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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讲政策”:毛泽东抱撼“山大王”被错杀

刘建平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毛泽东握着袁文才妻子谢梅香老人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这是对袁文才、王佐的公正评价。

毛泽东欲与“山大王”袁文才、王佐相交

1927年8月,八七会议的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湖南问题,决定改组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在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致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

毛泽东在这时明确提出了起义失败之后的退路——上山。

其时,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对此早有想法。在八七会议上,他就以“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为由而自辞担任政治局委员的提议。他还对做土匪工作如是说:“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指孙中山)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有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

由于对“土匪问题”有其独特见解,毛泽东不仅不惧怕和不鄙视所谓“土匪”,还有意要结交绿林朋友,甚至充满信心地认为:“只有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

于是,就有了在安源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对王新亚关于井冈山有两支“落草”的农民武装之汇报的关注;就有了文家市转兵时,毛泽东关于做“革命的山大王”的大段发言;就有了在三湾整编时,毛泽东主动给袁文才写的一封信;最后有了毛泽东率队上井冈山的明智之举。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要与在那里“落草”的袁文才、王佐结交朋友。那么,袁文才、王佐是何许人呢?

袁文才,1898年出生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一个客籍农民家庭。所谓“客籍”,是指数百年前从广东、福建等地迁移到江西的外籍人。

袁文才小的时候读过一点私塾,在农村算是一个识字的人。然而他的家境并不好,常受土豪劣绅的欺负,甚至在他成年后娶的妻子,也在新婚不久就被当地一个土豪所霸占。因此,在袁文才的心底,埋藏着对土豪劣绅的刻骨仇恨。

抱着复仇的心态,袁文才成家之后,已经23岁还考入了永新县禾川中学求学。不想只学了一年,就因其父病逝而不得不退学,读书出人头地的梦破灭了。于是,袁文才就去当了绿林好汉,参加了井冈山一带的“马刀队”。

大革命在全国兴起之时,宁冈的共产党员龙超清等人,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经过深入了解和认真分析,认为袁文才这支武装力量可以作为争取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龙超清向军阀政府的县长沈清源自荐:去“招抚”井冈山的“马刀队”。

县长沈清源并不知道龙超清是共产党员,也更不了解龙超清自告奋勇当谈判代表的真正目的。

借着与袁文才谈判之机,龙超清结识了袁文才。他们两人谈得很投机,遂结拜为生死之交。

几经谈判,“马刀队”接受了“招安”,更名为县总保卫团,袁文才担任了团长。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后,时任中共宁冈县支部书记龙超清为了准备配合北伐军的进军,加强了对袁文才及县总保卫团的工作,启发和诱导袁文才参加革命。

9月,龙超清、袁文才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反动的县政府,成立了由龙超清任主席的行政委员会。袁文才担任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同时,县总保卫团也改编为农民自卫军。1926年年底,龙超清介绍袁文才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土豪劣绅卷土重来。在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袁文才又率部撤到了井冈山的茅坪。

与袁文才部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是以茨坪为中心的在井冈山上活动的王佐部。

袁文才和王佐,一个在井冈山麓,一个在井冈山上,却各自守着一块地盘,但他俩是同庚,又志趣相投,遂义结金兰,拜为“老庚”(即同年兄弟),共同雄踞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丛山莽林之中。

与这样两个“山大王”打交道,毛泽东费了一番心思。

1927年9月,毛泽东到达江西省莲花县,从宋任穷带来的江西省委领导的口信中,了解到宁冈县的袁文才是我们党掌握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辗转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后,为了给队伍找一个落脚之地,毛泽东就写了一封信,托当地一位姓李的老表带给袁文才。

接到信后,几经考虑,袁文才决定派龙超清、龙国恩、陈幕平前去接头。

龙超清是中共宁冈县委的主要负责人;陈幕平是袁文才农民军的司书,大约相当秘书的角色。

听了龙超清他们的介绍,毛泽东对井冈山的两支农民武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坚定了他落脚井冈山,与袁文才、王佐合作的决心。于是,毛泽东表达了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的意愿。

听说工农革命军真的准备到井冈山来,龙超清当即表示欢迎。而陈幕平听了之后,却表现得没有那么痛快。毛泽东对陈幕平的犹疑表示理解,继续耐心地做着工作。

最后,双方约定:工农革命军先可到距三湾30里的宁冈古城,尽快安排毛泽东与袁文才见面。

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古城。抵达古城的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和研究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统一对王佐、袁文才等当地绿林武装的认识等重大问题。

此时,袁文才的态度还不得而知,袁文才的代表却流露出了谢客之意:我们可以接济贵军一些给养,敬请“另择高山”。

毛泽东当即又向袁文才的代表晓以大义,陈述利弊。加上龙超清等人帮忙做工作,才说服袁文才的代表改变了主意。

统一了内部的认识,又说服了袁文才的代表,毛泽东仍不放心,他告诉龙超清:“我明天就想见袁文才。”

袁文才设“鸿门宴”见毛泽东

龙超清当即赶往茅坪,将毛泽东的想法转达给了袁文才。闻知毛泽东主动提出来要与自己见面,袁文才颇为感动。

“毛泽东可不是普通的人,理应我去拜见他才好。”袁文才有点忐忑不安地对龙超清说。

龙超清告诉他:“毛委员可是一片真心诚意的。”

“既然如此看重我,我也不应怠慢。”袁文才思忖了一会,又说:“那么,明天就在大苍的林风和家见。”

“大苍的林风和家?”龙超清很快明白了袁文才的用意。大苍,是位于古城宁冈与茅坪之间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居住着明末清初从福建迁徙过来的十几户客籍山民。林风和是这个小村庄的富家大户,与袁文才素有交往。

龙超清急忙赶往古城去告诉毛泽东。

龙超清离开后,袁文才左思右想,仍觉不放心。毛泽东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毛泽东的部队是怎么样的一支部队。于是,袁文才决定“留一手”,安排了20多人枪预先埋伏在大苍村的林家祠堂内,以防不测。

袁文才摆了一个“鸿门宴”恭候毛泽东。

10月6日,毛泽东从古城前往大苍。行前,有人担心袁文才可能设圈套以加害毛委员。毛泽东轻松一笑:“我是去会朋友,何需带那么多的兵!”

在龙超清的介绍下,毛泽东和袁文才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久仰,久仰,有劳打扰啦!”毛泽东很谦虚,没有一点架子。

袁文才连忙说:“久闻毛委员大名,今日得见,实在是三生有幸!”

两人寒暄过后,袁文才带着毛泽东一行人径直往林风和家去。而隐蔽在林家祠堂的伏兵,在袁文才的示意下,悄无声息地退到了村外。

袁文才为毛泽东丰富的学识、深邃的见解、幽默的言辞所折服,毛泽东的一席话,仿佛把他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他们俩越谈越亲切,越谈越投机。从上午谈到太阳当顶,吃过中饭后又接着谈,一直谈到太阳西斜。最后,毛泽东对袁文才在大革命失败后仍率队伍坚持斗争的精神大加赞赏,并且表示要送一批枪给他们。

“什么,要送枪给我们?”袁文才以为听错了。

“对,工农革命军和农民自卫军本是一家人嘛!我们到这里来,也没有什么贵重礼物相赠,送你们100条枪,就权当作见面礼吧!相信你们也用得着。”毛泽东一脸诚意。

“真的吗?真的吗?”袁文才简直不敢相信。

毛泽东认真地说:“对!你明天就可以派人到我们那儿去取。”

袁文才为毛泽东的诚意所感动。袁文才打消了心存的最后一点疑虑,他对毛泽东承诺:工农革命军吃的粮食,伤病员的安置,都包在他的身上。随后,袁文才又提出要送工农革命军1000块银元。

袁文才自身带着的仅有200块银元。于是,他派人紧急筹措,在林风和那里借了500块银元,又到马沅坑钟家借了300块银元。袁文才将这1000块银元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袁文才在亲切会见和深入交谈之后,带着满意的神情,相互告别。一个回到古城,一个重返茅坪。

第二天,袁文才派人果然从工农革命军那里挑回了100条枪。

毛泽东在袁文才的地盘上为革命军找了一个“家”

大苍会面,毛泽东与袁文才达成了共识,从而使毛泽东在古城会议上作出的关于上井冈山“安家”的决策能够付诸实施。

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从古城出发,分两路前往茅坪。与此同时,袁文才亲自带着30多人往大苍方向迎接。他们一行抬着的一张由睡椅扎成的轿子,格外打眼。

原来,头天晚上袁文才回到家后,将与毛泽东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妻子谢香梅,并谈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谢香梅见丈夫头一次见到毛泽东就流露出钦佩之意,心想毛泽东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物。于是,她不仅连夜为毛泽东准备了衣衫、布鞋,还叮嘱袁文才派人准备一顶轿子。因为袁文才提到了毛泽东有脚伤,她听后遂建议用轿子将毛泽东抬进茅坪。

袁文才十分热情,请毛泽东上轿,还要毛泽东换上谢香梅特意准备的衣物。毛泽东笑了笑,既未换衣,更不坐轿。不过,他换上了那双带有井冈山乡土气息的新布鞋。

茅坪敞开怀抱欢迎工农革命军的到来。在村头,许多群众迎候在这里,特意请来的戏班子敲响了锣鼓,吹响了唢呐。

面对热情的茅坪群众,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当即作了简短的讲话。数十年后,一些当时在场的人还记得,毛泽东这段话的大意是: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专门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今天来到宁冈的茅坪,终于有了自己的落脚点了。这个地方很好,山高林密,地利人和,又有袁总指挥的帮助,我们一定要同袁总指挥和农民兄弟亲密合作,共创大业。

这是毛泽东对茅坪群众的第一次讲话,也是毛泽东给茅坪群众留下的第一印象。

王佐邀毛泽东上山

山外突然降临的一支军队,以及带领这支军队的一位神秘人物,不仅搅乱了井冈山区的宁静,也震惊了占据着井冈山的王佐。这位“山大王”急切地盼望能与毛泽东见上一面。

袁文才也热切地希望毛泽东与自己的“把兄弟”王佐相识,他不仅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王佐的情况,而且还表示要做王佐的工作,促使他也和工农革命军走同一条道路。当工农革命军离开茅坪沿井冈山麓游击时,袁文才特意写了一封给王佐的信交给毛泽东带着,以作备用。

这封信果然派上了用场。工农革命军游击到水口镇之后,毛泽东派艾成斌携带这封信上井冈山联络王佐。见信后,王佐最后下定了决心,立即派部下朱持柳率领他的“探水队”下山打听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并代表他迎接毛委员上山。

当晚,在朱持柳的安排下,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就宿营在荆竹山村。而朱持柳则于次日凌晨,悄悄地派人急赴大井,向王佐报信。

10月24日早晨,百余名工农革命军的战士集合在荆竹山村前的草坪上,草坪的旁边有一块称之为“雷打石”的巨石。毛泽东登上“雷打石”,向整装待发的官兵们作了简短的动员:“同志们,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去那里建立根据地。那里已经有王总指挥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在山里坚持斗争。”

毛泽东又接着说:“我们上井冈山,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总指挥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

在井冈山的大井,早已得到朱持柳送来消息的王佐,正忙着安排迎接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大井已属井冈山山上,王佐平时就住在这里。为了欢迎工农革命军,王佐把80多人的队伍连同60支枪都集中到了大井,排列在路两旁。

经双马石、菖蒲洲,工农革命军一路顺利抵达大井。王佐特意走出村口,迎接毛泽东。王佐又大摆宴席,为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官兵接风洗尘。

为了表示诚意和对王佐的感谢,毛泽东决定送给王佐70条枪,并当即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写条子给留在茅坪的余贲民,让他如数拨付。

一听毛泽东要送自己70条枪,王佐欣喜若狂。王佐觉得自己也不能显得小家子气。于是,他送给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500担谷子和数百块银元。

毛泽东欣然收下了这份厚礼。

当晚,毛泽东还率部队与王佐部一道,袭击了拿山恶霸尹道一,还将缴获的十几支枪也全部送给了王佐。

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抵茨坪。

毛泽东对“土籍的党,客籍的枪”深感忧虑

土籍、客籍,是井冈山地区一个特殊的问题。井冈山地区的土客籍矛盾,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

所谓土籍,是指世代繁衍下来的本地人,多聚居在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平地,并且占有政治、经济上的优势。所谓客籍,则是指那些数百年前从北方迁徙过来的外地人,多集中在山岭高地,经济条件较差,政治地位也不高。

土客籍人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土籍人把客籍人看作外来户,轻视、歧视;客籍人将土籍人当作压迫者,不满、仇恨。在土客籍矛盾特别严重的地方,甚至土籍学生和客籍学生都不能在一个学校读书。

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这种土客籍的矛盾和斗争,竟然也影响到了共产党内来了,而且严重程度,大大超出毛泽东等人的想象。以至于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惊呼:“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然而,他们后来还是卷入了土客籍矛盾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由于以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为代表的土籍革命派,大多是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以政治力量占优;而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客籍革命派,大多是军队或地方武装的负责人,以军事力量为强。于是,就有了“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使湘赣边界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斗争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土客籍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土籍干部和客籍干部之间个人恩怨的形成。

为了解决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党内同志之间发生的土客籍矛盾,他既曾出面干预和制止,又曾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开导。

多方努力,多管齐下,毛泽东及湘赣边界特委消除土客籍矛盾的措施初见成效,土客籍之间的矛盾逐渐趋于缓和。

遗憾的是,土客籍矛盾的纷争和宿怨,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最后终于酿成袁文才、王佐的被杀。

毛泽东说袁文才、王佐被杀是不讲政策

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转战到东固山,与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此时,已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和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却突然不辞而别,离队出走。

毛泽东等人大吃一惊,细细了解,方知其中的原委。

还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前夕所召开的柏路联席会议上,曾出现过一个对袁文才、王佐极为不利的情况。

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传达党的六大有关决议精神,由毛泽东宣读六大通过的各项决议。在传达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时,毛泽东在中途突然宣布:“休息一下。”

许多人都不明就里,只当是会议的中途休息。其实,这是毛泽东临时采取的策略措施,因为决议案的第十个问题,是关于“对土匪的关系”,原文是这样写的: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严厉的镇压”“完全歼除”,如此激烈的言辞,如此严厉的措施,肯定会刺激“绿林好汉”出身的袁文才、王佐,使他们产生误解。因此,毛泽东宣布休息,而且后来也再没有在会议上宣读这一段文字。

但是,中央的决议精神是不能隐瞒的。于是,就在柏路联席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召集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参加的有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毛泽东将在大会上省去未念的一段作了传达,并就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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