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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长沙纵论左宗棠

黄显孟



1985年,王震在湖南省委蓉园宾馆连续两天召开历史座谈会,重点谈论左宗棠。座谈会的具体时间是:第一天, 11月28日下午3时15分至5时15分,第二天11月29日上午11时至下午2时。第一次参加座谈的有:湖南师范大学校长林增平(曾长期任历史系系主任)、历史系主任范史程,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慎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刘泱泱,中共湖南省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治国以及王震的随行工作人员。第二天参加座谈的增加了刚参加过全国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左氏后裔:左宗棠第四代曾孙女、美国克莱尔蒙特联合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左犹麟,左宗棠第四代曾孙、北京化工学院教授左景伊和重庆医学院教授左景鉴(后二人均为全国政协委员),左犹麟的丈夫、美国克莱尔蒙特联合大学电子中心专家王庭显。同时,还增加了湖南省委副书记刘正等。

纵谈古今

王震首先询问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基本情况,接着谈了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安定团结,然后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对于古代的文明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清朝政府腐朽落后,闭关锁国,结果挨打。清前期有王夫之,这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历史学家替左宗棠说了一点好话,我完全同意。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做了好事,就不要忘记。近代的湖南很乱,出了谭延闿,他杀了焦达峰;以后又出了赵恒惕、唐生智、何键、许克祥、陶广、陈光中,打过来打过去,弄得民不聊生。”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过去我们也不太明确,总以为中心任务是夺取政权。其实,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的国家过去经济落后,生产发展水平很低。所以要改革,要对外开放,要引进先进技术。现在宝钢的大转炉,威力很大。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在新疆,请了几位上海师傅,几个学生,搞了个顶吹转炉。当时我们就讲过:中国要改革,不要马丁炉,要转炉,氧气顶吹。那时美国还没有这种东西。”

“要发展生产,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过去搞‘大跃进,吹一亩地产几千斤、几万斤粮食。我看这个错误不能放在毛主席头上。那时我在武汉,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说:‘我看就没有那么多粮食!不久,毛主席便写了《党内通讯》,发到全国各生产队和作业组去。毛主席写完《党内通讯》,把原稿交给我看了。”

“最近薄一波同志的那篇讲话是很好的。在讲‘四人帮的地方,我觉得还要加上一个林彪。林彪要打倒一切,说一二○师三五九旅是‘土匪队伍。湖南的罗荣桓、贺龙、彭德怀三位老帅反林彪,被打成三个‘军阀。林彪要搞政变,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因为他‘口不离万岁,手不离语录。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嘛!”

“党和国家被‘四人帮、林彪弄得不成样子了。毛主席说:把你们的老首长请出来,人才难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硬得很!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就是这么几句话。前三句,评价很高;后一句,‘开钢铁公司,有褒有贬。”

谈到这里,王震把话题重新收回到左宗棠身上,他问大家:“左宗棠受林则徐、魏源的影响,是不是也受了陶澍的影响?陶澍这个人怎么样?”

杨慎之回答:“陶澍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他不是以一个思想家的面貌出现的。但是,他搞经世致用,兴利除弊,清末的四大政,盐、漕、河、兵,他都有一些系统的改革主张。”

王震点点头,说:“左宗棠勤奋好学,手不释卷。毛主席后来办自修大学,就是要人勤奋好学。左宗棠是一个有毅力的人,满68岁了,到今天的退休年龄了,还要进军新疆。左宗棠有个性,直言、敢谏、敢干,彭老总就有点像左宗棠。彭老总说,我可不镇压农民起义。这倒也是真的。左宗棠收复新疆,为国家、民族立了大功。”

王震停顿了一下,问:“我小时候读书,就讲中国有18个行省、4个特别区,是哪4个特别区呢?”

林增平回答:“似乎是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可以查一下。”

王震点点头,说:“左宗棠不但勤学苦读,还注重农业,自称‘湘阴一农人,还会理财。厘金就是左宗棠搞的吧!”

刘泱泱回答说:“厘金的倡议人不是左宗棠,但湖南开始征厘金是1855年,是左宗棠开始的。”

王震继续道:“讲左宗棠,还是着重讲平阿古柏,从俄、英手里收回新疆。过去的历史,不要搞得那么细,搞烦琐哲学。刚刚闭幕的全国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得好,很有现实意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左宗棠收复新疆,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有功就是有功嘛。湖南的历史,湖南人民的革命史,应该肯定。”

说到湖南的历史,湖南人民的革命史,座谈会上的气氛一下活跃起来。杨慎之转换话题说:“我们明年打算开一次杨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研究这个人,颇有一点现实意义。他从爱国忧民开始,到君主立宪派,到帝制派,到抗日派,最后做了共产党员。”

王震对杨度也很熟悉,说:“杨度这个人很狂,筹安会的人物。当然,袁世凯是翻不了身的,只能遗臭万年。”

林增平补充道:“筹安会的‘六君子有3个湖南人:杨度、胡瑛、李燮和。”

王震说:“杨度说湖南人有点自夸,好发狂。他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确实出了不少人才。王夫之是衡阳人。王夫之以后有陶澍、有魏源、有谭嗣同。谭嗣同搞改革,流了血。他有个侄孙,名叫谭启元(音),很有才华,是国民党的左派,人称谭九老爷。我回来做秘密工作,对他说:‘只要主义真,砍头不要紧。你现在还读什么书,参加革命好了!他参加了革命,后来也牺牲了。湖南还出了黄兴、蔡锷等人。朱老总是蔡锷的部下,很钦佩蔡锷……”

杨慎之插话说:“史沫特莱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伟大的道路》。其中有一些章节谈到了朱老总对蔡锷的比较高的评价。”

王震接着说:“杨度后来加入了共产党,陈赓同志和他有接触。对于杨度这个人,是可以研究的,但不要搞什么纪念活动了。对于历史人物,要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价,能使人心服,但是不要太琐碎了。评价时有不同意见,可以求大同存小异。”

与左宗棠后人畅谈

王震十分关注第二天与会的左宗棠后代子孙。他问左犹麟:“你多年没有回来了吧?”

左犹麟回答:“40多年了。”

王震问:“长沙有变化吗?”

左犹麟感慨地回答:“变化可大了!”

王震接着又询问左犹麟关于左宗棠在国外的后裔还有多少人?都做些什么工作?生活情况如何?表示了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左犹麟一一作了回答。

王震说:“刚刚闭幕的全国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得好,很有现实意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像左宗棠这样一个人,年过花甲,率师出征,收复新疆,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我不因为是湖南人就歌功颂德。有德就是有德,有功就是有功嘛!我同意一些历史学者对于左宗棠率领三湘子弟收复新疆一事做出肯定的评价。对于历史人物,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人物,都要讲大节大处,不要算细账。我也是搞农民运动的,是革命的,土豪劣绅骑在农民头上和我们作对,我们当然要加以镇压。左宗棠镇压农民,这当然是不好的,但我们要看大处。

“欢迎你从美国回来。我们现在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讲究和平友好、平等互利。我们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为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大家一致同意,十分拥护。当然,台湾和香港的问题有所不同,香港是收回主权的问题,台湾是回归祖国的问题。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几千年的炎黄子孙,要在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来实现祖国统一、发展这个统一。

王震看了看左宗棠的后人们说:洋务运动无非是学习外国的长处嘛。就这一点说,没有错。左宗棠办洋务,买洋枪洋炮,造船备战,准备打击侵略者,有什么不好?左宗棠是爱国主义者,你们要学习自己的祖先,“光宗耀祖”。

说到这里,王震忽然想到了什么,问左犹麟:“在美国,退休以后,有什么制度保证生活来源么?”

左犹麟回答:“有的,有退休金。”又说,“我有一个亲哥哥在法国,研究敦煌学。”

王震说:“向西北进军的时候,我派了一支骑兵部队,保护千佛洞、敦煌石窟。”

王震看向左景伊,问:“1927年你在哪里?”

左景伊回答:“那时我在长沙,住在司马桥,我还是小孩。”

左犹麟插话说:“那时我在上海。”

王震说:“那时的农民协会的自卫军就住在左公祠。”

左景伊说:“感谢政府,左墓修复了,左公祠也在着手恢复,搞一个纪念馆。”

王震点点头说:36年以来,我们的国家起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中间也经受了一些折腾,有动荡。我们还要艰苦奋斗,建设我们的国家。要引进科学技术,要迎头赶上。否则落后了,还是要挨打的。过去列强欺负中国,现在办不到了。现在只能讲平等、讲友好、讲合作。过去闭关自守,现在不行了。现在要引进我们所需要的先进技术、科学成果,有用的资金。

王震停顿了一下,看向左宗棠的后人:“洋务运动也就是打破闭关自守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左宗棠会满文吗?”

左犹麟回答:“据说是不会的。”

王震说:“列宁讲过这样意思的话,落后民族做了先进民族的统治者,最后就要被同化。这个理论,是符合实际的。”

左景伊说:“100多年来,新疆去了3个湖南人,一个左宗棠,一个王震,一个陶峙岳。新疆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杨慎之插话道:“新疆编了一个戏《汗马功劳》,是颂扬陶峙岳的。陶老在北京住三○一医院,来信表示歉意,不能来参加学术讨论会。”

王震最后对左犹麟说,希望你们多做工作,帮助我们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多做统一祖国的工作。要做爱国主义者,要发扬左文襄公的精神。在海外可以多交些朋友,多多宣传。欢迎大家再回来看看。

左犹麟表示十分感谢,说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据杨慎之、刘泱泱笔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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