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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骏:头顶“夏青天”的桂冠参政议政

吴志菲


在旁人眼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法制史学者夏家骏身上的传奇色彩很浓,他可以就一些现实问题通过“绿色通道”与中央领导写信沟通。夏家骏是湖南龙山人,历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十一中学历史、语文教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制研究所研究员等职,被聘为公安部特约督察员,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992年,夏家骏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98年3月任全国政协常委。在参政议政的路上,为民办了多少实事,他自己都说不清了。在老百姓中间,夏家骏有“夏青天”“刘罗锅”“民间信访局长”等外号。

百姓的法律顾问:我没有特权,只有责任

一位农民企业家遭受迫害,身陷囹圄,上亿资产不翼而飞。在蒙受不白之冤、穷困潦倒时,他听说政协常委夏家骏正直敢言,就找到夏家骏的家里。夏家骏不畏人言,坚持7年为他鸣不平,使沉冤终得昭雪。

东北某市一名党员,被当地警察无辜打死,家人呼告无门,夏家骏听说此事后,义愤填膺地顶住压力,四处奔走,终使17名涉案人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夏家骏“接手”的大案非常之多,小事更不计其数。

夏家骏的出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7年,研究法制史的夏家骏被推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开始走出书斋,走上参政议政之路。在夏家骏参政议政的生涯里,他总是以法制史学者的明智和一腔为民鼓与呼的热血,为弱势人群反映、解决问题。1989年,在社会上逐渐有了一定影响的夏家骏被北京市政府聘为特约监察员。在任特约监察员期间,每到公开接待日,都会有许多人来找夏家骏,而他不管来人是什么身份,也不管反映的案子是否累日积年,只要他觉得不公平就往上反映,力求解决。如此,夏家骏的名声就传得更远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都来找他。

1993年,夏家骏当选全国人大常委。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换届时夏家骏没有获得连任,却以高级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的身份转到政协当常委。成为全国政协常委后,夏家骏首次提交提案,就是要求各地“重视解决陈年积案”,他希望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解决不了,可以解释,解释不了,可以安慰”。

在一般人看来,人大常委的身份比政协常委更显赫,夏家骏从人大常委转任政协常委,让一些对夏家骏不满的人窃喜。可在夏家骏看来,他在人大任职的5年里所办的事情还远不及在政协办的事情。他的眼里,没有身份的变化,只有不变的职责。

2004年春,为农民工讨薪3次上书温家宝总理,是夏家骏人生的辉煌一章。某地方政府拖欠企业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款,情节十分恶劣,夏家骏听后十分震惊,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能大意。他暗中调查,找一些农民工以及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并要求他们写出书面材料,留下身份证复印件。经多方调查,1月4日,夏家骏致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但中途多变,信却辗转到了当地政府手中。2月16日,他再次致信温家宝。当年两会期间,两位工作人员找到夏家骏当面道歉,为的是没有将信件及时转到温家宝手中。没过几天,他便接到全国政协信访局的电话:“总理批示了。”温家宝的批示落款是2月27日,并注明:“家骏同志的信迟至今日才收到,对他关心政府工作、反映社情民意深表感谢。”几天后,地方政府的汇报送交中央,温家宝很快作了批示:“请家骏同志先阅。”夏家骏对报告中的虚假信息逐条批驳,并附上了自己的报告,一并呈给了温家宝。他向温家宝提出了严打假报告的建议,并且说:“我要做政治上的王海,对报告进行打假。”中央很快派出了联合调查组,问题得到了解决。

对于他给中央领导写信就能得到批示是不是有什么特权的说法,夏家骏说:“我没有特权,严格地说,我有胆量。”夏家骏说自己其实就是个“绿色通道”:“中央相信我,是因为我是代表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来讲话的,是作为一个维护法律的人来讲话的。”有了多年信誉作保证,夏家骏的信件基本上都可以顺畅地送到中央领导的办公室。不过,身为法律专家,他很清楚轻重缓急,不会轻易越级上报。也正因此,每年经夏家骏手转出的材料多次获政治局常委一级领导批示。“如果有关职能部门能积极解决群众问题,则非常好,我并不想给中央领导添麻烦。”夏家骏说,“如果自己跑断双腿能够解决的问题,就绝不会写信给中央领导。”

夏家骏敢于为民鼓与呼,也得到了许多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在夏家骏家,书柜中放满了书,在书的边缘则“挤”着十几幅很小的照片,都是几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夏家骏的合影照片。

湘西烈士遗子:周恩来亲自过问为他办理进京户口

2005年9月,夏家骏收到一封从四川来的信,写信的是一个女孩。原来,女孩的父亲去世后,精神不太正常的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由四川某地搬迁到都江堰,由于母亲弄丢了户口本,户口始终办不下来。而女孩将参加高考,没有户口就无法报名参加考试,因此,她给夏家骏写了一封求助信。夏家骏有一段与这女孩极为相似的经历。夏家骏原本有个幸福的家,他的父亲名叫夏次叔,湖南龙山人,中共地下党员。青年时代的夏次叔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抗日运动委员会主席,因躲避追捕逃往法国,从香港回国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李宗仁,后来担任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同时也是第五战区长官部机要秘书、第五战区司令部机要秘书。夏家骏的母亲是北京人,满族,与夏次叔相识相恋后即成就了一段“南北婚姻”。夏家骏上有一姐一兄。1937年6月,夏家骏在美景如画的桂林出生,襁褓中的他还未满月,父亲便随李宗仁赴南京,并于当年10月与李宗仁同机飞往徐州。几个月后,家里接到李宗仁发出的通知,告知夏次叔在台儿庄战役中失踪。实际情况是因为夏次叔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暴露而遭敌人暗杀。

凶讯传来,夏家骏的母亲便吐血疯了。从夏家骏记事开始,他眼中的母亲就是成日躺在床上,被一个圆纱帐罩着。夏家骏没有与父亲相处的记忆。虽然小时候不知道父亲是烈士,但父亲留下的一些文章和故事影响了夏家骏性格的形成,父亲留给他的无形资产就是“为老百姓做事,不图个人利益”。

解放后,在老家读完高中,夏家骏辗转北上,找到北京三姨家,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可是,夏家骏在北京无法落户,这样就不能在三姨家久居。一天晚上,他偷听到三姨和三姨父吵架。三姨说:“我妹妹死前给我托了个梦,梦中她捧给我一盆花,让我替她保管。这盆花可能就是这个孩子。我还问孩子,他妈妈死的时候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孩子说的和我梦见的一样。这孩子真可怜,你得给他解决户口。要是解决不了,我就跟你离婚。”三姨父唉声叹气:“我原来没有交代过有这么一门亲戚,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孩子,我隐瞒历史,是要丢工作的啊!”见三姨父也没办法,第二天,夏家骏贸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情况。他在信封上贴了4分钱的邮票,跑到西单的一个邮筒边塞了进去。一个星期后,民警突然来三姨家,全家人开始还很担心,以为出了什么麻烦,没料到民警说:“王大妈,你这个外甥有本事啊,别看他平时不言不语,却不声不响地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快拿户口本来!”全家人喜出望外,原来是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来给夏家骏落实户口了。

之后,夏家骏参加了高考,被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同时录取,他选择了南开大学。

事实上,夏家骏参加过两次高考,被南开大学录取之前,还在湖南老家参加过一次高考。他的求学生涯同样曲折多舛。在龙山老家,夏家骏上完小学,后在来凤初中念了一学期书,因交不起学费又中途停学。解放后,夏家骏被招进县里的“小学教师培训班”学习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个头太小,没有分配工作,被推荐到龙山县一中念初中。后在吉首民族中学念完高中。高考时,夏家骏填报的志愿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天津大学建筑系。但由于父亲曾给李宗仁做秘书,又是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没人能证明他是为革命牺牲的,反而因“去向不明”而被诬为“伪官吏”“潜伏特务”。父亲的“历史问题”,成了夏家骏求学路上的拦路石——比他成绩差的同学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他却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一直等到9月1日,快开学了,学校要撵已经毕业的学生离校了,夏家骏仍然没能等到录取通知书。

无奈之下,在父亲的旧交、当时的吉首民族中学教师黎锦明(著名教育家黎锦熙之弟)介绍下,夏家骏去长沙找湖南省文化局长魏猛克。长沙之行没有收获,夏家骏失望却不失志,他对自己说:“不行,我不能不念书。再考一次,考考看吧!”

在北京参加的第二次高考,让夏家骏如愿以偿,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读。1961年夏家骏破格直升研究生,师从国学大师郑天挺攻读明清史专业。但1963年研究生毕业时,再次因为身世问题,夏家骏被取消研究生资格,按本科生分配,且领不到毕业证书。8月13日上午宣布分配方案,夏家骏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农村当中学老师,下午他就登上了去齐齐哈尔的火车。出发那天,天空刮起了风,衣裳单薄的人会觉得些许秋凉寒意。从校园走出的第一步即遭遇人生挫折,但夏家骏却满不在乎,他说:“这点小挫折对我,就像秋风刮纱窗一样,无所谓。”他勉励自己:“别看现在把我放到农村去,我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大学问家。”

在东北农村,夏家骏一边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着,一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挑砖、担石、挖水渠,刨地、施肥、拔草护苗,样样农活都拔尖。他还学会了打炕、脱坯等体力活儿,瓦匠水平不亚于6级。

浑身是胆的人:“成克杰案”是我开的头一炮

1997年,夏家骏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不点名批评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并把成克杰在广西的所作所为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后来成克杰受到了应有惩罚。夏家骏说:“成克杰案,我开的头一炮。”他这种敢于质询权贵的胆识自然令人心生敬佩。

说起夏家骏的大胆,他大学时代偶遇毛泽东的往事似乎也能佐证。至今回忆起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夏家骏仍恍如昨天。那是1958年8月13日上午,毛泽东前来南开大学视察。当时,夏家骏正提着暖壶去打开水。走到离校门一二百米远处,他突然发现校园里驶进五六辆小汽车,其中一辆小汽车上走下来一个身材魁梧、穿着浅黄色绸衣的人。夏家骏觉得这个人很像毛泽东,继而他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果断地朝那儿跑去,边跑他还边高喊“毛主席万岁”。当夏家骏跑到毛泽东身边时,发现了毛泽东的人就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把毛泽东围在中央,并激动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在人群中,夏家骏幸运地与毛泽东面对面而立,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他的手,问他是哪里人。夏家骏回答说“湖南”,毛泽东说“我们是老乡啊”。可能是围着的人太多,而那时又是炎热的夏季,毛泽东都冒汗了,然而当有人说现场“太乱了”时,夏家骏突然听到毛泽东说“难得自然”。

1978年,夏家骏调到黑龙江省社科院从事地方史的研究。1983年,他成为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其间,夏家骏一直坚持申诉,为父亲的清白,也为了自己的前程。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郭影秋在回忆录中写出暗杀真相,夏次叔为革命牺牲的事实才得以确认。次年,夏次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夏家骏拿到了迟来的烈属证。比这更迟的是他的研究生毕业证,1993年,在毕业整整30年以后,夏家骏拿到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毕业证书。

夏家骏视自己一生所遭遇的苦难为最宝贵的财富,他认为正是这苦难培养了自己坚强的性格,也成全了自己与社会底层的血脉联系。正因为经历坎坷和出身布衣,才有夏家骏正直敢言的个性:“每当想起当年的欲诉无门,对我眼前的不平事我就不能不管。”

1986年是夏家骏命运的又一次转折点,他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国政法学院院长写信,毛遂自荐要来当教授。结果他被调到当时的中国政法学院研究生院,并很快被破格评定为研究员。夏家骏戏称自己是“8分钱邮票就调进了北京”。在中国政法大学,夏家骏是当时政法大学3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之一。然而,夏家骏在政法大学只讲课,不带研究生。他考虑自己社会活动多,“如果带学生会误人子弟”。

夏家骏喜欢讲话,每次参加两会,都要大声发言,而每次几乎都会引来大家的笑声。但让人敬佩的是他敢讲真话,敢为百姓讲话。有次,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特别接见夏家骏,预计谈15分钟。后来朱镕基兴致勃勃地谈到了很多问题。夏家骏向总理大胆直谏,提了20个字:信仰日弱,假话日多,权色日重,吏事日怠,上下日远。夏家骏记得朱镕基当时说:“这个倾向不好啊,这样再下去的话,群众会不支持我们的。”谈话结束,夏家骏临走时,朱镕基握住夏家骏的手说:“你是个好人哪,你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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