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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天安门广场整体建筑美

林楠




天安门广场建筑布局合理,与博大空间相衬托,形成了雄伟壮观的整体建筑美,是古今群落建筑的精品。这个整体建筑美的形成,是与周恩来的规划和建议分不开的。

预先谋划广场建筑的整体布局

解放军刚刚接管北京城(1949年上半年称北平)时,天安门广场破烂不堪。广场上的原有土路坑坑洼洼,一到雨天满是泥水,晴天则尘土飞扬。原来广场前的千步长廊早已被拆毁。除了正中城楼下干净一点儿外,城楼两边堆满了垃圾。广场南端挤满了做小买卖的、卖艺的、要饭的。整个广场已经看不清楚明清时期原有的整体建筑模样。

已经进驻中南海办公的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中,经常挤出午休时间到天安门广场转一转。他考虑,今后天安门广场要成为全国重大群众活动的场所,因此,要立即把这个地方修整好,不仅仅是把广场搞干净,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地方搞成北京城既庄严又美丽的地方,而首要的是在清理和修复中,形成天安门广场的整体建筑美。为此,周恩来在心中谋划着未来广场的整体格局。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周恩来对未来天安门广场格局有了一个初步构想,这就是:改变当时广场南北长,东西窄的格局,将东西两边拓展;南北、东西两边都有建筑,形成四个方向合围形式;保持天安门广场古代建筑风格;为了方便交通,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前建一条东西贯通的大道,中部为宽阔的广场,南部也有东西贯通的大道,形成两条大路中夹广场的形式。

周恩来在和北京市领导人谈他这个构思的好处时说,第一条,这样做,天安门广场就成为方形,按中国传统以及世界普遍的审美观点,方形广场比较美观。第二条,广场向东西两边扩展后,面积大大增加,超过莫斯科的红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广场,和中国人口众多的首都相适应。第三条,保持广场古代建筑风格,使它在增加现代元素的同时,不失去原有的美观,使广场建筑群落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之间有一种继承关系,同时,也和故宫、新华门,以及当时全北京市总体建筑风格相配。第四条,四面都有建筑,使广场整体显得紧凑、严密,会一扫过去那种空旷、苍凉的氛围,象征四方合聚,中有和气,符合中国人追求吉祥的传统心理。第五条,广场南北各有一条贯通大道,既方便交通,有利于发展生产,举行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时,也便于进出,同时使广场显得有生机和活力。

周恩来思维缜密,知识丰富,他的话入情入理,使当时北京市领导人从心里佩服。北京市很快做出决定,就按周恩来的构想规划天安门广场,逐步实现这个蓝图。因此按照这个思路,第一步是拓展广场。在周恩来的亲自督促下,天安门广场拓展工作非常顺利,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形成了面积44公顷,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80米的大致样子。

形成大小中轴线建筑契合美

北京城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7.8公里,纵贯北京城旧城南北。永定门、前门、天安门、紫禁城、景山、地安门、万宁桥、鼓楼、钟楼等北京的古代建筑精品,都坐落在这条中轴线上。在中轴线东西两侧,天坛与先农坛、社稷坛与太庙,日坛与月坛,原来的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对称布列,北京内外城、皇城、宫城等诸多城门,其位置和名称也都以中轴线为准,东西对称、左右响应,形成了北京城的一条脊梁。

中轴线不仅是北京城的支撑,而且是北京城美丽之“本”。由于有这条中轴线,才形成了北京城雄壮、严整、和谐之美。著名建筑家梁思成曾称赞说:“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

重新整修和改建天安门广场,必然涉及这个广场与中轴线的关系。如果只考虑天安门广场本身建筑格局,而不顾及中轴线,必然打破北京城原来总体建筑格局,破坏北京城总体建筑美,而如果那样做,天安门广场自身虽然建筑得很好,但放在北京城总体建筑群落中,就显得不美观了。周恩来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他在形成广场总体建筑构想后,即考虑到这个构想与北京城中轴线如何协调,构成北京城整体建筑美和广场建筑美相映生辉的美丽建筑景观群的问题。

虽然公务繁忙,但周恩来脑子里总在想这件事,哪怕有一点儿闲暇时间,他就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观察、思考,并且又多次徒步丈量已经拓展的广场。他那智慧的目光,在广场周边不知扫视多少次,最后他形成了在天安门小中轴线,与北京城的大中轴线相合相接,而广场小中轴线又自成一体的思路。

他的思路是:广场上的天安门城楼正中、国旗、纪念碑、正阳门,乃至前门,要形成一条中轴线,从天安门城楼正中间向南望去,要形成一条笔直的线,中轴线上的建筑物高低要相配套;两边建筑要对称排列,建筑物的风格要相互协调。

形成这个思路后,周恩来征求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和北京市各位负责人的意见,特别是征求了包括梁思成在内的不少建筑专家的意见,他的思路得到了北京市委领导干部和建筑专家的赞成。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能考虑到全国政治中心广场建筑美的问题,并且提出这样独创性思路,实在难能可贵。

保住广场建筑美的核心点

天安门城楼整体造型威严庄重,气势宏大,不仅是中国城门建筑的代表作,也是天安门广场整体建筑美的核心点。

要形成天安门广场整体建筑美,首要的是保住这个建筑美的核心点。周恩来没有进城之前就意识到,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精品,应该保护,并且切实为保护它花费了不少心血。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守城国民党曾把许多重炮布置在天安门城楼左右,意图在那里建起牢固的军事支撑点,与攻城解放军对抗。解放军在制定攻城作战方案时自然也有炮击天安门城楼左右国民党工事的方案,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他认为,天安门城楼是中国古建筑的典范,一定要千方百计保住。他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所幸,北平国民党守军最终选择了起义,包括天安门城楼在内的古代建筑得以保存。

1949年八九月,经周恩来批准,开国大典的庆祝仪式地点选在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为主席台。周恩来指示对年久失修的天安门城楼进行全面修整。他多次登上城楼,仔细了解、具体指导整修方案。经过对天安门城楼外观进行全面整修,使这座古老建筑以崭新面貌,迎接新中国的建立。

与天安门城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故宫,没有故宫建筑群,天安门城楼就是孤立、空洞的,城楼本身也就失去了建筑美。

为保护故宫,周恩来也费尽心血。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准备攻城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攻城时一定要保住故宫古建筑。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于当年12月17日亲笔起草了一份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特别提到了要保护故宫。

新中国定都北京后,要对首都进行规划。在制订建设规划时,许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宫。苏联专家提出要拆除故宫,包括一些出身贫苦、已经担任部长一级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宫。拆除故宫的意见受到以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代表的许多干部的反对,北京市民中也有很多人反对拆除故宫,双方争执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保住故宫,他说:我们反对封建主义,根本的是推翻封建压迫制度;我们除掉封建思想,根本的是人民思想上的进步,不在于拆除一座宫殿。故宫是古代建筑的典范,保留下来,可以供人民参观嘛!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赞成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建国之初拆除故宫的意见被否定了。1952年,在讨论建筑中央办公大楼时,一位中央高级领导人提出了拆除故宫建中央办公大楼的方案。周恩来再次明确表示反对拆除故宫,说:我们建中央办公楼,不一定非要建在故宫里;故宫有它在建筑史上的特殊地位,我们国家这样大,总能放得下一个故宫,这样,拆除故宫之议暂时搁置。

1957年底,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掀起,许多人头脑发热,主张大拆大建。当时周恩来因1956年反对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处境困难,但他仍然明确表示:故宫等古代建筑一定要保留。可以把这些古代建筑统一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植树区,搞一个群众都能进去休息娱乐的大区域。同时,拓宽广场北端大马路,建成东西长安街,在长安街附近建设机关办公楼。周恩来这个意见,既把与天安门广场建筑美的核心点——天安门城楼相依而存的故宫保护下来,也形成了围绕广场建公园和办公大楼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因为既科学又考虑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宏观建筑美,至今仍然沿用。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扩大城市规模,需要拆除部分古代建筑,又有人提出,为改善北京交通紧张状况,要拆除故宫。在一片拆除声中,一个要把故宫中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的方案也被提了出来。当时有许多老学者、老建筑专家反对这个方案。毛泽东对于这些老学者、老建筑专家的态度很不满意,说:“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周恩来听到这一情况后,明确表示不赞成拆除故宫。他还说,我要向毛主席去反映意见。之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觉得周恩来的意见有道理,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有了毛泽东的赞同,局面迅速转变。周恩来理直气壮地否定了在故宫中建马路的意见,并且和大家一起讨论了如何更好保护故宫的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就把故宫盯上了,他们提出:故宫是封建主义的象征,要砸烂故宫。许多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还争先恐后地想要抢占故宫,作为他们造反的大本营、“司令部”。有一些坏人趁机打故宫内保存的历史文物的主意,想要趁火打劫。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亲自打电话给北京市委,要他们一定要对故宫严加保护,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名义占领故宫,更不允许对故宫打砸抢烧。他直接对造反派头头讲:你们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不要去占领故宫,那里面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有责任保护,谁也不许到故宫中去砸,去抢,去烧。不久,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借口在故宫搞“收租院”展览,要改建故宫。周恩来得知后于1966年8月3日做出决定: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余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停止实行改建方案。周恩来的这个举措,从根本上保护了故宫建筑和其中的大量文物。

为了从根本上保护故宫,周恩来于1967年5月26日果断下令:北京卫戍区派一营部队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宫殿及文物免遭直接破坏。解放军进驻故宫后,造反派、红卫兵们不敢再乱搞了,不再打故宫建筑的主意。

保护了故宫,使天安门城楼有了“后盾”式建筑群,城楼与其身后建筑浑然一体,建筑群落显得浑厚、沉稳,也使天安门广场整体建筑群有一种依托感、厚重感。

保住正阳门以形成广场规整有序之美

正阳门是天安门广场南端建筑。它集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与正阳门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有了正阳门建筑体系,整个广场建筑显示着规整、有序、紧凑的美感。

正阳门具有极高的建筑科学、艺术,以及文物价值。但这座建筑也饱经风霜,甚至差一点被拆除,是周恩来保护了它。

1958年北京搞十大建筑时,有人提出,为了使天安门广场更大一些,要向南扩展,把正阳门拆除。许多专家和领导干部也赞成拆除正阳门。北京市委在向中央报送的扩建方案中也提出要拆除正阳门。扩建天安门广场的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原则上予以批准。但毛泽东并没有就扩建具体问题表态,而是批到周恩来处。

周恩来看到方案中提出要拆除天安门广场南端、也是北京城中轴线上建筑的正阳门,认为不妥。他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请北京市有关部门就要不要拆除正阳门的问题再研究,并且明确表示个人意见,反对拆除正阳门。他说:正阳门不能拆,有了正阳门,天安门广场南端才有一个端点建筑,广场整体建筑群才能展现出浑然一体之美来,正阳门本身也有它的建筑美,放在那里,使广场建筑显得完美无缺。如果缺少正阳门这个建筑。广场南端就很空旷,广场整体建筑群也有失重感。

周恩来的意见得到北京市委的重视,他们反复研究、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不拆除正阳门,一样可以扩建天安门广场。周恩来听了北京市委的汇报,很高兴,表示:那么,我们就决定不拆除正阳门,把这座古代建筑保存下来。1958年9月,周恩来部署“国庆工程”。本来,周恩来只是从大的原则和方案上讲的,不涉及具体工程事项,但周恩来破了例,在讲完了其他工程的计划和要求时特意提到,我们扩建天安门广场,不能拆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

1956年,北京市准备建地铁。为此,建设方案中提出,要把北京内城墙拆除。当时,建地铁不是一般的建设工程,还有准备打仗,防止敌机空袭的任务,因此,一般说来,其他一切事情都要为建设地铁让路。拆除内城城墙,就要拆除坐落于内城城墙一线上的正阳门。拆除方案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沉吟良久,没有下笔批准。他叫秘书备好车,亲自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去查看。他让司机在天安门广场绕了好几个圈子,又绕正阳门好几圈。周恩来拉下车窗,仔细观看了周围地势,观看了正阳门建筑,又询问了准备建设的地铁计划从地下经过的路线,果断做出指示,要留下正阳门,不能拆除。地铁建设路线向南偏一偏,错开正阳门地下。为了把这个方案确定下来,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后,再次指示,要留下正阳门城楼和箭楼。此后,在北京建地铁时,稍稍改变了一下地铁路线,把正阳门这个古代建筑保留了下来。

确定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广场中轴线方位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人民英雄纪念碑。

周恩来力主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他讲了一番让大家心悦诚服的话:天安门广场有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这里也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应该建在天安门广场。周恩来这些话,真正道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的实际意义。此言一出,意见很快统一,建碑地点问题,就这样定下来了。

对于纪念碑放在广场什么位置的问题,周恩来也进行了周密思考,并且对广场整体建筑格局进行了思量。他决定,国旗旗杆,放在广场中轴线上,略靠北端。纪念碑放在广场正中央,纪念碑不能只是一个碑身,要建好碑座,形成相对独立的建筑物,这个相对独立的建筑物,要和广场其他建筑物相互协调,构成建筑群整体美的画面。周恩来多次和建纪念碑的工作人员、建筑专家,以及北京市负责人谈到这样放的好处:一是纪念碑放在中轴线上,不会破坏广场中轴线的整体美。二是放在广场正中央,广场上有了一个中心点,形成与周围建筑物相互照应的格局,使广场建筑群有一种端庄、对称之美。北京市负责人、建纪念碑的工作人员,以及建筑专家们,都佩服周恩来这个独到眼光和果断决定。纪念碑落成后,果然给行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一种对称、协调的建筑群落的美感。

规划天安门广场东西侧建筑

天安门广场光是有南北两边的建筑物,还不能构成广场整体建筑格局美。要形成这种格局美,很重要的,是解决广场东西两边有建筑物的问题,以及搞成什么样建筑物的问题。周恩来在规划天安门广场整体建筑格局时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首先解决的是广场东西两边要有建筑物的问题。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之后,中央决定,为了使全国人大有一个开会地点,要建一个万人大会堂(即后来的人民大会堂)。筹备时,有人主张万人大会堂建在广场之外,放在南长街的南侧对景上,即今天国家大剧院的位置。但周恩来力主建在广场上。而当时在北京的苏联专家和许多中国建筑专家仍然坚持认为万人大会堂应该放要南长街对景上。他们的意见和周恩来的意见明显“对立”,并且还一再强调。性格一向温和的周恩来有些生气了,在一次会议上,他十分严肃地表示:万人大会堂,一定要设计在天安门广场,要有中国风格。

1958年8月,由周恩来提议,为庆祝建国10周年,在北京建一批重大建筑工程,展现10年来的建设成就。周恩来在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北京市主管城市建设、规划的副市长万里谈“十大工程”时,都重点谈到大会堂的建筑设计问题。经专家们论证、由周恩来拍板,大会堂就要建在天安门广场。不仅如此,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也要建在天安门广场。此时,由于苏联专家已撤回苏联,中国的专家们大胆抛开苏联专家,自己独立设计图纸,突出了中国式建筑设计元素。周恩来支持建筑设计专家们保持中国风格,鼓励他们创新。

按照周恩来的意见,首先要拿出的是天安门广场整体设计方案,他还具体谈到:“十大建筑”中的4座,即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大剧院(一开始设计十大建筑时的项目之一),都要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之内,这4座建筑物放在天安门广场什么地方,就是需要预先考虑好的问题,而且它们的设计、建筑风格也要与广场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要有整体建筑群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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