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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谈判中的大智慧、小细节(下)

张兵



中美建交:外交上的一场重头戏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离开华盛顿,决定于7月9日至11日经由巴基斯坦来华秘密访问。因时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章文晋曾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与巴官方熟悉,中央遂决定派他去接基辛格。

7月5日凌晨,章文晋、王海容、唐龙彬、唐闻生4人匆匆登上了巴基斯坦叶海亚·汗的专机。临行前,周恩来对大家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后,首次重要的高级别会晤,说明了美国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我们应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接待工作。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对章文晋说,我知道你平时不爱说话,但此行事关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采取主动,要多讲一点。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章文晋在来华的飞机上,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很融洽,消除了他们不少顾虑。

基辛格在同周恩来第一次会谈时,从公文包里拿出足足有3英寸厚的发言稿。周恩来说,谈判就是自由交换意见,何必用稿子呢?基辛格笑答,我用稿子都赶不上总理先生,不用稿子就更赶不上了。在短短几天的访问中,双方共举行了6轮会谈。

会谈最后是关于尼克松应邀访华问题。双方对即将发表声明的措辞存在很大差异。美方提出: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发出访华邀请,尼克松表示乐于接受。中方不接受这段行文,欲改成:尼克松总统愿意访华,中方就发出邀请。美方也不接受。于是会谈陷入僵局。基辛格第二天中午就要离开中国,但此问题如达不成一致,他的访问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在中方文字前加“获悉”两字,把此段叙述改为: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基辛格读后很高兴,马上同意。

1971年10月20~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重点就联合公报进行磋商。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不仅是为了改变中美两国敌对了20多年的现状,开启两国正常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将会改变整个国际形势的格局,对全世界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至关重要,其出笼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美方代表洛德回忆说:美方争取写入公报的有关美从台撤军的措辞是“在中方承诺或承担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美国将撤军”;中方则说:“你们无论如何是要走的,我们最多能说以和平方式为希望,美国将撤出其军队。”中方用希望,美方用承诺,没有达成一致。最终是章文晋用英语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用“prospect”(前景):“在和平方式的前景下,美国将撤军。”洛德回忆说:“这一措辞妙不可言,既捍卫了中方的立场,也符合美国的政治胃口。”这是公报谈判的一次大突破。

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

当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从上海返京时,毛泽东指示,安排5000人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周恩来直驱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尼克松高兴地走了,他说他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1976年,民主党候选人卡特当选为美国第39届总统。他上任后不久,派特使布热津斯基来华。布热津斯基精心准备,将前两届政府对中国的5点承诺及拟与中方会谈的内容写成文件,交卡特签字认可,以此为“尚方宝剑”。

布热津斯基在与邓小平会见时,重申美国已下定决心,欲迅速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卡特总统准备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承担其对国内的政治责任,美方将按《上海公报》中一个中国的原则解决问题。邓小平表示,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如果下了决心,事情就好办,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我们历来坚持三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主权问题。布热津斯基表示,美方已指定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北京与中方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具体会谈。

1978年7月5日,中美开始在北京举行会谈,中方由黄华外长主谈。12月4日,双方会谈联合公报稿基本形成。12月13日,邓小平会见伍德科克时,伍德科克表示:(1)美方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2)公报发表后美国立即终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4个月内撤出美国军队和设施,并立即通知台湾,终止防御条约;(3)美台人民之间维持非官方关系;(4)美台人民之间维持商务和文化联系;(5)美国将发表声明,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希望中方不予反对。他向邓小平递交了按上述内容重新起草的联合公报草稿。邓小平当场审阅美方公报稿后,原则同意。但建议在公报中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公报分量。伍德科克建议双方确定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3月1日互派大使。邓小平告诉美方,中美建交后,他将应邀访美,时间定于1979年1月。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建交公报,宣布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双方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中美建交公报是在美方接受“断交、撤军、废约”三项原则的条件下达成的,这些条件完全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两个大国的建交,对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与稳定起了重大作用。

中沙建交:与阿拉伯国家全部建交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时间为1956年。34年后的1990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建交,它是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中最后一个建交的国家。

中沙两国友谊源远流长,唐代即已有交往。1946年,沙特承认国民党政权“中华民国”,与之建立总领事级外交关系。1957年沙台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台首任驻沙大使就是国民党败北后逃往沙特的回族将领马步芳。

长期以来,新中国与沙特虽无外交关系,但两国领导人、官员、组织却有过几次不寻常的交往: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不仅会见,还共进晚餐合影留念;1956年7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包尔汉率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朝觐团赴沙,沙特国王三次接见该团;1982年,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作为阿盟代表团成员访华,吴学谦外长与其单独会见数小时,就发展中沙关系要“水到渠成”达成共识。

1985年,沙特传递官方信息,希望就两国关系事宜进行正式晤谈,并建议在第三国举行。10月16日,中沙首次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会晤。沙方首席代表为班达尔亲王,中方是外交部部长助理齐怀远。班达尔赞赏中国对外政策不带殖民色彩,一贯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从不干涉别国内政,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班达尔建议从经贸入手,可先在石油、石化领域开展合作,中方积极回应。1986年,班达尔两次秘密访华,中国总理接见了他并与他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谈话。1987年,身为沙特空军司令的哈立德亲王秘密访华。这些频繁的访问,铺垫着两国建交之路。1988年,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致函钱其琛外长,表示沙特决定在北京设立商务代表处。钱其琛积极回应,称中沙建交已提上日程,中沙互设商代处是两国建交前夕一项过渡性措施。沙方表示同意钱其琛的看法,并强调中沙关系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特使关系,希望在一两年内实现关系正常化。

1988年11月11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和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沙互设商代处谅解备忘录。根据此备忘录,中国驻沙商代处对外为非官方机构,实为中国政府的派出机构,享有一定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具有准大使馆性质。1989年12月,孙必干作为中国首任驻沙商代处代表抵沙,为实现中沙关系正常化做了必要的准备和推动工作。1990年5月,班达尔会见中国新任驻美大使朱启祯,通报沙特已完成了与中国建交的所有法律程序,决定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称,已将与中国建交的决定通知了台湾,台最终接受了这一现实。7月,班达尔访华,与中方商讨有关建交的文件细节。同时,沙方邀请钱其琛外长访沙,签署建交公报和谅解备忘录。1990年7月20日,钱其琛访沙,21日举行了隆重的中沙建交签字仪式。

中韩建交:卢泰愚的祖先情结

改革开放后,中国举目望邻国,唯独没有与一海之隔的韩国建交。是固守还是突围,是摆在外交部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其实,无论朝鲜半岛还是全世界,几十年来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朝鲜本身已改变了原来不与韩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到20世纪80年代初,与朝鲜南北双方同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近100个,南北双方代表一起参加的国际会议和体育赛事就更多了。经过慎重考虑,外交部向中央请示:在国际多边活动中逐步调整对韩国的做法。中央表示同意。

于是,继1986年中国派出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汉城亚运会后,1988年又派出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汉城奥运会。但中韩经贸关系未打开,双方仍需经香港等第三地间接贸易。韩国急于拓展国际市场,近在咫尺的中国遂成了它的首选。1988年,中韩民间开始了直接贸易。贸易额急剧增加,迫切需要互设贸易办事处。直到1991年初,中国国际商会和大韩贸易振兴公社才在对方首都设立了民间贸易办事处。

1991年11月,钱其琛外长率团前往汉城出席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鉴于韩国已同苏联、东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只未与中国建交,任期只剩一年多的卢泰愚总统,决心尽快促成韩中建交,故格外看重钱其琛访韩。钱其琛抵汉城当天,卢泰愚集体会见各国代表团团长。然后,单独会见钱其琛。卢泰愚自幼就知晓,卢氏祖先来自中国山东省,他对中国有种特殊的感情,期望在他任期内,完成韩中建交的心愿。两人的这次会见,有如一枚重磅炸弹,一下子轰动了汉城。

1992年春,中国认为,酝酿已久的与韩建交条件基本成熟。4月,亚太经社会理事会第45届年会在北京召开,韩国外长李相玉来京出席会议。中韩双方商定,组织谈判班子,开始秘密建交谈判。5月13日,会谈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就达成了协议。韩方允诺,在中韩建交后,韩方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并停止与台湾的一切官方往来。中方则从领导到外交部主管司处,开始做朝鲜的工作,以取得朝鲜的理解。

8月24日,中韩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天上午,双方代表在北京钓鱼台芳菲苑举行签字仪式。记者们蜂拥而至,寻找有利位置,向全世界直播中韩建交的实况,这在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

至此,从松动双边关系到正式建交,历时近10年,中韩关系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进展”“卢泰愚外交政策的新成果”“东北亚和平稳定的新纪元”,也是中韩双赢的历史性抉择。

中南建交:曼德拉最终的选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南非白人政权在内外压力下,开始调整政策,试探与我发展关系,我亦做了相应回应。中南两国外交部经多次磋商,于1991年12月,正式达成“互设民间机构的意见”。中方机构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比勒陀利亚研究中心”,南非驻北京机构为“南非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从此,两个“研究中心”奉各自政府之命履行职责。但以德克勒克为首的白人政党在南非政府中坚持保留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声称,当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南非政权实行制裁时,台湾支持南非,所以很难赞同同台湾“断交”。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南非一贯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变成了“国际弃儿”。台湾为堵住各国同中国建交的潮流,不顾非洲国家的反对与国际舆论的压力,于1962年同南非建立了“领事关系”,1976年升格为“大使级关系”,并在南非建了3个“总领馆”。

起初,曼德拉对中南建交持积极态度。1993年访问台湾后,曼德拉态度后退。他担任总统后,并未马上做出与台“断交”,与我建交的选择,而是采取“双重承认”的政策。1996年3月,南非外长恩佐正式访华,与我讨论双边关系。我领导人坦诚相告,中国不能接受“双重承认”,也不希望在受人尊敬的曼德拉手中开创这个先例。5月,南非副总统姆贝基称,南非同中国建交不应该成为问题,我们会自己解决内部分歧。姆贝基恳请中方耐心等待。但曼德拉执意“双重承认”,他公开向记者表示,他不会为与北京建交而与台“断交”,他做不出与台“断交”这种不道德的事,南非愿与中国和台湾“两个国家”都发展关系。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态,对南非领导人在讲话中居然称台湾是一个“国家”,并鼓吹“双重承认”表示严重关切。如果南非坚持此立场,中南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的。在内外夹击的情况下,曼德拉开始重新考虑他的抉择。11月,曼德拉主动邀请中国驻南非研究中心主任顾欣尔共进午餐,并承诺南非不晚于1997年底同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说明,当日上午,他已将此决定通知了台湾驻南非“大使”陆以正。次日,曼德拉偕外长恩佐开记者会,正式宣布上述决定。曼德拉说:“继续长久地给予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以外交承认,同南非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相符”,“南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非将于1997年12月31日与台湾断交”,并希望于1997年1月开始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

1997年12月28日,钱其琛外长应邀赴南非正式访问。12月30日,中南共同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及谅解备忘录,正式宣布中南将于1998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驻对方的研究中心主任分别出任驻对方国家的首任大使。顾欣尔即为中国首任驻南非大使。1999年2月,中国驻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德班的3个总领馆也先后开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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