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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抗战名篇《论持久战》

秦章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它创作于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的1938年。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温这一抗战名著的写作过程、流传往事及世人评说,回味作品背后的点点滴滴,有着独特的意义。

《论持久战》的创作背景、经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短短几个月内,日军铁蹄在华北、华东肆意践踏,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大片国土落入日寇魔掌,无数家庭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无数同胞饱受欺凌、惨遭屠杀……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大举入侵,尤其是日军在华北、华东长驱直入、攻城略地的不利形势,许多人产生了悲观失望、丧失信心的情绪,“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然而,短短几个月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随着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军主力等捷报传来,一时间“速胜论”又迅速兴起,许多人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抗战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心理准备。“亡国”还是“速胜”?成为抗战初期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能不能回答好这个问题,关系着民族抗战的前途,也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

为了回答好这个问题,彻底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片面观点,扭转悲观、急躁情绪对民族抗战的干扰,把全国军民思想统一到脚踏实地、持久抗战并最终夺取胜利的正途上来,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

持久战的观点,其实毛泽东很久前就已经有了。1936年7月,他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具体方针。抗战初期,当正面战场连连失利时,毛泽东始终坚持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有了观点还不够,还要找到可靠的具体的实现形式以及全面系统的阐释说明,如此才能把观点转化为现实力量。于是,毛泽东开始大量地研究理论、总结经验,准备完成这一工作。

从1938年5月上旬开始,毛泽东在延安的吴家窑洞里,用了9天时间写成了5万字的《论持久战》。他写作《论持久战》,可谓是一气呵成、废寝忘食。数十年后,当时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翟作军回忆起这段时光依然是历历在目。他生动地叙说当时的情景:

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案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在躺椅上闭上眼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提醒主席睡一会,他总是说工作没搞完睡不着。就这样连着五六天茶饭不思写着稿子,睡觉时间短到不能再短。两只眼睛都熬红了,布满了红丝,面颊也明显消瘦下来。有一次,他写作入神,脚挨上了炭火盆,把鞋子都烤焦了。接下来的一天,主席病倒了,医生诊断主要是累病的,就这样主席吃过药休息了一天。但睡醒后又坐到桌子前,一手撑头,一手执笔写起来。大概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我送到清凉山解放出版社去印校样。后来才知道主席这些天写的原来是《论持久战》。

两三天后,出版社送来第一、二部分清样,毛泽东又立即亲自进行校对,并写信给出版社的同志说:“第一、二部分都校了,唯有第三部分未校,请将第三部分再送来看一次。”同时嘱咐出版社的同志:“请对第一、二部分作最后的校对,勿使有错。”

1938年5月底,《论持久战》终于完成了。它的问世,非常及时地回答了抗战初期困扰人们思想已久的种种疑问,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具体的道路。

现在,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地方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供游客参观。那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小屋,即使在白天,里边光线也很暗,屋子里有一张不大的旧式木桌,一把旧椅子,桌上有一盏小油灯。毛泽东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子里,写下了《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讲述了什么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他首先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谈到:“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的双方存在互相矛盾的许多特点,基本的特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一个特点,“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一特点。

接着,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他着重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和相持阶段中敌我斗争的形势,提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这是一个极其精准的预测,准确描绘了中国抗战的前途和进程。

不仅是揭示了方向和阶段,毛泽东还阐明了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作战形式等。他指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他进一步明确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他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阐明人民战争思想,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首次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他在最后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论持久战》中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宝贵思想就像一座灯塔,在黑暗中为全民族的抗战照亮了前行之路。

《论持久战》的传播及影响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长篇讲演。这是《论持久战》思想的第一次亮相。很多听众马上就感受到了这一作品的力量。陈云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这些理论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讲演结束第二天,陈云就向毛泽东提议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7月1日,《论持久战》在《解放》杂志第43、44期(合刊)上正式发表。

随后,中共中央又作出正式出版《论持久战》的决定。延安当时很缺纸,就设法从国统区搞来一些,负责排字的同志、印刷工人日夜加班排字、印刷,很快《论持久战》印成了书。由于当时条件太差,印书的纸不太好,印出来的书并不太结实,但毕竟可以大批发行了。刚刚印出的《论持久战》封面上,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同时还印有他亲笔写的一句话:“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徐特立,当时担任八路军驻湘代表,在接到《论持久战》一书之后,立即在长沙大戏院向湖南各界群众作宣传演讲,尽管天气酷热,大戏院还是被听众挤得水泄不通。

不仅在共产党内,就是在国民党上层,《论持久战》也有广泛的影响。据程思远回忆:“《论持久战》刚一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转述给蒋介石,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值得一提的还有国民党军将领陈诚,该人黄埔出身,恃才傲物。当时,周恩来曾向他介绍《论持久战》的思想,并送了他一本《论持久战》,他却认为这是共产党的炒作,不屑一顾。直到1938年底武汉、长沙沦陷,抗战形势的发展确如毛泽东的预见,陈诚才深切感受到抗战的艰巨性。于是,他重新找来《论持久战》仔细研读,被书中精辟的分析和科学的预见深深折服。他结合战例在书上写了许多批注,并邀请周恩来到湖南衡山给军官训练班的学员讲授《论持久战》。据说,这本陈诚批注过的《论持久战》,至今仍存放在台北陈诚私人图书馆里。

为了让《论持久战》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影响,让世界人民深入了解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党组织决定将该著作迅速译成英文传播出去。几经周折,这项重要任务交到了一位名叫杨刚的女地下党员手中。

杨刚当时20多岁,公开身份是《大公报》驻美记者,深受周恩来信任。美国著名女作家埃米莉·哈恩是杨刚的好友,当她和自己的爱侣精通英文的出版家邵洵美得知杨刚将冒着生命危险,翻译一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抗日著作时,他们决定将杨刚接到他们在上海的寓所,帮助她完成该书的翻译。当时,上海已经被日军占领,从事抗日书籍的翻译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翻译过程中,邵洵美为作品的思想深深折服,他在自己主编的《自由谭》杂志上撰文赞叹道:“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决不是偶然事也。”这段评论《论持久战》的文字很珍贵,反映了该书早期读者的切身感受。这些优秀的翻译家在一起研读原著,字斟句酌,切磋译文,力求原原本本地反映作者的思想,不久就完成了翻译和定稿。经党组织批准,邵洵美又承担了译稿出版及印刷工作。接受这个光荣任务后,邵洵美深感责任重大,他夜以继日地在印刷厂看稿、督促印制。两个月后,第一批500册书终于印成。为了把书尽快发行出去,他们又秘密运用自己的关系,冒着被日军发现的危险,每日出去“暗销”。一本书的翻译出版让这些年轻的充满热情的心灵走到了一起,为这部书的历史留下了一段感人的注脚。

就这样,这本薄薄的32开小册子,不断辗转传播,被在上海的外国人一直带到国外,引起了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的广泛关注。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都有这本著作,斯大林办公桌上也有俄译本的《论持久战》。当时力主支援中国抗战的史迪威将军只看了《论持久战》一遍,就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通过这本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于是积极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并建议向中共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

甚至在日本,《论持久战》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战败投降后,日本国内有一种声音就认为强大的日本之所以战败给贫弱的中国,就在于《论持久战》提供的高明战略。为了探寻该书的奥秘所在,日本有关方面还组织了一个半官方的《论持久战》研究会。

王明和《论持久战》

和绝大多数的赞誉和推崇相比,王明对《论持久战》的傲慢态度却颇值得玩味。《论持久战》在延安出版后,中共中央在1938年7月初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但王明却借口作品太长不予登载。于是,中央再次致电要求其分期刊登该著作,但王明仍不予理睬。王明为何要采取这样的态度?他晚年曾辩解道:“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这完全是一种曲解,看得出他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所持偏见之深。然而真理的力量是压制不了的。首先是党内很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老看法,很多人原来都觉得毛泽东是军事人才,在理论上要差一些,但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了解到毛泽东原来在理论上也有着极高的造诣,是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这样一来,党内对毛泽东的认识更加全面了,对他也更加尊重了,这为后来彻底揭穿王明自封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骗人幌子创造了条件。

在共产国际那里,《论持久战》这本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污蔑这本书,王明暗中密告共产国际,说该书的观点存在原则性错误。可是当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真正读过这本书后,反而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论断充满了赞赏,因此更加鄙夷王明的为人了。在到底该由谁担任中共领袖的问题上,经中共中央赴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详细解释,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他还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论持久战》是“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这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1938年7月6日,在中国抗战爆发一周年前夕,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头版位置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明了苏方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支持。王明本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妄图贬低毛泽东,其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一篇用9天时间一气呵成的5万字长文,能够产生这样广泛而巨大的影响,是很罕见的一件事。这再次向我们揭示出思想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时至今日,《论持久战》仍然具有极其旺盛而广泛的生命力、影响力,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军事院校必修的教材,给后人留下了极富启迪的思想源泉。

为了传颂《论持久战》,一批作家、诗人拿起笔,对著作及著者进行了热情的讴歌。著名诗人卞之琳创作于1939年的《〈论持久战〉的著者》一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诗中写道:

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

如何摆星罗棋布的战局?

如何犬牙交错了拉锯?

包围反包围如何打眼?

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

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

你是顺从了,主宰了辩证法。

如今手也到了新阶段,

拿起锄头来捣翻棘刺,

号召了,你自己也实行生产。

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

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

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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