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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戒”

王垒

摘 要: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至为深远,“走俄国人的路”,这是近代中国救亡问题上许多寻路者的共同选择。孙中山首倡“以俄为师”,国共两党分别继起而以中国大陆地区“一边倒”为极致。这一历史过程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也集聚了深刻的教训。后来毛泽东曾一度体悟到必须“以苏为戒”,可惜并未能妥切深入以臻完成而留待后人。

关键词:孙中山;毛泽东;十月革命;以俄为师;以苏为戒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4)-07-0006-03

辛亥革命标举“揖美追欧”试验西方式民主制度失败之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激励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运用新的视觉观察国家命运,重新思考、探索自己国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可以说,“以俄为师”曾经代表了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潮。苏共二十大后,晚年毛泽东曾一度体悟到必须“以苏为戒”,可惜他未能妥切深入以臻完成。故此,只能历史地留待后人深长思之。兹略赘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孙中山首倡“以俄为师”

中国传统久远的君主专制制度终结于辛亥革命,但中国传统深厚的专制主义统治却一直得到延续,阴魂不散而长盛不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存续三个月之后,民主革命的果实即落入北洋军阀集团手里,中国社会如一盘散沙,乱象丛生。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临终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一遗言。“尚未成功”,实乃“失败”之婉词。披阅遗文,可知孙中山生前曾多次明言辛亥革命已经失败。1923年10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上说:“我们国民党从前革命,各省响应,把满清政府已经消灭了,而满清留下来的官僚武人,还没有消灭,所以弄到民国至今有名无实。国民党所主张的民国,还没有做成功。”[1]1924年3月24日,孙中山对驻广州滇军演说:“中国革命,至今有了十三年,只得到一个空名,是中华民国。说到民国的事实,一点都没有。所以从前的革命是失败,不是成功,十三年以来都没有成功。”[2]

中华民国国歌曾有“揖美追欧,旧邦新造”一语,明确揭示辛亥革命的目标就是争取在中国实现欧美先进国家的民主共和建制。孙中山说:“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必须要国家的政治,做成一个‘全民政治。世界上把‘全民政治说到最完全最单简的,莫过于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这个意思译成中文,便是‘民有、‘民治、‘民享。”[3]真正实现了民有、民治、民享,才能说这个社会建立了民主制度。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局纷乱,孙中山反思其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组织的软弱涣散和党员的自私自利,批评党员“人人都以入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组织成分复杂涣散,缺乏凝聚力,难以承担领导革命的历史使命。因此,若要中华民国名副其实,首要任务乃在于改造国民党、建设好国民党。而改造国民党,则必须“以俄为师”。

“以俄为师”的提法首见于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致蒋介石函。孙中山在信中明确表示:“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4]

孙中山倡“以俄为师”,主要是向俄国革命学习建党与建军。首先是要把国民党建设成为俄国共产党那样的革命党。孙中山号召:“吾党欲求真正之成功,从今以后,不单独专靠军队,要吾党同志各尽其能,努力奋斗……不要仍守着旧日人自为战的奋斗,要努力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5]孙中山认识到,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关键在于有一个好的党。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在追悼列宁逝世时说,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列宁的逝世于中国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就是大家应把党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6]。

在共产国际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帮助下,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改组了国民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孙中山“以俄为师”由建党入手,为后来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创造了成功的新鲜经验。后来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即认为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之一;而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无一例外,依然坚持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第二要务是建立黄埔军校,藉以建立一支“党军”。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新型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新型军事政治人才,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在建设一个好的党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由这个党所领导的好的军队,在革命夺权的年代,便于革命力量的凝聚集结,自然易臻于成功。虽然孙中山认识到并且做到这一点为时向晚,但这一认识无疑引领着中国革命事业继往开来胜利发展。孙中山去世后,国共两党勠力承继,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得到胜利开展,即为有力的证明。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也一再证实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邓小平曾在《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一文中说:“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7]因为孙中山首先提出“以俄为师”、走上“联俄”和国共合作的道路,引领辛亥革命与共产党继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段历史前后相续,顺理成章而踵事增华,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戒”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建立的,并且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是苏共发起组织的,实际受苏共领导。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的各项重大工作,都听从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挥。苏共和共产国际固然给了中国革命事业不少正确的指导和有力的帮助。但毋庸讳言,苏共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也有许多瞎指挥并造成了严重危害。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即在于执行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后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认识清醒,始终坚持马列主义原理和共产国际及苏共的指示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了辉煌胜利。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名以《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他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着重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原理、苏联革命经验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以实现统一思想的问题。1945年4月召开中共七大,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这两篇文献与其他相关著述,构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共七大路线一起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完全胜利。

1949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时刻,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着重阐明了即将诞生的共和国的发展路线选择,明确宣布“一边倒”将是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即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郑重提出“一边倒”的选择,并不仅是宣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同时还表明要采用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即以所谓斯大林模式来建设国家。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中国人尊称苏联人为“老大哥”,热情期盼“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2年,毛泽东批示:“似应允许顾问参加党委会议”,“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8]此后,连同各大中学校的外语课程也大多用俄语代替了英语,“全盘苏化”迅速推行。

中国人关注苏联,学习苏联,进而希望努力赶上苏联,自有其道理在。“一边倒”的选择其实也是基于国际国内背景的作用。国际政治的两极对峙与美国集团对华封锁,是外部因素;而几百年来中国累积贫弱急于振起则是内部动因。近世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内忧外患深重。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如何早日富强起来?是许多志士仁人迫在眉睫夙夜以思的问题。毛泽东对于苏俄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迅速成为世界上强大国家之一,深心向往,多次在讲话、文章中深表赞美,苏联已成为毛泽东心目中认定的必须效仿的样板。

俄国在1917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十月革命的成功则有着极大的偶然性。而且,苏联体制隐含多方面的与生俱来而又严重甚至致命的弊端,更是导致其最终必然崩溃的历史基因。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不到三年,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便急忙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完全抛开他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完全无视此前中共和民主党派协商制订的、起着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而决意全力仿照苏联模式,过早、过快、过粗地对我国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则已被历史证明为严重失策。

斯大林去世后,1955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揭批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行为。毛泽东随即号召全党“以苏为戒”。既然赫鲁晓夫已揭开盖子,苏联过去实际存在的问题得以暴露,如果中国能认真借鉴,必大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福祉的改善。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9]可以认为,“以苏为戒”,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论十大关系》也被认为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篇之作,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既是初步的又是比较系统的创新思路。创辟之为功,人所难能,无论是探索思考的过程与思路创新的成果,都弥足珍贵。只是探索之初,还谈不上成熟稳健,亦属自然。《论十大关系》在发展速度问题上既未提反对保守,也未提反对冒进。虽然主观上着眼于发展与协调,实际因受制于战争与革命的习惯性思维,思路与部署难免畸重畸轻,时显躁急,而颇近于好大喜功。不久之后的8月30日,在党的八大的预备会议上谈到建设目标时,毛泽东就进而明确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超美国的设想,为其后提出“超英赶美”的决策埋下了伏笔。1975年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论十大关系》时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10]比照历史和现实进程,《论十大关系》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的确是相当深远的。

新中国如何才能建设得好、发展得好?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他的独创性构想。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确实下过一番认真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功夫,并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理论名篇。这后一篇,尤被认为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11]对这些著作自应给予恰当的评价。众所周知,邓小平这一代才“初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此前之毛泽东所纵论之社会主义学说难免是非驳杂,须在系统的辨析、清理之后,方才可能有比较妥切的认识。回顾历史,1976年之前推行了整整二十年的极左路线,原本就是空穴来风,其来有自。揆诸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可知:1957年牵连广阔而影响深远的反右派斗争,实际正是开展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公开发表之后,与大张旗鼓用这一历史文献的基本精神指导中国社会政治实践同步,我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精英纷纷被打成右派分子,被确定为“人民的敌人”而遭受严酷的整肃,神州大地遍布冤假错案,民族生机严重受挫。时至今日,我们仍未对这一严重失误进行深切的反思。反右“扩大化”之后,经几年的积渐酝酿,更进一步发展至于十年“文革”,在全国范围内不断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创痛至巨而烈,遗祸至深且巨。而经济上的大跃进则是在党内传达、学习《论十大关系》之后全面发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种种主张付诸实施的过程,实际上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大同”梦想这一全民“意气风发,超英赶美”的狂热实践同步,政治上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与经济上的急躁冒进日益普遍化,终致发生极其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全国饿死人数之多,一直无法统计清楚。由此可见,1956年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敏锐提出了“以苏为戒”,但并未有恰当深切的反思,在实践上更把理应避免的严重错误日益推演而至于十年浩劫登峰造极的地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为深广的灾难,积重难返,痼疾难愈,毛泽东晚年严重错误的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尚待进行系统深入的梳理、总结、研究与反思。

当然,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已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2]显然,对于“以苏为戒”,邓小平已在毛泽东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更值得赞赏的是,邓小平的这一理论成果是紧密结合对“文革”浩劫的反思所取得的。可惜的是,邓小平这一深入反思的成果后来在实际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应用。“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13]这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一再证明的基本判断。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事实说明,正确反思苏联垄断权力、垄断利益、垄断真理以至走向崩溃解体终局的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一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人身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入反思,认真借鉴历史经验,是追求事业成功所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如何理性认识历史,如何汲取中外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跨越中国传统专制政治文化泥淖的陷阱,如何破解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困局,后来人务须深切反省。只有努力革新制度,切实发展民主,才能避免“文革”这一类民族传统专制主义文化结穴式发作的历史悲剧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1][3][5]孙中山全集(8).中华书局.1986:322;23;36-438.

[2][6]孙中山全集(9).中华书局.1986:648;36.

[4]刘大年.孙中山书信手迹选.文物出版社.1986:191-192.

[7]邓小平文选(3).人民出版社.1993:205-206.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607-608.

[9]毛泽东选集(5)人民出版社.1977:267.

[10][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86;708.

[12][13]邓小平文选(2).人民出版社.1994:33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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