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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安孝义

摘 要:本文以新观点、新思路、新突破,进行科学细致的重点研究考证,对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进行最后的结论性阐述。

关键词:永安;长征; 出发地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4)-08-0012-07

“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该论点在全国公开发表已近三年,它对长征原有的理论体系,进行了一次较为重要的修正和补充,人民网、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干部学习网、国务院中国台湾网,以及福建省委党校海西党建网等多家主流媒体及《党史周刊》《档案天地》《三明党史月刊》等期刊,均已相继刊载。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世界军事史上伟大的壮举。对此,本文将以新观点、新思路、新突破,进行科学细致的重点研究考证,对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等论述,再次提出权威的、具有纲领性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态度,进行分析、研究长征的历史,既要认真把握总体脉络,又不放过局部细节,为了准确科学地反映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现将结合前发二论,以更丰富、更深刻、更具体的史实核心价值观,对该命题进行最后的结论性阐述。

为此,我们在中共党史及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长征)研究领域,首先提出:

一、“三人团”(最高三人团)的成立,是第五次反“围剿”与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分水岭。“三人团”,作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特有领导模式,体现了共产国际的重要影响,这种模式在长征结束以后,在中共党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的战略中心,已经开始由反“围剿”向战略转移(长征)方面转移。

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集结地出发,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在“三人团”领导下,所进行的战略转移(长征)行动,已经宣告正式启动;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央苏区派出的第一支成建制、正规的武装抗日部队,是中共中央“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派出的“北上抗日第一军”;同时,它也是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开始。

三、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战略转移(长征)的主体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这种根本的、内在的一致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行军路线、是否最后到达目的地等表象,来对它进行判定。如果据此来分割、剥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史实,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长征)的历史,就显得不够客观和完整。

四、《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四部宣言书,同时在福建永安集结地、出发地的率先发布:它首次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思想方针及主张,它把从国内阶级革命战场上的退却,变成对民族敌人的进攻。一天之内四部宣言书同时发布,这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它是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挥师“北上抗日”的政治、军事思想理论的武器库;它是毛泽东同志“长征是宣言书”最好的诠释。

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残酷“围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我党始终坚持推行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早在1932年4月15日,就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同年4月26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众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中国共产党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为重,在永安苏区石峰村首发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完全秉承、光大了这一战略思想,它首次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张,宣言还表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红九军团的掩护策应下,从福建永安石峰村集结地出发,它标志着我党、我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已经开始正式付诸行动。我们从北上抗日先遣队所表现的政治主张和及军事规模上来看,它的出动在实践上已经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序幕,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长征)之间关系最早的体现,因此,它具有“前奏”“序幕”“引子”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北上抗日”,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赋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明确的政治、军事方针政策,有着无比崇高的历史使命。此后,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时,也是坚决遵循了“北上抗日”这一既定主张,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地调整并强化这一决策,从而对中国革命战争力量后来得以迅猛壮大,起了一锤定乾坤的转折作用。永安石峰村作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它具有伟大的革命历史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一、“三人团”是第五次反“围剿”与战略转移(长征)的分水岭

1934年4月底,广昌、筠门岭等战略要地失守以后,国民党军进而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逼近,中央苏区的整体形势日趋恶化,苏区范围内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已经变得不可能。中共中央书记处不得不决定红军主力将撤离中央苏区。同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同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问题,会后将中共中央计划突围决定的意见,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请示批准。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复电,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的决策,在实施战略转移之前,要求积极作好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6月25日,共产国际最终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筹划工作。当时,“三人团”虽然属于临时性的权力组织机构,但是在实际上已经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等,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因此亦称为“最高三人团”。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以后,中央政治局和1931年11月25日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这一时间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任何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多数成员也被排斥在外,有关党、政、军及一切内外事务,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三人团”作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领导核心集团,掌管着中央苏区和红军所有的最高权力,它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从以上具体分工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出,博古和李德是真正的决策核心,周恩来只是一个具体“管事成员”。

此前,博古担任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李德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博古由于不懂军事,只好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权让给这个外国人,李德实际上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现据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兼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金一南教授的研究,李德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其身份受到质疑,是个“假顾问”。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文回复是:“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利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据当时担任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李德的权利,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共产国际只允许他有建议。但他最后不仅有了指示权、决策权。他之所有成为中共中央的“太上皇”,完全是不懂军事指挥的博古违背组织原则的私相授受。由于李德这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假身份,以及在他不切实际的亲自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历经了广昌等几个战役后,中央苏区范围缩小,部队伤亡惨重,几乎拼光了红军主力,李德盲目作战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博古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由于中共中央的请示及共产国际的回电,随着“最高三人团”的成立,李德这种“假顾问”的身份,应该还是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两方面的权威确认。

中央苏区有关战略转移(长征)的一切重大问题,均由“三人团”说了算。正如1944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据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在《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的文章中称:红七军团北上,是实行新策略的一部分和开端。他还认为“新策略”的第一次实际运用,就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第二次实际应用,就是红六军团西征;第三次实际的运动,就是红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转移(出征)。王明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完全清楚地了解“三人团”的战略转移(长征)意图,他将这三次行动称为“新策略”,视为一个前后相关的整体部分。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看到并重点强调:由红七军团改编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三人团” 进行中央苏区战略转移(长征)时,根据毛泽东早先提出的主张,精心部署的第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的核心领导班子,完全依据、并复制“三人团”的模式,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中央代表曾洪易等三人,组成部队行动的最高“三人团”。此后,如红六军团及其它出征的红军部队,亦多以此模式建立领导班子。

“三人团”,作为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有着非常特殊的重要的意义,它有原“三人团”和新“三人团”的区别,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会上决定取消“三人团”中,博古和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自发地形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3月17日,红军长征途经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亦称中央队“三人团”“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三人指挥小组”等,集中领导军事,加强作战统一指挥,并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新三人团中,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主,是领导核心人物。“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这表明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在当时战争环境中,新“三人团”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全权指挥军事的极具权威的统帅部。

因此,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石峰村集结地的出发,是第五次反“围剿”已经面临着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将被迫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前奏及序曲,它在政治思想和军事行动上,和共产国际及“三人团”的战略意图,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是长征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人团”作为战略转移(长征)期间的特有的领导模式,体现了共产国际的重要影响,这种组织模式在长征结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在党史研究中有关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转移(长征)时间段划分的问题上,这是一个长期界定不清的问题。我们只有通过认真研究“三人团”的历史性质,就能够透过事物复杂纷繁的表象,找出其发展的本质脉络,使这一扑朔迷离并争论不休的问题,变得条理清晰、泾渭分明。“三人团”(最高三人团)的成立,是第五次反围剿与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分水岭。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苏区小陶石峰村集结地,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出发,是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政府,从中央苏区派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规武装抗日部队,使红军对日直接作战的意图付诸实施,因此是威震华夏、名副其实的“北上抗日第一军”。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虽然“三人团”所进行的战略转移,在主体上时间较为匆忙、准备不足,但是,在战略转移整体上所表现的政治、军事等方面中心思想,是十分明确、清晰的。至于,红军到那里?走多久、走多远,虽然一时心中无数,但“北上抗日”的既定目标,“抗日救国”坚定信念,却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1934年7月15日,中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以及不久后的红六军团的西征,即明确地宣告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长征)已经分步骤开始实施。

根据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第221期,毛泽东同志《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31日)一文载:“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红军政治部《关于在部队中解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指示》(1934年8月4日)中提到:“我们红军的主力准备全部出动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1934年10月10日,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1934年10月10日),宣言称:“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几个月由福建出发北上。”此后,1934年11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十五军进行的战略转移中对外亦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小陶集结地出发,是“三人团”在实施中央苏区战略转移(长征)计划中精心部署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它揭开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序幕。所有这些,均充分地从政治思想和军事体制上表现了当时中共中央以博古、李德为中心代表的“三人团”,为实施中央苏区战略转移(长征)的中心思想体系及战略意图的整体性。《毛泽东》一书的作者美?斯图尔特?施拉,亦认为:“1934年夏初,已经基本作出了从江西撤退的决定。新政策的第一个具体表现就是1934年7月15日发表的声明,这份由毛和朱德签署的文件称已派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击侵略者”。

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小陶石峰村集结地出发,它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央苏区派出的第一支成建制正规的武装抗日部队,是“北上抗日第一军”;同时,它也是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开始

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地,长期以来都是以红都瑞金为准。这种论点有着较为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政治背景,大家似乎都未对此提出异议。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所产生的党史界和史学界的集体研究无意识,是值得我们进行认真深刻地反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中共党史专家金一南将军曾感叹:“仅仅为了弄清他(李德)的真实身份,就用掉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时间”。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此类事情甚多,我们应该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竭力排除原先在左的干扰之下,形成的疑云密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找出事物的客观本质,还原历史的本来真实的面目,在这里最需要的就是共产党的认真精神。

永安小陶石峰村,原属闽西龙岩宁洋县苏区,它地理位置险峻独特,山高林密、形成天然屏障,它与清流县的梦溪乡(罗坊)可经安砂、半村古道毗联,为永安、清流、连城三县区域连接的中心地带,是连接闽赣中央苏区重要的战略通道。

在《中央局宣传部关于拥护红军北上先锋队的报告大纲》(1934年8月31日)中写道:“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于七月十五日出发,经过永安、大田、尤溪、水口、白沙、福州、连江、罗源,追近日本强盗要求国民党割让的三都澳,沿途群众积极热烈的拥护。欢迎、慰问,要求加入队伍。”该文件中的“七月十五日”,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涛;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联合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签署时间。同日发布的还有《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等三部宣言书。

我们在党的许多历史文献中,发现大量相关的表述,均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地点定格在福建,如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曾寻乐关于七军团对打击敌左右纵队之意见致朱德电》(1934年9月19日)称:“我们自闽北出发”。在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的《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可详细地了解到中国工农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驻扎地出发至北上行动集结地永安的真实情况。该报告称:“当我们接到任务后,按照中央指示对行动是严格保守秘密的;任务是以后在行动中逐渐提出的。比如我们从瑞金出发时,在部队中只提出继续东线的胜利,更多消灭敌人。在苏区几天的时间是带着休息性的。后来到了边区,军委会电令我们配合二十二师,打击在连城向我们进攻的敌人李纵队,结果没有打到,第二天便继续出发,向东行动。为了要迅速渡过闽江,这时采取了急行军办法。在小陶碰到九军团,他们奉命掩护我们渡江的,并接受我们在渡闽江前所征集的资材和伤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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