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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奠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孔昕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进行的一场带有根本意义的体制革命。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奠基人。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对计划与市场以及这两种经济体制的运行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项创新工程规划了一条总体思路,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又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光辉前景。

1978—1983:突破否定和排斥市场传统观念的束缚

传统经济学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都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坚持搞公有制,就不能搞市场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消除,社会将对全部的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

经典作家的这些思想,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但这些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经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与发展,才能经久不衰,富有生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1956年三大改造,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受传统经济学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中国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由政府通过国家计划进行资源配置,在较短的时间内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

对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我们党在八大前后就有所认识。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未能突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一框框的束缚,计划经济“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

新时期改革开放要在实践上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就必须在思想上突破否定和排斥市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1978年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1978年1月,在同四川省领导同志谈农村和城市政策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这实际上点出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也表明了要对旧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意向。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应予恢复坚持;同时指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经验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出弊端就是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从而使得经济缺乏活力。这样,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从简政放权起步,逐步走上了一条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

在闭幕讲话提纲上,邓小平亲笔写道,“权力下放,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根据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认真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对计划和市场以及这两种经济体制的运行功效,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认识和评价。

1979年4月,“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第二次全国性讨论会后,邓小平作出了创办经济特区、支持包干到户、扩大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试点范围等重大决策,在实践中开始了开创性的探索。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时,吉布尼提出: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之内,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林达光进一步提问:你是否认为,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作用?

对此,邓小平明确地回答:“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第一次谈话,突破了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把它们当做互不相容的两个东西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突破。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这次同吉布尼等人的谈话没有公开宣传,包括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也没有收入这篇讲话,因而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在社会上并不广为人知。

邓小平自1979年开始在小范围内谈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研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前后达十四五次之多,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他这样说: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在这里,他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是初步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开始。这个思想被十二大所确认,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机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之后,这一思想写进了1982年宪法。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响亮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此前,他就已经在深入思考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他还在其他不同的场合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是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中屡次出现挫折、其中包括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作出正确选择的根本原因。

之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探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984—1987:突破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

1984年全面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改革探索的实践,开拓了市场经济改革的路径。这一阶段重新解释了计划经济内涵,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1984年9月11日,邓小平同意国务院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10月,根据邓小平的思想,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改革计划体制有了更明确的思路,提出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个提法。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这个“新话”,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应该搞商品经济。

但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又引起了“有计划”和“商品经济”谁主谁次的争论,有将两者对立起来的倾向。这个决定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统一的问题。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从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论及这个问题,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都是手段”,“都得要”。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有人评论说,这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1988—1992: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在1990年12月至1992年2月连续多次谈话,以更坚定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由此完成了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战略转变。

1988年、1989年两年,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通货膨胀等一些混乱状况,又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一些人便将这种经济、政治风波归咎于改革的市场取向,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又得到蔓延滋长,姓“社”姓“资”的问题再度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发表了有力的讲话。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谈话时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逐步建立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

1989年以后,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事态的发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受到严峻挑战,对市场经济的责难越来越多。当时,一些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人们思想上引起了困惑。

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1年1、2月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讲了开发浦东;讲了竞争要靠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还讲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他还着重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些谈话,观点十分明确,切中问题的要害,明确地说明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从而为达成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共识彻底扫清了思想障碍。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既重申又发展了以前的观点。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多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在这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谈话中,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精辟的论述,彻底解决了人们长期争论的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并一直阻碍我们前进的这一难题,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特征的思想束缚。

根据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他说,建立新经济体制是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他说他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

3天后,邓小平同江泽民谈话时,对江泽民的讲话表示赞成。他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这就为即将召开的十四大定了基调。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它是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有机结合,是最能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者长处和优势的经济体制。

这标志着我们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与实践上取得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种体制进行比较后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这个理论解除了计划与市场姓“社”姓“资”问题对人们的长期束缚,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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