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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主持总后勤部的五年

苏振兰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面对“文革”造成的全国乱局,邓小平义无反顾地开始全面整顿,他从抓军队整顿开始,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很快,他把目光转向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后确实是“文革”中的重灾区,林彪一伙在这里干了许多坏事。仅在总后机关,他们炮制出的所谓“反党集团”“特务集团”“特务叛国外逃集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等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就有35个,3500多人被立案审查,其中被打死、逼死的,就有143人之多。总后副部长汤平和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等被迫害致死。显然,要整顿总后乱象,必须找一个和林彪集团、“四人帮”坚决斗争、且有相当资历的人,前去总后拨乱反正。经过反复思考,邓小平选中了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震。

“‘文革以来,林彪一伙对总后插手很深……后来,江青等人又插手总后”

1975年8月下旬,正在武汉军区组织演习的张震,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要他去北京一趟。到京后,粟裕代表中央军委和他谈话。当时,军委有个六人小组,由叶剑英副主席牵头,负责调整干部和要地部署,粟裕是六人小组成员之一。解放战争中,粟裕负责三野各大战役的指挥,张震负责参谋工作,两人相交、相知甚深。一见面,粟裕开门见山:军委考虑,要你到总后当副部长,有什么意见?

听到这个消息,张震确实吃惊不小。他从未专门做过后勤工作,担心做不好。见张震有顾虑,粟裕便进一步点明:“这次工作调动,是小平同志点的将。”

谈话中,粟裕还着重讲了国内形势,说到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和邓小平同“上海帮”斗争的情况,以及毛主席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经过一番恳谈,张震决定接受任命:“既然军委和小平同志已经确定了,我服从组织决定,一定尽力把工作做好。”

9月18日,张震前往总后机关报到。当时,军委对总后领导班子作了较大的调整:部长仍由张宗逊担任,未配政治委员,副部长除张震之外,还有贺诚、张令彬(挂职治病)、张元培、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孙洪珍等,还增设了顾问,有饶正锡、张贤约、李耀、李雪三。了解基本情况后,张震马上信心倍增:这个班子中,绝大多数同志是老红军,都有长期的斗争经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有的还是他的老上级,张宗逊红军时期就当过他们师的师长。他相信,只要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军委的领导下,是可以把后勤工作做好的。

张震到职不久,叶剑英副主席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自‘文革以来,林彪一伙对总后插手很深。中央先后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主持调查。后来,江青等人又插手总后。所以,总后机关的清查工作和全军后勤的建设,任务都相当重。”

此时此刻,张震更加感到邓小平、叶剑英等对自己的信任与重托。在总后8位副部长中,军委将他摆在了第一位,同时担任总后党委副书记,协助张宗逊部长抓全盘工作,并且参加三总部联席会议,肩上的担子确实不轻。

张震还是那个老习惯,到一个新单位,总会先做些调查研究。到任伊始,张震首先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同有关领导交换意见,查阅有关文件和历史资料。调研中,他了解到,自“文革”以来,总后建设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严重不纯,许多好的传统丢掉了,影响到后勤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20世纪70年代前期,每年全军的经费并不多,仅100多亿元,却买不到装备,装备费老是用不完。由于装备费用不完,王洪文插手总后,把一部分钱拿到上海,购买当地生产的枪炮。对于这事,张震最为揪心。

对于“四人帮”与林彪集团的勾结,张震也有深切的感受。总后党委也曾作出决定,要调整16名追随林彪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的工作。刚刚行动,“四人帮”就公开插手,为这些人翻案,使问题拖了下来。

“这些‘谣言,听说有的是主席讲的,搞不清,怎么查呀”

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张震面临着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当时,总后机关对干部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怎么办?张震心里也犯嘀咕。于是,他决定抓一下总后机关的干部队伍建设,挤时间到一些单位了解情况,找一些干部谈心,争取多一点发言权。

1975年下半年,在张震等总后领导班子的努力下,总后的局面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在这个时候,情况起了变化,形势发生逆转。11月,“四人帮”操纵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极少数人,发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矛头指向邓小平。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风波,张震等人站稳了脚跟。

在一次会议上,张震见到了邓小平。由于是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见面,张震印象特别清晰:邓小平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张震问邓小平身体好吗?邓小平说:还好。张震说:您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邓小平沉思着,没有接张震的话题。虽然没有深谈,但张震的真切关心,无疑打动了邓小平。

后来,“教育革命大辩论”愈演愈烈,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上纲的“调门”就更高了。江青等人到处插手,诬陷邓小平,迫使整顿军队的工作停顿下来。这场不得人心的“运动”,也严重干扰了总后的工作,总后党委原来设想的工作安排,都难以按计划进行。总后的整顿工作,被迫停顿。

对“四人帮”的一些言行,张震和一些同志进行了抵制。在总后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张震着重讲了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讲了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讲了后勤战线应该如何继承与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后,江青一伙极力诋毁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对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进行各种限制,明令不准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吊唁,并责成各单位负责。于是,张震等决定在总后大礼堂为周总理设立灵堂,组织所属人员佩戴黑纱,分批吊唁,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

当时,“四人帮”把社会上流传的对他们不满的言论,当做“政治谣言”,严令各单位“追查”。显然,一旦查到谁头上,谁就得遭殃。于是,张震就给副政委曹思明打招呼说:“这些‘谣言,听说有的是主席讲的,搞不清,怎么查呀?”因此,总后的“追查政治谣言”的活动,也就不了了之。张震用这种办法,保护了一些干部群众。

“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是把总后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的重要转折点”

粉碎“四人帮”后,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张震和总后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四人帮”横行时,对总后多方插手,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揭批“四人帮”斗争开始时,情况非常复杂。一些有牵连的同志遮遮捂捂,不愿讲出真实情况;也有一些同志急于联系总后的实际,有的还进行人身攻击。面对这种情况,张震高屋建瓴地指出,“四人帮”在理论上散布了种种谬论,只有从理论上划清界限,才能彻底认清他们的反动本质,肃清其流毒。在此基础上,再联系总后的实际,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就会比较顺利。

在总后党委会上,张震还多次讲过,清查工作必须把握两点:一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留隐患;二要掌握政策,与人为善,不留后遗症。张震把握政策公允,得到了党委多数同志的支持。

1977年3月5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张宗逊生病期间,由张震主持总后的工作。6月29日,还未复出的邓小平找张震谈话,主要是了解总后的情况。谈话间,他对总后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从广大干部中找积极分子,对有错误的班子要坚决改组,对有问题的人一个也不留;既要把运动搞好,但也要有一定时限;要抓紧工作,把业务搞上去;要重视干部训练,加强学校领导,挑好教员,编好教材,选好学员,把各级领导班子搞得更年轻一些。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张震说:要用5年时间把军队建设好,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和邓小平一席长谈,让张震感到总后整顿的紧迫性。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张震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感觉担子更重了,心里很是着急,下决心集中精力去抓揭批查工作,想尽快分清总后的路线是非,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同时全力抓好全军的后勤建设。

对于总后的整顿如何开展,张震一度比较纠结,也遭到质疑。他认为,从总后的实际出发,不联系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不彻底揭批林彪一伙对总后建设的破坏,就不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两者应当结合起来进行。但是,这一想法对不对?他也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中央的部署,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他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看法也不完全一致。特别是有人得知他有上述想法,说他是“两箭齐发”,“另搞一套”。

经过反复考虑,张震决定给邓小平写信,汇报总后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12月1日,他代表总后党委常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汇报总后揭批查运动的情况,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建议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上,同时解决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对于这封信,邓小平很重视。12月2日上午,他就作了重要批示:“我已电话回复同意。总后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不再这样办,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建立一个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他还将张震的信批转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江东兴一阅。为了不耽误工作,他还让秘书王瑞林打来电话,表示“先这样办”。

有了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支持,更增添了张震做好工作的信心,他立即主持召开总后党委会,传达、学习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在他看来,“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是把总后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的重要转折点”。

“我总觉得,这样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是对同志负责”

那个时候,总后的领导班子不够健全。1977年夏天,邓小平曾同张震谈过加强总后领导班子,说军委正在考虑政治委员的人选,其中一位是王平,想听听张震的意见。张震希望王平同志能来更好一些。张震和王平曾一起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张震任院长,王平任政治委员,在张震眼里,王平政治上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作风民主,完全可以配合好。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王平为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次年2月,中央军委又任命张震为总后勤部部长。在党内,王平任总后党委第一书记,张震为第二书记。

经过这次调整,总后领导班子的思想更加统一,领导力量明显加强。张震决心在继续抓好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同时,解决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遗留的问题,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彻底摘掉总后“老大难”的帽子。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张震先后召开了4次万人大会,广泛宣传要把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捆在一起批,要把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重大问题串在一起查。

在总后揭批查运动中,张震遇到一个比较难办的事,就是如何处理总后领导班子内个别同志的问题。对此,张震客观地指出:“这位同志在我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确有错误。”“当时,上面对他的问题看得比较重,说他的核心问题是一屁股坐在某人一边,并且不断催我们报材料。”因此,他坚决主张慎重行事,说:“根据掌握的情况,我认为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位同志的错误,既要严肃地进行批评、帮助,但又不能匆忙戴帽子、定调子,同时还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干部。”“这样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是对同志负责。”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样做对党的事业较为有利。

总后清查与林彪集团、“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涉及到的干部比较多,高达3000余人。对于这些干部的处理,张震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绝大多数人,只要讲清了问题,吸取了教训,就及时予以解脱。到了运动后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只是极少数。另外,通过边清查、边调整,还选拔了一批政治表现好、年富力强、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同志进入军、师两级领导班子。总后的揭批查工作,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张震懂得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个部长懂政治”

“文革”中,由于林彪集团、“四人帮”一伙在总后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有段时间,张震天天都收到大量要求平反的信件,天天都有来访的干部、群众。有时,他在大院里走着,突然就有人跪在他面前,高声喊冤,申诉自己和亲人遭受迫害的情况。为了尽快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总后专门成立了甄别平反办公室,集中审理,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在总后党委领导下,总后所属单位分别给2754名干部群众和113个假集团案平了反。

1978年11月22日,总后在首都体育馆隆重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与会人数达1.3万多人,大会由张震主持。在这次大会上,公开宣布为李聚奎、洪学智、饶正锡、贺诚、汤平、彭嘉庆、李耀、李雪三、傅连暲等829人平反昭雪。

回顾总后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张震曾经说过:“这样处理问题比较稳妥,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同时,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端正了组织路线,激发了广大官兵献身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为我军后勤建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总后搞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错案,是从组织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那么,广泛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则是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围绕这篇文章,党内出现了尖锐争论,并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篇文章引起了张震的关注。他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觉得阐述的观点是对的。他认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不怕接受实践的检验。他和政委王平就此交换过看法,一致持赞成的态度,表示要出来讲话,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从当时总后机关、部队的思想状况看,有些同志受“两个凡是”的束缚,对实事求是地修正毛主席晚年的一些错误观点,改正毛主席晚年所做的某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决定,有些想不通,个别人甚至有抵触情绪。于是,在总后党委召开的多次会议上,张震、王平针对干部队伍的上述思想状况,反复讲清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带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作风,做好工作。当时,这在全军大单位中是开展得比较早的。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张震被分在东北组。陈云也编在这个组,大家讨论得很热烈。12月4日的小组会上,张震再次谈了自己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认识:“我认为,我们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对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在革命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到,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并不是说毛主席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不能要求他的每条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在战争年代,毛主席作出战略决策,从来都是根据实际来决定的。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总是及时改变决心,修改计划,作出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的决定。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发现自己的决定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时,也能够及时改变。这样的例子也不少。”看到小组发言简报,邓小平称赞说:“张震懂得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个部长懂政治!看来,总后的思想路线也对头了!”

1980年1月,张震调任副总参谋长。回顾自己军旅生涯的不断进步,张震曾这样说过:“在总后的近5年艰苦工作,使我应对、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升,为我进入战略决策层奠定了基础!”

编后语:2014年10月5日是张震将军百岁寿诞,本刊特发3篇文章,以回顾他英勇善战的革命经历和拨乱反正时的不辱使命,以及他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作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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