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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敏学和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情缘

钟兆云




贺子珍的胞兄贺敏学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头上还戴着毛泽东称赞的“三个第一”光环(即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他却与军衔失之交臂,转业地方后官不过副省级;虽然他是毛泽东的至亲,但从没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党和人民有过任何索取,甚至连一张单独和毛泽东合影的照片都没有;尽管他一生历经坎坷,遭受诸多不公待遇,在与胞妹贺子珍的争执中也曾说“我都是受了你的牵连”,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生低调,始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此,毛泽东对他评价甚高。本文着重介绍贺敏学和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情缘。作为建国后绝无仅有的以副省级之职被中央盖棺论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英雄色彩不仅没随岁月消褪,反而罩上了神秘的斑斓传奇。

中南海会晤,毛泽东称赞贺敏学“三个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从华东防空军司令员的职位上脱下军装,转入地方建设。

1954年6月,担任华东工程管理总局局长的贺敏学赴京参加中央建工部召开的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

星期天,外甥女娇娇(李敏)到饭店看望舅舅,贺敏学利用会议空当陪她玩了半天,还在莫斯科餐厅请她吃西餐。贺敏学派工作人员孙海林送娇娇到公交车站,娇娇却提出要再走一段路,孙海林觉得奇怪,便问为什么。娇娇说,买了两本书,坐车的钱不够了。孙海林回来告知此事后,贺敏学听了鼻子一酸:“毛主席管孩子太紧了!”

从女儿那里得知贺敏学来北京了,而且身体很好,毛泽东很高兴,让女儿转告舅舅,请他于翌日晚7点钟来丰泽园做客,还嘱咐卫士长李银桥派司机去接贺敏学。

贺敏学在娇娇的带领下,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已在会客室里等候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盈盈地上前同贺敏学握手,请他落座,并给他递烟。

这是贺敏学和毛泽东自中央苏区分别相隔20余年后的第一次会面。作为战友和亲属,他们的交谈亲切而坦率。

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贺敏学这些年都做些什么工作,贺敏学无拘无束地作了回答。他首先向毛泽东谈了中央苏区分别后的个人经历,在部队担任的职务和所参加的重大战役。毛泽东仔细地倾听着,很少打断他的话。后来,贺敏学告诉妻子李立英,毛泽东曾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这其中,武装暴动第一,系指贺敏学在1927年领导的永新暴动。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曾写道:“暴动队始于永新。”暴动后,贺敏学即率暴动队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解放后在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开国将帅中,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人。渡长江第一,是贺敏学亲自指挥二十七军八十师,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渡过长江。毛泽东说:“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自1926年投身革命以来,贺敏学不仅亲历了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而且在武装暴动、进军井冈山、突破长江天堑这三大事件中,还起了重要作用,自是份殊荣。

谈到井冈山斗争,毛泽东情不自禁地主动提到了袁文才、王佐。

贺敏学告诉毛泽东:“袁、王我了解,他们是信任主席,坚持要跟主席走的。”

毛泽东语调沉痛而颇富感情:“是啊,我们不能忘记袁、王,他们这个武装过去对我们是有作用的。”

接下来,毛泽东看着贺敏学,又关切地问:“你是井冈山的老战士,解放前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工作还好吧?”

贺敏学谈到,上海解放后,自己从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位置上,调任苏南军区参谋长,再到山东军区参谋长,尔后又任华东防空部队司令员,不久再调任华东建筑工程部任副部长,到现在的华东建筑工程局局长,5年间岗位变动频繁,职务屡加变迁。毛泽东幽默地说:这叫能者多劳嘛!

除了工作,毛泽东和贺敏学谈得更多的,是家事和孩子们的事。

毛家、贺家和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并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身相许的理想,在1949年10月1日结出了璀璨的硕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古老的华夏开始了新的纪元。不幸的是,贺家却又失栋梁,贺怡遇难,与寻找姐姐贺子珍与姐夫毛泽东的儿子小毛有关。

毛泽东对贺怡之死既意外又难过。这次约见贺敏学,毛泽东又一次问了有关贺怡遇难的情况,并对贺怡之死再次表示哀悼。随后,毛泽东的话题便转到了贺子珍这边来。自贺子珍在上海生病后,毛泽东内心十分牵挂,派女儿娇娇前往上海慰问伺候。与女儿别后重逢,贺子珍大喜之下,不停地向女儿打听毛泽东的情况,情感上无法放开,精神也高度紧张,接着便是发病。毛泽东对贺子珍十分关怀,曾向上海市长陈毅提出,贺子珍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额外开销,悉由其稿费中开支。但陈毅回答:“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她的开销由我们上海包了。”

贺敏学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爱情的见证人。这是一对在枪声中不期而遇的革命者,他们在共同斗争中结为志同道合的战友,随后悄悄萌发了敬慕之情,爱情的种子就同那块中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一起建立和成熟。

毛泽东的确是从心里爱着贺子珍的。她不啻是方圆数百里井冈的一株鲜活绮丽的山花,更重要的是,她无畏风雨,无惧雷电,对爱情、对事业有着坚贞不渝的信仰。婚后,毛泽东更没有理由不感激贺子珍无微不至的关心。那时,毛泽东瘦得见骨,贺子珍就挖空心思改善他的生活。她带着警卫员打鸟猎兔,还和贺敏学一道捕鱼捉虾。有次,兄妹俩还到水田里捡了许多田螺,然后和辣椒炒在一起,让毛泽东大快朵颐一番。至于行军打仗,贺子珍舍生忘死加以掩护,此情毛泽东岂能相忘?然而,让毛泽东最为刻骨难忘的,还是贺子珍对他精神上的支持。上井冈后的毛泽东,如果没有贺子珍的宽慰、日夜相随,以及给予的助力,毛泽东纵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也不易承受那严峻的考验、难度那漫漫长夜呀!

贺敏学也知道,在10年风雨中,他们夫妻的关系也不是绝对协调。这主要是贺子珍不满足于在丈夫身边做秘书工作,而这恰是革命与战争年代相当一部分女革命者的共同心理。贺子珍不愿依靠丈夫毛泽东,让别人说三道四,更愿独立地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来。所谓的裂痕就此产生了。

谈话中,毛泽东关切地问了贺子珍各个方面的情况。贺敏学告诉他:“子珍妹在上海生活得很好,地方上对她很照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她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你和娇娇,这次来京开会,她还嘱咐我,代她向你问好。”

毛泽东脸上露出一丝伤感的神色,半天没有作声。良久才从沙发上站起,在会客室踱着方步,扳着手指头数起了贺子珍的年龄,尔后对贺敏学说:“子珍现在该44岁了,叫子珍再婚,成个家吧!”

乍听毛泽东这话,贺敏学一时怔住了。贺敏学当然知道,这是毛泽东替贺子珍着想,但他也知道,在贺子珍发生情感变故后,苏联的同学曾向她表示过倾慕之情,回国后仍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她一概拒绝了。当李立英关心她今后的生活道路怎么走时,她说:“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了。”针对毛泽东的这个提议,贺敏学努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理了理思路,才说:“主席,子珍妹跟我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是知道她性格的,她不愿意的事谁都拗不过她。”

毛泽东轻轻叹了口气:“这个事也不好强加于人,花开花落两由之吧。你回去告诉子珍,娇娇在我身边很好,已经读中学了,今后每年都让娇娇到上海看望妈妈。让子珍安心治病,好好生活,你和立英要多照顾照顾她。”

不觉过了两个多小时,秘书进来,向毛泽东报告事务,贺敏学乃起身告辞。毛泽东亲自相送到门口。贺敏学上了汽车,毛泽东还站立在那里挥手示意。

贺敏学离京前,娇娇又到饭店见了舅舅一面,照样是坐公交车来。贺敏学塞给娇娇一些钱,她也不肯要。贺敏学说:“上次孙秘书跟我说了,你就收下吧,就算是舅舅送你几本书看看。”

贺敏学回上海后,向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关怀。贺子珍情绪稍好后,请兄嫂和她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对娇娇的照顾,信中还谈了他们三个人的工作安排和对毛泽东的怀念心情。信由李立英执笔,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信,大意是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在贺敏学看来,这“顾全大局”四字,不仅是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期望,也是对他的要求。出于对毛泽东的挚爱和真诚,贺子珍没有做任何使毛泽东为难的事。至于贺敏学,更是严于律己,在长期的工作中,时时处处都做到“顾全大局”。

新中国第一次评级时,组织上原本要给贺敏学定7级,对他这种资历的人来说,这并不算高,可他却主动退到8级,而且一辈子未再上调。因为转业到了地方,致使这位战争年代的虎将与军衔无缘。看到他的不少老部下都穿上了上将中将服,没戴军衔的也位高权重,贺敏学的秘书难免要为首长惋惜。可贺敏学却心如止水,无怨无悔地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在工作中碰到种种不公平对待和不公正评说,他也总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贺敏学对贺子珍的情感里,还渗透着毛泽东的重托

195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和贺敏学长谈时,特地叮嘱他和李立英要多照顾贺子珍。贺敏学对妹妹贺子珍自有深切的兄妹情感,但他知道,毛泽东还如此郑重其事地相托,另有他的苦心。于是他对妹妹的同胞情感里,还包含着毛泽东的重托,由此更是事事想着妹妹,处处顺着妹妹,即使受妹妹牵累时也没有怨言。

1955年,贺敏学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受命率建筑工程部队支援大西北建设。李立英也想着把13岁的女儿小平带去。贺敏学虽然喜爱孩子,却说:“小平懂事了,还是让她留在上海陪子珍妹。”于是,夫妻俩只带4岁的小女儿汪洋去了西安。贺子珍和兄妹的4个孩子住在一起,也显得不那么寂寞了。她挺喜欢兄妹的孩子,还教他们学说俄语。至于买菜做饭洗衣服一类的家务,全由李立英的母亲包揽了。李立英每个月的工资悉数寄回上海,交给母亲,用以负责这个大家庭的生活。

贺敏学不负众望,带出一支10万人的建筑大军,为国家“一五”计划建设立下殊勋。1958年,原拟担任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长的贺敏学在进京报到时,忽被告知南下福建,就任福建省副省长。他二话没说,立即离京入闽。数年间,他这个身兼省建委主任的副省长,呕心沥血,打破了不能在前线搞建设的局限,为福建的工交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贺敏学调福建后不久,贺子珍也离开了上海,迁居南昌。一是因为陈毅已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上海市的新领导对她显得较为漠然,二是由于朱旦华(原毛泽民之妻)的丈夫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在江西任副省长,他们和江西方面都能提供照料。贺子珍到江西初期,情绪不错。孰料,1959年在庐山和毛泽东时隔12年后的见面,造成她的大喜大悲,情绪大起大落,并因此重病一场。贺敏学得悉,心急如焚,却因工作无法脱身,乃委托妻子李立英从上海赶去南昌看望。

1960年,贺敏学得知不幸偏瘫的李立英病情大有好转,便想着接妻子一起到福建。李立英设想让女儿小平和老母亲也一起跟到福建来。贺敏学考虑的却是,贺子珍现在虽在江西,但还要经常回上海,如果岳母和小平也到福建去,她回上海后怎么办?为了让贺子珍在上海有个温暖安定的家,还是把岳母和小平留在上海,有她们陪着、护着,她回上海后才不会感到寂寞。李立英同意丈夫的想法,宁愿牺牲自己小家庭的团圆,把大女儿小平和母亲留在了上海。

在江西,贺子珍的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发,而且复发的频率越来越高,症状越来越严重,体质也就急剧地衰弱下来。贺敏学对妹妹的病情心痛不已,提出要把妹妹接到福州来调养,这还真解了江西省委的难题。

得知贺子珍到福州和兄嫂同住,毛泽东十分欣慰,派女儿李敏常去看望。毛泽东还托人送去好烟,有时明不说送贺子珍,是送贺敏学抽,但大家心照不宣。贺敏学把烟交给贺子珍,贺子珍也分一些给哥哥抽。

随着贺子珍心境的好转,贺敏学和李立英慢慢地了解到了庐山会议见面的那一幕。贺子珍一直盼望有人帮她向毛泽东传话再见面,哥哥不表态,在她眼里,嫂子是最好的人选,因此还是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缠着嫂子,要她去北京见毛泽东,反映她的思念。李立英说:“贺怡在生前也为这件事去找过主席,她是主席的弟媳,相互间又认识,都不顶事。我一个小兵粒子,怎么能见到主席,又怎么能跟主席说上话呢?我这样做,是要被开除党籍的。再说,我是做过干部工作的人,知道这不是主席一个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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