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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园颂

刘明钢

陕北的延安,一片思接千古、俯仰天地的神秘土地;

延安的枣园,一幅壮丽恢弘,启迪后人的历史画卷。

从1943年10月至1946年1月,毛泽东在枣园生活、战斗了两年多的时间。因此,枣园被人们称为“圣都中的圣都”。

在那里,每一寸土地,都有极不寻常的经历;

在那里,每一处遗址,都是动人心弦的诗篇。

枣园,位于延安城西8公里处,原是陕西地方实力派高双成的庄园,因枣树多而得名,园内有棗树、梨树、桃树、杏树千余株,春花夏荫,秋实冬银,环境幽静,风光秀丽,堪称延安一景。

枣园有五处彼此独立的院落。毛泽东住在上方的院子,他的左边住着周恩来与张闻天,右边住着朱总司令;其下方则是任弼时、刘少奇、彭德怀的窑洞。周围的群众说:“枣园上空有七颗明亮的星,那是真正的北斗星。”

毛泽东住处的院内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夏秋时节,花繁叶茂,香气袭人。院子东南角有个八角形的小凉亭,毛泽东常到那里读书、看报。

在枣园时,毛泽东有时坐宋庆龄送的一辆救护车去杨家岭办事,只要车子一启动,许多青年人就往上爬,凡是挤上来的都可以上,毛泽东从来不干涉。一路上,毛泽东与搭车的年轻人亲切交谈,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有时还说一两句笑话,惹得满车欢笑。

1944年9月8日,中直机关在枣园后沟操场为一位警卫团的战士举行了极不寻常的追悼会,毛泽东亲题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著名演说。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参加为一个牺牲的最普通战士而举行的追悼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帝王将相,或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吗?没有!至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记载。

毛泽东在追悼会上的发言,后来以《为人民服务》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如今,在枣园中央书记处小礼堂遗址的墙上,还有《为人民服务》的条幅,那是毛泽东为中央机关干部的题词,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不忘宗旨,处处为民。

毛泽东在枣园居住的那段时间,延安冲破了国民党设置的壁垒,开始与外面的世界的交往。

1944年6月,经国民党当局允许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2人,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很兴奋,立刻安排同记者的会见。

中外记者参观团刚走,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就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军军用飞机到达延安。毛泽东多次会见观察组,给观察组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4年11月8日和9日,毛泽东在枣园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后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谈判,签署了中共给国民党政府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建议。蒋介石认为,中共的五项条款不能接受。随后,国民党代表提出三点反建议草案,并要包瑞德说服毛泽东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建议。

12月8日,毛泽东在枣园会见了包瑞德,对国民党的建议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包瑞德劝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

毛泽东回答道:“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

包瑞德又讲:“不做不好。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

对此,毛泽东坚决地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回到枣园,给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同志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他说,毛主席对包瑞德的大放厥词极为不满,不仅批驳了他,而且从座位上站起来,打开窗户说:“屋子里的空气太臭,放一点臭气出去。”包瑞德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灰溜溜地走了。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人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林伯渠等隆重的欢迎。在短短的三天中,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黄炎培深感延安有一股蓬勃之气,抗日胜利之后定将赢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遂借此机会坦陈心中的远虑,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这番见解,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答话之所以这样从容,这样成竹在胸,是因为他早就考虑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问题,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论著中,已有了民主治天下的美好展望和具体规划。

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几十年后,仍然是至理名言。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中共中央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然而,最后胜利降临得如此迅速,实在是出乎意料。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现出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

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他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高级将领,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与将领就坐在那里等他的指示。

在那里,毛泽东签发了我军受降和配合苏军作战的七道命令。

在那里,中央政治局徹夜开会,研究通过了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决定。在毛泽东看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重庆去,人民就不会了解共产党对和平的态度;不到重庆去,人民就不会再一次清楚地看到蒋介石脸上的黑,也不会看到共产党请蒋介石洗脸的诚意。去了,不会蚀本,只会赚钱。

毛泽东决定要到重庆去了,但只有一身还算干净的衣服,没有皮鞋,只好到其他地方借来。当时还向一个在延安的外国友人借了一顶帽子,周恩来看了看,觉得不够帅气,就把自己的贝雷帽拿了出来,给主席戴上,才觉得像一回事。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伴下,坐飞机飞抵重庆,留下了后人至今怀念的“扬帽挥手”照,照片上的毛泽东笑得泰然而大气。

重庆谈判,当时是万众瞩目的大事件。

重庆一家报纸的通栏标题为: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毛泽东在枣园生活了两年多,与当地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常说自己是“枣园的居民”。工作之余,毛泽东经常和乡亲们唠嗑,拉家常,从衣袋里掏出香烟,请大家抽。据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毛泽东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与老百姓在一块的时候,“在延安时,无论他住在杨家坪、枣园,还是王家坪, 逢年过节总将左右邻居、老乡请来一起欢度佳节。”

1944年2月7日的春节,延安市政府、群众团体的代表带着许多好吃的东西,以及一面写着 “为民谋利”四个大字的锦旗,给党中央拜年。为了欢迎大家,机关的同志在礼堂摆放了两行桌子,上面堆满了花生、糖果、香烟等。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毛泽东还亲自为每个人斟酒。领袖与群众水乳交融的浓浓情意和着阵阵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枣园的上空。

毛泽东对延安充满着眷恋之情,他多次说过:陕北是个好地方,延安是个好地方。但他再没有回过延安,没有回过枣园。

延安的老百姓也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的领袖。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笔者看到一首小诗,朴实、真挚,充分地表达了延安人民对毛泽东的热爱与怀念:

单调的窑洞,简朴的陈设,

这里曾居住过一代伟人。

窑洞的主人早已离开,

离开后就再没有回来;

留下这油灯、石砚、稿纸,

默默地讲述着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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