的一半用来进行投资,以每年的利息作为当年博士后科学基金的数额。根据具体调研结果,李政道建议把拨款的一半转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先作为信托存款,两年后转为信托投资。李政道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及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

此后,政府各有关部门加紧在全国普遍试行博士后制度的筹备工作,举行了一个又一个专家座谈会、留学回国人员座谈会、有关部门座谈会、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座谈会,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份我国实行博士后制度的初步意见。这个初步意见得到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1985年5月,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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