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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的先声: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上)

徐庆全

1976年10月6日,伴随着“四人帮”的终结,祸害中国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尽管新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试图开启一段“新的历史时期”,但此时要他摆脱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显然很不现实。当时,华国锋有一条比较重要的语录广为流传: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这条语录在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们称它为“两个凡是”。

而此时,经受“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磨难的胡耀邦,赋闲中回顾1949年以来20余年自己亲身经历的种种重大事件,对党和毛泽东决策的是非得失及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思考。10月12日,他对叶剑英派来向他传达信息的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华主席和你爸爸: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后来,有人认为如同诸葛亮的“隆中三策”一样,胡耀邦这三条建言,实际上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从当年的大局来看,第一条和第二条都关乎党和国家政治走向的问题。其核心是,就要勇于纠正“文革”及之前那些年中党和毛泽东所犯的“左”倾错误,要澄清被搞乱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一句话,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带着这种思考,1977年3月3日,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党校日常工作。此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校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

从揭批康生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中央党校是中共培养高级干部的地方,也是中央意识形态传承的场所和展示的平台。与中央其他部门相比,党校的地位自然比较特殊。正因为如此,党校不仅在“文革”中是重灾区,在“文革”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是重灾区。这一切,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康生。

1956年党的八大后,康生被重新起用,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后不断升迁,并从1957年起分管党校。在中央党校,康生被尊称为“康老”,他的妻子曹轶欧则被尊称为“曹大姐”。“文革”前期和“文革”时期,康生在党校先后诬陷迫害中央党校原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和曾任刘少奇秘书、后任中央党校校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制造了大批冤案。一直到今天,党校的老职工依然可以说出很多康生整人的故事。曾担任过胡耀邦秘书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陈维仁说:“康生的头上有‘两顶桂冠,我也送给他3个称号,康生是‘四人帮的教父,‘文革的罪魁,党内最大的‘棍子。”

胡耀邦来党校工作,但由康生一手扶植起来的造反派,仍以中央党校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名义掌握着中央党校的领导权。

1977年3月9日,胡耀邦与中央党校部分同志见面,就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还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帮”,党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是会把这件大事抓好的。

当年全国轰轰烈烈进行的揭批查运动,首要的是揭批查那些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在党校,这一运动的推进并不顺利。虽然揭批查的矛头对准了“文革”中起家的造反派,但他们将所有错误都归结为这样两句话: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经康老同意的;我们执行的是康老的路线,不是“四人帮”的路线。

康生,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高权重。虽然1975年12月16日已经去世,但在1977年8月举行的党十一大上,康生仍然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的桂冠。中央党校的造反派把康生这杆大旗当作保护伞,理直气壮。康生的阴魂不散。

1977年9月3日,在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主持的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有人提问: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当即表态说:刚才这位同志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是符合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的,也是和这一次十一大一再提倡的要发扬我们党的民主,健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相符合的。但是,第一,提意见必须实事求是。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第三,不贴大字报。第四,我们将大家的意见如实向中央反映。胡耀邦理直气壮地支持了大家的要求。

12月9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李公天、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带头贴出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指出康生与江青(“四人帮”)是一丘之貉。这就把康生与“四人帮”联系在了一起,揭批查运动的目标就明确了。几个小时后,揭批康生的小字报接二连三地贴了出来。中央党校是消息聚散的大本营,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级别的学员们,将这个消息扩散各地。此后,有些地方也开始向中央报送材料揭发康生的罪行。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央党校将小字报的主要内容摘登在《情况反映》上,及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报告。

华国锋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个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可是,如果不追究康生的罪行,中央党校不能彻底清查那些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揭批查运动就无法深入开展下去。

胡耀邦同意冯文彬及党校许多干部的意见,于12月中旬连续召开了4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生、曹轶欧的罪行。冯文彬在大会最后说:“发言的同志和在座的同志都是历史的见证人。事实证明,康生是‘文革中搞破坏的罪魁祸首之一,党校长期不团结的根子是康、曹。我代表校党委宣布:康生强加给中央党校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修正主义的大染缸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全部推倒;康生在党校制造的许许多多冤假错案必须一一平反昭雪,给受害者恢复名誉。”会后,校党委决定将康生、曹轶欧犯罪事实上报,请中央审查处理。

1978年底,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他此时已调任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共603名,其中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胡耀邦把这个材料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的许多老同志看到后,无不感到极大义愤。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审理,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

揭开了康生制造冤假错案的盖子后,“文革”中被康生点名批判,被定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组织成员”以及“坚决执行十六字修正主义教学方针”的,约占全校一半的干部群众,就顺利、自然地平反解放,恢复了名誉。

此后,胡耀邦决定,在中央党校范围内,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冤假错案之害的干部平反、落实政策。从1977年夏天算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党校有步骤地、认真细致地对163个案件和1358人(包括当年的学员)的问题进行复查、平反,并作善后处理。

斯时,“文革”的思维还在延续,“两个凡是”的方针很有号召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依然高涨。怎么办?

1977年5月7日,胡耀邦在一个领导骨干的小会上说,落实政策是以事实为准,以党的政策为准,不是按照哪一个人说了怎么办。这不涉及对中央哪一个同志信不信任的问题。这时,胡耀邦明确提出了要以事实为依据处理案件、落实政策的思想和主张。

胡耀邦首先提议在中央党校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领导小组;接着设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门进行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工作。组织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员,从一个个案例抓起,像解剖麻雀一样,以点带面。

在中央党校有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1964年,康生把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诬陷为跟毛泽东讲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整,开展全国规模的大批判,株连了很多人。党校一位老干部就为此被留党察看两年,“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开除出党。在为这位老干部进行甄别工作时,意见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这位老干部在“文革”中被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1964年定的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领导的。

问题摆在了胡耀邦面前。胡耀邦说:毛主席一再说过“有错必纠”嘛,为什么“文革”前的问题不能甄别呢?看看定下的案有没有错嘛!坚持实事求是嘛!他坚定地提出,我看不管是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定的,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就要平反。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央党校临时党委决定再设一个落实政策办公室即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那个1964年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老干部,后来也得到了平反。

在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推动下,中央党校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实践。

当时,中央党校落实政策的情况很快传到中央和地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耀邦也从中获得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直接经验。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否定“文革”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在大会上专门讲了一段有关党史的话:“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当年分别指的是与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三次路线斗争”。这“三次路线斗争”,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此,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实际上就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胡耀邦在党校开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和编写党史的工作,党史党建教研室成立“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12月2日,中央党校召开党委会议审议党史教学计划。党史党建教研室提出的党史教学计划草稿,思维依然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和中央文件的框框中转悠: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只讲林彪、“四人帮”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对于第九次路线斗争中的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则是“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达17年之久、又继续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黑线。胡耀邦在讨论过程中先后插话指出:“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错了就是错的嘛,部分错了就是部分错了,全错了就是全错了。”他明白地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反面材料光看文件不行,‘四人帮还有许多没有形成文件的东西,还要看实践嘛!”有些问题“当然要跳出框框”来进行研究。他还列举政治、经济、冤案错案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会上,胡耀邦明确表示了否定“文革”的态度。他说:“时间越久越看到‘四人帮给党和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的深重,把党分裂了,群众分裂了,民族分裂了。”

一个星期后,按照胡耀邦的布置,由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牵头,党史党建研究室的人参加,形成了一个党史教学的新方案。12月10日,中央党校召开党委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胡耀邦讲话说,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方法论。如果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的。他进一步强调指出,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

根据胡耀邦的指导意见,1978年1月18日,在吴江的主持下,形成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草稿)》,对“怎样进行研究”明确提出了两条指导原则:一、“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坚决反对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抛弃原著的精神实质,摘取片言只语,实用主义地加以运用,以及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将马列和毛主席针对某些具体情况作出的指示,搬用于根本不同的情况等做法。”二、“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指导下,以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为标准,也就是以社会实践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若干问题(草稿)》还说:“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这样地研究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实现思想大解放的重要环节之一。”并强调“我们应当用毛主席一向提倡的延安整风精神和科学态度,摆脱有关个人利害得失的种种考虑,敢于触及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和一切被实践证明为谬误和片面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如实地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包括个人的经验教训在内)”。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必定要涉及到与刘少奇的第九次“路线斗争”。为了搞清楚这些强加给刘少奇的一系列罪名,《若干问题(草稿)》起草小组找了一些知情的学员了解情况。最后查明,诸如“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问题,都是不成立的。至于所谓刘少奇的“黑六论”等,研究小组认为这是党内的不同认识问题,也不再提起了。因此,起草小组虽然还是延续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但肯定了毛泽东的路线17年“始终占着统治的、主导的地位”,断定刘少奇路线到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已告结束”,这就大大减少了所谓“刘少奇路线”的政治分量。在形成文稿正式铅印时,起草小组又去掉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扣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的3顶帽子。这是一个突破中央文件框框的破冰之举。

1978年1月20日,已经到中央组织部上班但还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了这个《若干问题(草稿)》,肯定“路子是对头的”。他说,此稿“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万字,可以扩充到3万字。”

中央党校在胡耀邦指导下,将这个《若干问题》数易其稿,扩展到4万字,最后由胡耀邦审定,作为党史教学的“讨论提要”,发给全校800多第一期学员和几百名教职员,热烈讨论了10天。由于坚持“四不主义”,大家思想活跃,各抒己见。对于研究党史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实践标准,大家都十分注意,认为应当如此。许多学员从“实践检验”出发,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如“对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何评价?”“怎么把林彪写进了党章?”“对九大、十大如何看?”“九大、十大、十一大对三次路线斗争的总结是否正确?”“我们这么大的党,被林彪、‘四人帮几个人搞到崩溃的边缘,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路线有没有问题?”。

对于讨论中对刘少奇评价的变化,学员们反映非常强烈。有的问:“为什么给刘少奇摘掉了‘三顶帽子?”“为什么只剩半顶了?”有的问:“是不是中央有什么新精神?”有的问:“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还作不作数?”甚至有人当面质问:“谁给你们的权力?”也有个别学员提出:“说刘少奇是叛徒,证据不足。”

关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学员们的议论集中在3个方面:

一、刘少奇路线的起止时间如何划分?一些学员提出:“如果说建国后就有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那么刘少奇两次当选国家主席就不好理解了。”关于刘少奇路线的结束时间,“讨论提要”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基本结束了。

二、刘少奇路线有哪些内容?有些学员问:“在‘文革中大批特批的东西,如“黑《修养》”“黑六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和一少”“工业七十条”,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管卡压、专家治厂、洋奴哲学、封资修文艺……为什么没写?现在应怎么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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