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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付闪


中国有句古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然而这句话在80年前的中国,实现却并不那么容易。80年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妄图灭亡中国的危难时刻,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发动和团结的全民族抗战使抗日战争具有了空前的规模和无比深厚的力量。在这场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中,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贡献。

历史的先声:最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当时间的步伐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全面侵华灭亡中国的步伐: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出兵,一举吞并中国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战端;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进逼华北,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巨大危险下,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中日之间敌强我弱的现实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早在 1933年1月17日,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一起联名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3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3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4月15日,毛泽东再次和项英、张国焘、朱德联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宣言再次重述在承认前述3个条件的原则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当年国内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明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

然而,在全国人民高呼抗日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无视日本侵略的巨大威胁,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次次地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联合国民党内部爱国抗日势力,并推动全国抗日的浪潮,1933年5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提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向广东、福建的一切武装队伍提议,在承认3个条件的原则下,同他们订立协定,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毛泽东等人的努力在此后不久即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发动了对中央苏区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博古、李德“左”倾冒险主义的指挥,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处境被动。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时刻,1933年11月,被蒋介石部署在福建“围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却突然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号,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口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红军和十九路军在此时结成统一战线,那么不仅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五次“围剿”将全盘泡汤,而且红军还可以借此出击到江浙等省,直接威胁或袭取国民党空虚的后方,同时可以推动全国抗日的热潮。据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后来回忆,蒋介石在抚州得知福建事变消息,神色异常紧张,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好几次与晏道刚同坐汽车时,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乱舞,显然,蒋介石已经乱了方寸。因此,这时已经被中央“左”倾领导人排斥出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当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同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合作,在军事上互相配合,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却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国民党内部抗日反蒋的中间派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无法打破“围剿”而被迫长征。

重大的转折:瓦窑堡会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引起了中国革命形势新的变化,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动,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这成了摆在当时党中央面前的首要问题。但是,这时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在党中央已取得统治地位,他们不仅没能正确地顺应形势,反而作出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决定。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情况下,他们提出的竟然是“武装保卫苏联”这种离题万里的口号。而面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他们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地主阶级也有抗日的要求,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他们认为这些有抗日要求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要对蒋介石,同时对想与我们结盟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第十九路军也“要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之”。这样做,只能把原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中间力量推向蒋介石一边去,白白浪费了扩大统一战线的好机会。

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还余怒难平,他在几篇笔记里这样写道:博古等人搬来斯大林所谓中间派别最危险的论断,否定一切同盟者。对此,毛泽东辛辣地讽刺道:先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说要拿主要力量来打倒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乎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着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做敌人,这是世界革命史上独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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