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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追记

王树仁




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庆日。新中国的国名是怎样确定的?开国大典和国庆日是怎样确定的?等等。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特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成立的史事追记如下,以资纪念。

新中国的国名是怎样确定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写文章、演讲,大多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称将要建立的新国家。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召开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在以董必武为组长的第四小组工作,并代理副组长。该组负责拟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讨论起草过程中,涉及到新中国的名称问题,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先生提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意见博得该组代表的同意。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期间,董必武就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作了如下说明:“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张奚若先生为新中国取的这个妥帖而响亮的名称被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接受,并写入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由于新中国国名有这样一个确定经过,不少人认为此名是张奚若先生首次提出来的。其实最先明确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却是任弼时。早在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在谈到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说:“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予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在谈到1947年冬伟大的学生运动时他又说:蒋介石统治区以学生为主体的第二条战线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生“看到了革命的发展,天下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国建立……”任弼时的讲话,无论从内容和时间上,都可以说是最早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的。

国旗、国徽、国歌和国印是怎样确定的

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在北京成立,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新中国做各项准备工作。筹备会下设工作小组的第六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等方案。组长是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副组长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7月初,以新政协筹备会名义向全国发起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的“征集启事”在《人民日报》等报刊登载后,就不断接到各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来稿和图案。其中应征的国旗图案最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收到两千九百九十二幅。9月26日,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徽审查组,通过了第323号设计图案(即五星图案)为当选图案。在这之前的原设计图案上,大星中还有镰刀斧头,审查组认为一颗大星就代表了党的领导,大星中不必再出现镰刀斧头,故作局部修改,取消了镰刀斧头,并对国旗图案的意义作了统一说明。27日,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团提出国旗等四个决议草案。关于国旗决议草案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决议。这个被采纳的五星红旗方案的设计者,当时是上海的一位计划财务工作者,名字叫曾联松。

1949年7月,《人民日报》等报刊登载征集国徽的启事后,共收到国徽稿件一百二十二件、图案九百幅。政协筹委会第六小组和专家审阅后,认为绝大部分不能采用。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分组讨论,大家也对国徽图案不满意。鉴此情况,毛泽东在专门协商讨论的座谈会上提出,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工作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不久,全国政协会议决定要求清华大学营造系和中央美术学院分别组织力量进行国徽方案的设计竞赛。1950年6月20日。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营造系主任梁思成教授等九人设计出的金红两色、以国旗、天安门、齿轮、麦穗、稻穗、红绶带为内容的国徽图案,经过国徽审查组集体讨论通过。6月21日,审查组向全国政协一届全委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审查报告。23日,大会通过了国徽方案,并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关于国徽图案的建议。1950年7月,梁思成把国徽图案交由清华大学设计组高庄教授制作模型。1950年8月18日,国徽模型经审查一致通過。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并在《人民日报》公布了国徽图案及图案说明、使用办法、制作说明。庄严而美丽的国徽就这样诞生了。

1949年7月,《人民日报》等报刊征集国歌的启事刊出后,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到8月20日为止,共收到国歌歌词六百三十二件,国歌词谱六百九十四首。在全国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讨论中,大家认为应征稿虽然很多,可是都感到不理想,而短时间内要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很困难的。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邀请一些人开了国旗、国徽、国歌的协商座谈会。会上著名画家徐悲鸿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原为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935年拍摄的电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广泛流传)代国歌的建议。但有人对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异议,认为现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已被赶出大陆,中国从此进入太平盛世,又何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主张改掉这一句。也有的人提议只用曲谱,另行配词。然而张奚若坚持认为原歌词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主张没有必要改词。周恩来发言,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并预言新中国成立以后,还会有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内反动派还会兴风作浪,倒不如留下这句话,可以提醒我们保持警惕,防止敌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后毛泽东归纳说,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为准备新中国的成立,需要制作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周恩来委托陈叔通去上海物色治印专家制此“国印”。陈叔通找到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说明意图后,王福庵便推荐了自己的学生顿力夫。顿力夫原名顿立夫,因靠卖力为主,故改名“力夫”。民国初年,王福庵旅居京华时,雇佣顿力夫为黄包车夫,兼做杂役。顿力夫后随王福庵到了上海。顿力夫办事勤劳,虚心好学。他在打扫书房时,总是把王福庵丢在纸篓里的印稿当作宝贝似的一一收藏起来。一有空就悉心钻研、习刻,终于掌握了精湛的治印技艺。王福庵遂破格收他为徒,尽心传授技艺。顿力夫遵照良师指点更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杭州西泠印社治印名家中的佼佼者。顿力夫接受镌刻国印的任务后,心情异常激动,深知这不是一枚普通的印鉴,而是一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印鉴。他根据陈叔通转达的周恩来的具体要求,精心刻制,果然不负众望,按时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叔通把国印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仔细端详后,高兴得连声称道:“刻得好!刻得好!但不知这国印出自哪位治印名家之手?”陈叔通作了介绍,并由衷地感叹道:“一个苦力竟成为治印名家,真不容易呀!”周恩来则意味深长地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千千万万个苦力拓凿而成的吗?”

开国大典和国庆日是怎样确定的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是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当天《人民日报》所发消息的标题即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

实际上,新中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全国政协筹委会主任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同时在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7时半在北平开幕。”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以上文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1949年9月21日。

那么10月1日的国庆日又是怎么回事呢?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上,许广平(鲁迅夫人)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以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国庆纪念日”的建议案,并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从此,1949年9月21日的“开国盛典”则逐渐不为人们提起,同年10月1日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则被称作“开国大典”了。

接受检阅的飞行队带有枪弹

1949年10月1日下午4点35分开始,接受检阅的飞行队十七架飞机,组成六个分队,以整齐的队形,陆续飞过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三十多万群众挥舞手帕、帽子,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会合在一起,使广场上形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飞行队是1949年8月15日才正式成立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多数是东北老航校等处国民党空军起义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飞机大都是从国民党空军手中缴获并经过七拼八凑修复的旧飞机,一部分是起义过来的。就是这支飞行队,也是我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部队,10月1日下午4点钟,以九架P—51和蚊式飞机为主体的、包括教练机、运输机在内的十七架飞机,从南苑机场相继升空,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4点35分,地面受阅部队仍在继续浩荡向前通过天安门,空中分列式开始。当P—51战斗机——第一、二、三分队刚刚通过天安门上空时,就接到地面指挥员命令:按预定计划,P—51机群再通过天安门一次。于是他们立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方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时,正好与第六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由于衔接得自然,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阅飞机是二十六架。之所以使十七架飛机变成了二十六架,是因为当时飞机太少,为解决群众还未尽饱眼福,飞行队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大胆措施。尽管这样做使受阅飞机增加了难度,但在飞行队的精心筹划安排下,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连外国记者当时的报道都写道:中共空军以野马式P—51战斗机为主,共二十六架飞机接受检阅。还有一个当时局外人都不知道的秘密是,为了防备在空中受阅时敌机前来偷袭,有四架飞机被批准带着枪弹参加受阅飞行。飞行员又是起义人员,这是党和人民的最大信任,在世界受阅飞行史上也是创纪录的,因为世界各国为了保证检阅者的安全,从来都不允许受阅飞机带枪弹通过检阅台的。

升国旗预演时曾经“下半旗”

“请毛主席升旗。”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录音带上,传出七十年前林伯渠秘书长主持大会的声音,但林伯渠这句话不准确,在身边工作人员的提醒下,他又大声宣布了一次:“请毛主席升国旗。”其中增补了一个“国”字。紧接着,话筒里又传出焦急的问话:“升旗的机关在哪里?”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自言自语会通过转播台扩散到空中,然后从全中国每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钻出来。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在山沟沟里枪林弹雨了许多年,第一次在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庆典,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历史车轮终于滚到那一个庄严的时刻:毛泽东用力地按动了电钮。国旗顺利地到达二十二米高的白色铁杆上。


在天安门前面东侧临时搭起的木板小屋里,大会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唐永健深深地呼出一囗气,这时他才发觉,在国旗向上升的两分钟内,他的一颗心一直是空悬着的。用电钮升旗的点子,就是他想出来的。毛泽东不可能从天安门上走下来,一下一下地拉动绳子升旗;如果由工作人员代升,播音员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布,第一面五星红旗正在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呢?可是,电钮升旗在中国没有先例。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电力工程师,工程师答应试试看。开国大典前一天夜里,宝蓝色的天空上悬着几粒亮晶晶的星星。天安门广场静极了,工作人员正在预演升旗。国旗慢慢地走到中途却停住不动了,好像挺悲痛似的成了“半旗”。有人曾对此做了一个风趣而又切合当时情景的注解:几个小时前,国旗的正南方,毛泽东主席铲下了第一锹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面有灵气的国旗在它第一次升起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八百二十万英灵,自动升在半旗位置上向烈士致哀。这件事渐渐传成了一个美妙的神话。

天安门城楼的装饰设计者是两位日本人

每当人们经过节日的天安门广场时,总会对城楼上那八盏火红的宫灯和八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以及城墙上的毛主席像和像两旁的标语肃然起敬。而这一切最初的设计者竟是两位日本人——小野和森茂。

1945年秋季的一天,一群日本青年从北平逃出,来到已经解放了的张家口,他们之中就有小野、森茂。晋察冀军区的领导很快就批准了他们参加八路军的要求,并让小野和森茂到“抗敌剧社”(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前身)负责舞台美术工作。此后,他俩为“抗敌剧社”设计了许多优秀的舞台美术、布景。1949年9月,党中央把举行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交给华北军区,华北军区最后把这一任务下达给以小野和森茂为主要创作力量的军区文工团舞美队。

旧时的天安门,是古老的封建的象征,城楼上阴森森的。怎样才能使天安门焕然一新地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为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增光添彩?小野和森茂首先想到了中国的宫灯。宫灯的历史源远流长,距今巳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小野和森茂虽然不那么清楚这一段历史,但他们知道张灯结彩是中国人民喜爱的传统形式,所以,他们最先确定的是十根红廊柱中间吊八盏大红宫灯。于是就满怀激情地画了几十张草图,最后把最满意的一份交了上去,转呈周恩来审批。很快,草图被批准了。然而要实现方案又是何等不易,仅仅那八个宫灯,每个就足有十立方米大,跑遍北京城也找不到。还是小野想出了办法,他说,大宫灯小宫灯都一样,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就行。于是,负责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派人到故宫博物院,从清宫档案中找到了唯一的一个扎灯艺人。这个七十老翁住在丰盛胡同一带。老艺人看看设计图,转转现场,平静地说,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没做过,让我做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们一定要答应,就是这八个大宫灯,只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做,如果在底下做,将来抬不上去。老人喘了一囗气又说,我只要两个人,把我的徒弟找来就行。随后老人让华北军区的人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张致祥叫木工做了灯的圆托。小野和森茂负责宫灯的装饰,他俩和大家一样,吃住在城楼上整整干了三天。10月1日的前一天,八个飘着仙气的宫灯竣工了。

天安门城墙悬挂的毛主席像两侧,有两条永久性的长条标语,它们也是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的手笔。中国人过春节有挂春联的习俗,但是对联一般竖在门框两侧。天安门是扁长的建筑,不能采用惯常的竖贴法。小野毕竟是东洋人,很容易打破思维定势。他采用了横幅对称的设计。红底白字白框,既醒目又没有破坏天安门的协调。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博得了同行的赞赏。天安门城楼的两条标语不可能年年更换,集思广议而拟出的标语经过了七十年的风风雨雨,一直保留着它们出生时的面貌。这两条标语如果有知,它们会笑的,设计它们的小野和森茂,不正体现了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精神么!

军乐队不使用外国歌曲

担负着为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演奏重任的军乐团,被人们称为“礼乐之神”,是一支由二百多人组成的联合军乐队,由罗浪担任总指挥。

1937年从马来西亚回国的罗浪,抗战前期曾经到上海求学,十七岁时到达延安,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1939年,他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后来,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按照开国大典程序规定,领袖们差几级台阶登上城楼时,百件军乐就要齐奏《东方红》。可是天安门城楼高三十多米,楼下的军乐队看不见上楼的情况,这可怎么办呢?办法是负责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想出来的。当时他手执一方红绸子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毛泽东一步步拾级而上,在差几级台阶就要登上城楼时,他马上朝城楼下的乐队指挥罗浪用力甩了两下红绸子。罗浪会意,指挥棒一挥,顿时颂歌高奏。

开国大典时军乐队用什么曲子,早在9月中旬阅兵指挥所主任杨成武主持阅兵训练会议时,就有人提出:世界上阅兵曲主要是德国式或日本式,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举行阅兵时用的就是德国曲子。还有人提议应该用苏联的曲子。可罗浪不赞成用外国曲子,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自己的军乐曲,石家庄步校校长肖克曾主持过一次阅兵,用的歌曲就包括八路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炮兵进行曲等中国歌曲。罗浪熬了一夜,把这几首进行曲串成一个彩色的圆环,并搞出一份阅兵曲目,有《东方红》、有军歌联奏等,交楊成武上报中央军委。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庆,当然要用自己的曲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用一分钟时间碰了一下头,就作了同意的批复。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亲自给罗浪去了一个电话,传达了毛泽东在曲目报告上的批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

鸣放礼炮不按国外最高礼节二十一响进行

毛泽东指示:“开国大典的礼炮要放二十八响。”他是位不循规蹈矩的人,也不管国外最高的礼炮是二十一响。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后,毛泽东叫大会筹委会起草个说明,理由是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刚满二十八岁,二十八响礼炮就是二十八年党史的赞礼。

开国大典的礼炮共由一百零八门山炮组成,分为两组,所以习惯上说五十四门礼炮。据说这是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五十四个领域、界别的人士。炮弹是真弹卸去了弹头,只响不炸。二十八发无头炮弹要在两分半钟响完,要求装填手在同一秒把炮弹塞进炮膛,拉火手更要同时拉火,使炮弹同时炸响。那时放礼炮没有电操纵拉火,靠人工达到和谐统一,完全是刻苦训练出来的。

1949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时任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许欣之,匆匆赶到司令部。司令员高存信向他下达了一个光荣而重要的任务:临时组建一支礼炮队,在即将到来的开国大典上鸣放礼炮,许欣之被任命为礼炮队指挥官。经过研究,制定了如下的选择条件:一、炮长必须是连排干部,炮手是班排干部;二、必须是在战斗中立过战功的英雄才有可能被选上;三、用来鸣放礼炮的火炮必须是战争中的功勋炮。炮手全部到位后,许欣之把他们拉到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内开始训练。鸣放礼炮看似容易,要求却极高。五十四门礼炮一齐鸣放二十八响,必须在两分半钟内与奏国歌、升国旗同起同落,而且这五十四门礼炮要齐发二十八响,必须同时打出一个声音,完全同步,每一响的间隔时间仅仅是4秒多。为了达到这样的严格要求,炮手们必须在5秒内完成取弹、装填、发射、退壳等一系列动作。动作要求虽然简单,但要做到迅速、一致,整齐划一。比如装填的时候,要左手在前右手在后把炮弹推进炮膛,同时要单膝下跪。如果一个动作不到位,就有可能造成时间上的偏差,使礼炮响中出现杂音。经过刻苦训练,礼炮兵们最后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在开国大典上鸣放礼炮的光荣任务。

天安门周围施放的“礼花”是用“信号弹”代替的

1949年秋天,阅兵指挥所副主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给作战科长张桂文交待了任务:“根据开国典礼方案的程序,群众游行后在天安门周围施放礼花,具体办法,参照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式。”阅兵指挥所在大华电影院组织观看了苏联阅兵式的纪录片,其中就有燃放“礼花”的场面,其实,那不是礼花,而是五颜六色的信号弹。由于当时物资匮乏,只能以此代用。不久,苏联运来了半火车皮的“信号弹”, 权作“礼花”。张桂文带上作训处的几位参谋,在北京选定了六处燃放点,以天安门为中心,北面设在景山山顶和北海白塔下面,中间设在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开阔地上,南面设在邮政管理局大楼(东交民巷东口)的楼顶。 同时组织担负卫戍任务的独立第二○八师的两个建制连为施放“礼花”部队,在辅仁大学的体育广场上进行严格的编组训练。9月28日和29日的夜晚,信号兵们分别在景山、北海两个发射点进行试放。

10月1日下午3点钟,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阅兵式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在苍茫的暮色中,欢腾的群众燃亮了灯笼火把,广场成为灯火的海洋。张桂文立于东华表内侧的指挥台上。当群众游行队伍快要过完天安门的时候,电话里传来了天安门上指挥部首长的命令:“施放礼花!”张桂文立即凑到麦克风前,向部队发口令。不料,扩音喇叭出了故障,一点声音也没有。事不宜迟,按着预定的应急方案,张桂文馬上抽出携带的信号枪举过头顶。“砰”的一声,一颗碧绿的信号弹,带着长长的耀眼光芒,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瞬间,广场周围的六个发射点几乎同时轰然爆响。一簇簇五彩夺目的信号弹骤然升空,叠织出奇光异色的绚丽图案,把大典之夜点缀得壮丽辉煌。随着“礼花”的每一次起落,欢呼声犹如大海潮涌,一阵阵漫卷过新生的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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