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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跌宕人生

李金明


龚楚,一个在革命历史长河中被淹没的人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党的许多重要军事活动,并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在红四军时,就曾经被称为“朱、毛、龚”。这么重要的人物,最后却变成了叛徒,龚楚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呢?

军官投身农民运动

龚楚1901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

广东在20世纪初,是革命洪流风云际会的地方。1917年孙中山回广州组织军政府,16岁的龚楚即参加革命,投入粤军第二旅当兵。1923年春,龚楚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少校参谋,跟随总司令程潜攻打湖南,失败后退回广东北江,被派在广州通讯处工作。此期间他常与在广州工专学校读书的乐昌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丘鉴志、陈德钊等人一起谈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1924年6月,他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6月下旬,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龚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赴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工作。1927年2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任书记,继续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根据党的指示,龚楚、谭军略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汇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楚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准备参加讨蒋。当北江工农军抵达湘南耒阳时,被改编为第十三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7月中旬,武汉国民党当局实行“分共”政策后,龚楚按照上级指示,冒着危险将部队拉到江西,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编入贺龙的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三营,龚楚任该营指导员。不久,党中央调他前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尔后秘密回到家乡。

1927年底,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粤北曲江犁市,为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所收留,部队对外宣称为第十六军一四○团。中共北江特委便派龚楚到朱德部队工作,委以一四○团团副的名义。从此,他与朱德、陈毅等红军的高层人物相识。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名义,由宜章大豪绅胡泮藻的五少爷胡少海引导进了宜章县城。当晚举行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捕杀了县长杨孝斌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1月31日,击溃前来“进剿”的独立第三师许克祥部5个团,乘胜追击直达坪石。随后在乐昌板塘村整编,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

为朱德率领部队开赴井冈山带路

1928年4月,朱德率领部队开赴井冈山,龚楚带着尖兵为大部队带路。朱德的队伍与毛泽东的队伍,终于在井冈山会师。在会师队伍里,龚楚也同大家一样,在红军危急的时刻看到了革命的曙光。5月4日,会师的红军队伍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红四军,下辖3个师8个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军委书记陈毅。原宜章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师改编为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胡少海任团长,龚楚任党代表,龚楚还担任了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多次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开会,商量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红军反“会剿”作战中,龚楚和胡少海一道率第二十九团参加了打败“两杨”的战役。7月,红四军奉湖南省委命令打回湘南。7月24日,朱德率两团打进老友范石生部队驻守的郴州城,不久范部反攻,红军退出郴州。但第二十九团各营、连在郴州截获不少财物,不再听从命令,成连成排地向家乡宜章奔跑,结果一部分被土匪胡凤璋打垮,一部分跑回家去了,只有副营长萧克率领的1个连和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星人员100余人随军部和二十八团撤退。事后,毛泽东、朱德对龚楚没有及时巩固部队进行了批评。龚楚非常内疚,做了检查。8月底,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朱德、毛泽东率红军主力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开展工作。

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重建市委,途中遭到袭击,返回乐昌。不久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被中共广东省委调至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参与举办《正义报》《香港日报》,办兵运训练班。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他离开香港秘密到达广西梧州,化名龚鹤村,先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的手下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做俞作柏的工作。广西省政府从梧州迁往南宁后,龚楚又改任船务处处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实际上中共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策动,主要是通过龚楚来进行的。

参与百色起义成为红军的高层领导人

1929年12月11日,龚楚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楚,下辖3个纵队。

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整编后,红七军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邓小平、龚楚等仍任原职,该部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共3个师。第十九师由原来的第一纵队改编,前身是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战斗力最强,由龚楚兼任师长,邓小平兼任政委。龚楚比邓小平大3岁,但是,两人配合很好,结下了一段战斗友谊。

龚楚自朱、毛会师后就在井冈山学习、作战,所以对于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比较了解,他与邓小平一起商量巩固部队,在红七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31年1月,红七军艰苦转战湘粤边境,因伤病员增多,在广西贺县桂岭休整了3天。这时,全军已减员至3500多人,军部决定将3个师缩编为第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龚楚兼任第五十五团团长,李明瑞兼任第五十八团团长。红七军进入湘南后,经宜章县开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2月3日中午,与前来追击的粤军邓辉团、湘军唐伯寅团和陈龙团展开激烈战斗,战斗至黄昏时结束,龚楚受伤,留在地方疗养。此后,红七军转战湘南,进入江西苏区。4月,广东省委经与党中央联系,养伤的龚楚转到上海福民医院治疗。8月,龚楚伤愈后离沪抵达香港,再由香港经广东汕头、潮安、大埔到福建永定游击区,然后直达长汀河田中央苏区。他没有料到,此时,中央苏区正发生着重大变化。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左”倾领导者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特别是无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强调要在一切实际工作中肃清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见到了熟悉的领导朱德、毛泽东等人,被派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十二军参谋长。到职仅7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龚楚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七军军长。

在此后的一年里,龚楚率红七军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1931年底,龚楚却因为犯了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销军长的职务,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一军团三师七团,任团长;旋又调任独立第二十二师师长兼政委,不久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龚楚参会。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根据相关资料和龚楚自传,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龚楚“吃不了苦”,长期的艰苦战斗使他的意志产生了动摇;二是他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

1934年4月中旬,到高级研究班学习的龚楚结业,这时的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中革军委决定调龚楚任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在他代理总参谋长的两个多月里,参加了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5月,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10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和司令员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陈毅任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龚楚任中央军区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区司令部驻会昌县西江。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他担任如此要职,对他还是信任的。

对红军的未来产生动摇

1934年10月10日,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漫漫征程。1935年2月17日,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发来的紧急电报。在一间农舍里,汽灯发出“丝丝”的响声,大家分坐在两张八仙桌开会。项英拿出一份电报,说:“三十四师部队在道县以南葫芦岩水车一带担任全军后卫,与敌人血战几天。湘江已被敌人封闭,他们分散突围,去湘南发展游击战了。中央要我们派出得力部队去接应……”

龚楚听罢,拿水碗的手几乎凝固不能动了。红三十四师是闽西红十九军同闽西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合编而成的,归第五军团指挥,全师3100多人,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与自己都熟悉。该师战斗力很强,他们去湘南,一定是队伍被打散了。片刻,他问:“中央机关到了什么位置?”

项英皱了一下眉头:“从昨天到今天,一直联系不上,电台没有信号……”

龚楚低头小声说:“今天中午,敌人的飞机撒传单,说在广西一带,消灭了朱毛主力……”

项英看他一眼:“敌人的谣言,你也信!”

陈毅拄着拐杖,开玩笑说:“咦,蒋委员长做梦消灭了朱毛。”

会议开的很简单,项英对军区参谋长龚楚说:“你带着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去接应吧,务必将失散的同志们接回来。要找到陈师长、程政委。我估计他们是突围了。”

显然,大家都对战斗力很强的红三十四师抱有希望。他们不知道,红三十四师的几千子弟兵几乎全部伤亡,这个番号已经永远消逝在红军的序列里。

龚楚看看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就说:“好,我今晚就带队出发。”

深夜,龚楚和第七十一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9个连出发,经过几天行军,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以图收容湘江战役中的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一路上,并没有发现红三十四师的人,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消息,知道红三十四师已大部牺牲。同时,龚楚得知留驻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与长征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失去了联系。于是,龚楚产生了不祥的感觉,他曾经问身边的人:中央不会被敌人吃掉了吧?

龚楚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在该地活动了一段时间。尔后,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1200人避开国民党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3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今郴州市苏仙区)、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继续寻找失散的红三十四师人员。

在国民党残酷军事“清剿”和政治引诱下投敌

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龚楚面对国民党的残酷军事“清剿”和政治上的引诱,对革命前途彻底失去信心。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决定放弃自己的信仰,逃离红军。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转移郴县黄茅村驻扎。当晚,他假托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几天后回到故乡长来村隐藏。至此,龚楚终于离开了他为之奋斗10年的革命事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不久,贫困潦倒的龚楚投靠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在土地革命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红军队伍中出现了少数经不起考验和诱惑的变节投敌将士,其中职位最高者当算是龚楚,所以有后人评价说,龚楚是“红军第一叛将”。

投降敌人的龚楚,成了敌人的帮凶。1935年10月13日,龚楚带领国民党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企图消灭该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他们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说是湘南红军来找关系,诱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变。后在北山龙西石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员投降。游击队员奋起反抗,除八九人冲出包围外,其余30余人壮烈牺牲。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他要吴少华带路去见项英、陈毅。吴少华识破龚楚的阴谋,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等听见枪声后迅速转移。龚楚听到山上枪响,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又想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于是,贪生怕死的他,慌忙带着队伍沿着下山的小路逃走。

抗日战争爆发后,龚楚在第五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后历任第七战区少将参谋、第四战区第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龚楚曾任徐州市市长、广东省参议会议员、广州行辕高参、广东仁化县县长等职。但因为有过担任“共匪”高级指挥员的经历,一直不被国民党高层信任。

建国前夕跑到香港

1949年5月,龚楚任广东省北江地区行政督察兼保安司令。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北江,龚楚带领保安团逃到乐昌县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龚楚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已于11月率残部下山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问题。12月,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广东省领导经请示中央军委,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国民党海南守将、龚楚的同乡薛岳。龚楚虽然满口答应,却打着个人的小算盘。他拿着共产党提供的费用转道香港后,却滞留在香港,既没有去劝降薛岳,也没有向广东省有关领导报告。在香港隐藏下来后,龚楚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

在香港隐居期间,龚楚曾应邀赴台湾谒见蒋介石,蒋介石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此时,龚楚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不能再扭转乾坤,婉拒了委派。从此,他脱离政治漩涡,返回香港兴办实业。

龚楚在香港一待就是40年,其间曾去美国,拿了绿卡,但由于语言阻隔和生活习俗的关系,又重归香港。他平日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除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2本书外,还写诗词练书法。

当年的叛徒回归大陆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龚楚打算回到家乡广东乐昌。乐昌县、长来镇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龚楚、今后与之来往的政策如何掌握等。广东省统战部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做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至于政治上是否要作适当安排,待后再作考虑。

1990年9月13日晚,龚楚与夫人王兰芬在其侄孙龚庆韶等人的陪同下,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县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共10多人早已在此等候。接风宴会后,龚楚递上3封早已准备好的分别寄给当年的战友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信,委托韶关口岸办党委书记龚洪水代为寄发。3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战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他还委托龚洪水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在百色起义时一起共事的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

龚楚回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此后的几天,乐昌县党政官员、统战部门官员上门拜访自是少不了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亲戚故友和闻讯前来一睹当年“大叛徒”风采的好奇民众。龚楚虽然年过90,但记忆也算清晰,对一些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仍能叙述清楚而不含糊,令客人为之惊讶。当然,他只谈在红军的辉煌经历,经常谈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而问及到他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推说“记不得”了。可见,他也知道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据《羊城晚报》报道,邓小平曾经在北京给龚楚打过电话,当时龚楚几近双目失明,身边人说,龚楚握着电话的听筒,听着那边邓小平的声音,老泪纵横。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家乡去世,终年94岁。

忠贞与叛败,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人生90年对龚楚来说变成一剂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革命时忙革命,反革命时忙反革命,革命又时髦了又革命了,一辈子在历史潮流中随波逐流,一辈子从零点回到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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