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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创举:邓小平力举设立顾问委员会

姜淑萍

设立顾问委员会,是邓小平在新时期之初,为解决干部新老交替问题提出的一个过渡办法。邓小平称这种形式“史无前例”,人们称这是邓小平的伟大创举。设立顾问委员会,不仅使得当时亟待解决的干部新老交替问题迎刃而解,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由此打破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

“顾问制度是我提议的,我自己愿意以身作则”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过设顾问的建议,这从1973年8月筹备中共十大过程中的一段史料可以得到印证。十大筹备期间,周恩来总理在讲到十大主席团增加了一些老同志时说:“邓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主席对小平同志的意见很重视,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种种原因,这个建议并没有实行。

1975年,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军工作的时候,再次提出设顾问的问题。1月12日,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针对军队干部大量超编的问题,他提出:“省军区以上可以设顾问组,顾问组长可以参加常委会议,他们的待遇不变。他们可以到处跑一跑,搞一点调查研究。” 7月1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

不久,由于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他的这个想法也未能付诸实施。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逐步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关于设立顾问的思想具有了现实可行性。

当时,摆在邓小平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新老干部的交接班问题。“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时,他们大都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许多人不能正常上班。另一方面,他们中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居多,整体上文化素质偏低。这种状况是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形势和要求的。从中央到地方,干部队伍老化和青黄不接的问题一下子突显出来,选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迫在眉睫。

然而,广大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热情很高,在这个时候把他们换下去,并非易事。有些老干部认为,自己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文革”中又受了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如今刚落实政策出来工作就要让位,感情上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多年来没有注意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和提拔,而且年轻干部毕竟还缺乏经验,一下子把重担全部压到他们肩上,也容易出问题。需要老同志“扶上马送一程”。

为此,邓小平重新提出设顾问的办法。这是一个大胆而充满智慧的设想。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重提他“文革”中提出的设想,说:“顾问制度是我提议的,我自己愿意以身作则。”

关于设立顾问的问题很快写进了正在修改的党章中。1980年1月28日,邓小平在谈对党章修改意见的时候说:党章作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使党的各级委员会逐步年轻化。他还提出要在党章中讲清各级顾问委员会的性质、职权,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它应是同级党委的咨询机构,党委决定重大问题时要向它提供情况、材料,听取它的意见。中央顾问委员会成员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各级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也可列席同级党委会或常委会。这个规定,不只是解决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退出中央委员会当参谋的问题,就是那些有过重大贡献、在全国德高望重的人,也可以转入第二线。”

邓小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1980年2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谈到中央的人事安排和设立中央书记处问题时,邓小平说:“对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岁数大的同志,我总的倾向是,包括我在内,慢慢脱钩,以后逐步增加比较年轻的、身体好的、年轻力壮的人。这是一个总的决策。”“我们这些人是安排后事的问题,不再放到第一线了。”

几天后,3月2日,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由杨得志接任。紧接着,4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分工》,决定:华国锋继续领导国务院的全面工作,赵紫阳协助华国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均不再分管具体业务工作。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任命赵紫阳为总理;接受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提出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5天后,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设中央一级的顾问委员会的想法,他说:“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坚决回绝,但他主动表态愿意当顾问委员会的主任。1982年4月27日,邓小平和胡耀邦访问朝鲜,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当胡耀邦介绍中共十二大准备选举历史上为党做过贡献,现在还可以做工作、出主意、提意见的老同志组成中央顾问委员会时,邓小平表示,如果有人不愿意当,别人又赞成他当,他愿意当顾问委员会的主任。

邓小平还在不同的场合做老干部思想工作,要求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来看待个人进退问题,顾全大局,退出岗位,去当顾问。他形象地说:“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

在邓小平的带动下,一大批原先在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干部纷纷退出领导岗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相继向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提出了辞去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

设顾问委员会,无疑为解决新老干部的交接班问题找到了一把钥匙。后来,许多老干部称赞说,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举。

“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搞离休、退休制度”

邓小平站在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对设顾问的性质和作用一开始就考虑得很清楚。他认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思想的影响有较大关系,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是更重要的原因。所以邓小平提出设顾问的同时,也提出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设立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离退休制度。1979年7月29日,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中提出:“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1981年5月下旬,陈云将他撰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送胡耀邦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并提议十一届六中全会议论一下干部问题。邓小平看了以后,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随后,陈云召集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就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进行座谈,并主持起草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干部必须实行离休退休制度,这是根本办法。当顾问或成立顾问委员会,只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多数人只能离休退休。”《纪要》还提出:必须有计划地进行这项工作,而且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才能使老干部人心安定。《纪要》还提议制定干部离休退休的条例,并对老干部离休退休后的待遇提出若干原则性的意见,如退休年龄分成解放前、解放后两类,解放前,应该称“离休”,解放后,称“退休”。离休的保留原工资,还有工龄补贴,比在职时生活还好一点。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陈云撰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和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定“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为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根本方针,为实现中央领导层的平稳交接班迈出了重要一步。全会进行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全会在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年轻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就全国范围来说,新老干部交接班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绝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有相当一批老干部带病工作。

十一届六中全会一结束,邓小平专门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留下来开座谈会,讨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的问题。

陈云在会上讲话说:“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他讲了三条理由:“一条理由,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再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还有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搞不了大乱子。”

邓小平在会上即席讲话,表示对陈云的建议举双手拥护。他说:“本来今天是来听会的,但是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还是讲几句。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为什么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

在讲话中,邓小平还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意见,比如要订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计划,要规定退休年龄,要限制干部名额,并说:“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不开明可不行呀!”

在会上,邓小平表扬了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刘澜波有着50余年的革命生涯,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燃料工业部、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等担任主要领导工作,“文革”中蒙冤入狱,粉碎“四人帮”后主持电力工业部工作。他主动要求退居二线,推荐李鹏作为他的接班人,担任电力工业部部长。他认为李鹏学有专长,德才兼备,又有实践经验,年富力强,完全符合中央提出选拔干部“四化”的标准,是接替他最合适的人选。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李鹏担任电力工业部部长,成为当时国务院各部中年纪最轻的部长之一。

邓小平建议老同志向刘澜波学习,在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上要开明,要带头。他说:“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凡是超过60岁的同志,都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这个事情太大了。”

会后,邓小平又就退休的问题专门同杨尚昆、耿飚、韦国清、杨勇等谈话,提出5年内老同志要逐步退到第二线,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接替。他说:“对老干部的安置,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搞离休、退休制度,着重搞退休制度。顾问要少,堆的人多了,庙腾不出来。要先解决一进二出。”

根据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和陈云等提出的意见和要求,中组部于7月31日发出《关于建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的通知》,8月7日,又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对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几项工作的通知》。培养接班人、选拔中青年干部充实领导岗位的工作进一步在全国普遍地展开。

进入1982年,十二大近在眼前。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解决干部新老交替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他认为: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第一位要着眼于进。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1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这个讲话,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认真贯彻落实。

实行干部退休制度,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的工作迅速付诸行动,一系列具体规定和举措连连出台。2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对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年龄作出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政府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决定》指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这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是关系我们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事业能够顺利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同时《决定》也指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需要保留少量超过离休退休年龄界限的老革命家。特别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需要有若干位经验丰富、德高望重,能够深谋远虑、统筹全局,而且精力尚能工作的老同志,留在党和国家的中枢领导岗位上。这是全局的需要,是保持国内安定团结和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需要,是完全符合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 4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干部退休工作开始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

早在设顾问委员会之初,邓小平就明确了它的性质和作用。十二大前夕,1982年7月3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草案),邓小平再次明确:“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他称顾问委员会是史无前例的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

十二大决定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规定:“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党章给中顾委规定的任务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条件是:“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新党章规定:“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新党章还规定,顾问委员会只设到省一级,省以下各级组织一律不设。

新党章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的根本宗旨,就是顾问委员会是过渡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新党章明确规定废除过去实际上存在的党的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

十二大选举邓小平为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并选举产生了172名委员,一大批原先在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开创了新老干部交替与合作的进程。同时,老同志的模范行动,也带动了全国几百万超龄的在职干部陆续退下来。

9月13日,在新产生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注意事项等作了全面阐述。他再次强调这个组织的过渡性,他说:“如果花两个5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的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对于我们国家以后的发展,是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他要求中顾委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不要建立什么大机构,要简化,几个人就够了。

邓小平委托薄一波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并指示中顾委在工作中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邓小平讲话后的第二天上午,薄一波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顾委第一次常委会议,学习贯彻邓小平讲话精神。他还带领临时工作小组,很快拟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草稿),对中顾委的工作提出了9条规定。

一、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如就党的方针政策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个人名义或联名方式提出,但属重大建议,需经中顾委全体会议或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用顾问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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