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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谈毛泽东二三事

阎长贵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毛泽民烈士的儿子,1941年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大概从小学开始一直在毛泽东身边长大。我1967年1月开始给江青作机要秘书,和毛远新结识。“文革”中,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参加运动。他从哈尔滨回京时,往往也住在钓鱼台江青所住的11号楼。我们一起交谈,一起到大食堂吃饭,相处很好,成了很亲密的朋友。2001年,他从上海某汽车研究所退休后,来北京时,曾到我家做客,晤谈甚洽。10多年来,我们不断地通信、通电话,现在我把他谈话和通信中涉及到毛泽东的一些事,加以整理,向关心和研究毛泽东的人作一介绍。

毛泽东在上大学、参加工作上严格要求毛远新

毛远新中学是在北京一○一中学读的。1960年暑假毕业时,他被学校保送哈军工。回家后,他告诉伯伯毛泽东,毛泽东说:“保送算什么本事?”毛远新毅然决然地回答:“那我考!”毛泽东说:“你考什么学校?”毛远新说:“考最难考的。”毛泽东说:“那就是北大、清华。”结果在统考中,毛远新考取了清华,并到清华读书。后来,有个高干子弟跟他说:“远新,你还是应该去哈军工。”毛远新有些心动。回家跟毛泽东说:“伯伯,我还是想去哈军工!”毛泽东笑着说:“那就看陈赓接收不接收你了。”当时,陈赓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当动员毛远新“还是应该去哈军工”的那位高干子弟把这个消息告诉陈赓后,陈赓立刻打电话给毛远新,说:“热烈欢迎你来哈军工!”就这样,毛远新从清华转到了哈军工,成为哈军工的一名高材生。

1965年暑假,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谈到工作问题,毛泽东叫他去空军找吴法宪。吴法宪热情地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到某团部当参谋。毛远新回来跟毛泽东说了这个情况。毛泽东说:“没当兵,怎么就当官?不行,再去找吴法宪,重新安排。”其实,一个团部参谋也算不上什么官。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又去找吴法宪。吴法宪听了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感动和感慨,说:“主席对亲属要求真严格!”这样,吴法宪就把毛远新安排到空军某高炮独立营(即地空导弹部队)当了一名技师。

毛泽东要求毛远新帮江青整理文件提要

1975年,毛远新在做毛泽东的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他叫去,要他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他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编成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江青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他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没答应。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毛远新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泽东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毛远新不知是什么意思,他怕江青拿着毛泽东画了圈的这封信找他,就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泽东选华国锋做接班人的情况

2008年还是2009年,有一天一位朋友拿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国史第8卷,指着上面说华国锋做接班人是毛远新推荐的内容,问我是不是这样的。我说:“不知道。这件事需要问毛远新本人。”于是我拨通了正在南昌照顾老妈妈朱旦华的毛远新,跟他说:“现在有书上说,是你推荐华国锋做接班人的,是吗?”他笑了,说:“我有什么资格向毛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也不熟悉、不了解。”接着,他向我介绍了毛泽东选华国锋做接班人的过程。他说:

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就翻来覆去地考虑谁做总理,在几个副总理中,掰着指头数。说实话,毛主席当时最看中和属意的还是张春桥,但又觉得他不能服众。毛主席问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说:张春桥有思想、有能力,仿佛又有点阴,往往不知道他想什么,说什么。就在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选定华国锋做总理、做接班人时,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辅佐华国锋。毛主席叫我向张春桥传达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就做了10年的副手嘛!我向张春桥传达了这句话,同时我也把这句话告诉了华国锋。”

毛远新坚决否认毛泽东关于身后谁任常委的传闻

多年来,通过网络流传着这样一则材料,其内容是:

张玉凤回忆:主席在(1976年)4月至9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5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我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我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我。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我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我称:该记录已毁掉了。(摘自《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对这则传闻我不大相信,认为是编造的,也核实过,但没有公开澄清。但不断有人问我这件事情。2009年11月18日,河南开封薛开震先生给我一封信,该信说:“……几年前,我看到此资讯(按:张玉凤披露的毛泽东身后常委名单),便判断是真的。后来,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详细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并认为确有其事。然而,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尚需获得更多的证实,张玉凤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办法,就是请您于方便之时电话询问一下毛远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见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为毛远新也应当坦诚直面这个事实的。”

诚如薛开震先生所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原“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非常必要,务须辨明查清。读者的恳切心情,也强烈要求和促使我尽自己能尽的一点责任。我和江青“文革”中第二任秘书杨银禄同志商量,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做点工作。杨银禄负责询问汪东兴、张玉凤,结果他告我:他们都否认有这事。我打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

我们据此撰文澄清这件事情。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发表文章质疑我们的澄清。我把质疑的文章转给了毛远新。当我打电话问他时,他说:你的信我收到了,附来的质疑和商榷你同老杨那篇历史传闻(指毛关于他身后中央常委名单的事)“真伪”的两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另外,你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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