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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交往

尹家民

回顾鲁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交往,也许会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鲁迅,对他更加推崇和尊敬。

“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

1936年4月下旬,党的地下工作者、文化人冯雪峰,受党中央、毛泽东的派遣,从陕北瓦窑堡来到上海,找到了鲁迅。鲁迅热情地欢迎他,一面同他亲切握手,问寒问暖,一面置酒为他洗尘。考虑到他刚来,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便于交谈,鲁迅特地把他留住在自己的家里。

冯雪峰来上海之前,周恩来和张闻天都找他谈过话。冯雪峰曾经在江西瑞金同毛泽东相处过一些日子,毛泽东知道他同鲁迅有过许多接触,所以临行前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特意约他交谈。毛泽东情绪高涨,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

冯雪峰谈了鲁迅的近况,和鲁迅对苏区的关注,毛泽东不无遗憾地表示:“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

在当晚的交谈中,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说鲁迅读过他的诗词,认为诗词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鲁迅家中,冯雪峰滔滔不绝地讲着红军的英勇事迹,也讲到苏区对鲁迅的信任和期待,鲁迅认真地听着,后来还请美国来华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人来听,想把红军长征的事迹报道给国外。冯雪峰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不屈不挠的斗争故事,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鲁迅也沉浸在故事中,显得异常兴奋。他时而躺到床上,时而又站起来,踱到贴近窗户的书桌前,然后侧过身子对着冯雪峰,一只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夹着香烟的手,情不自禁地说道:“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看得出,这是他发自心底的真诚的意愿。

其实,鲁迅对红军和共产党的消息一直十分关注。

1930年冬至1931年秋,国民党向苏区连续发动了3次空前规模的“围剿”,鲁迅闻讯心情沉重。后来,这些“围剿”被红军一一打退。这种消息,当时的报刊都不准登载,战区以外的人很难知道。但左翼作家如茅盾、冯雪峰等不久就从地下党那里获得了真实的情况。一天,冯雪峰、茅盾到鲁迅家里商谈“左联”的工作时,把实情告诉了鲁迅。鲁迅听后情绪激动,喜上眉梢,但他立刻又收敛了笑容。他问冯雪峰:“老蒋八九月份在江西又吃了个败仗之后,现在有什么动静么?”

冯雪峰思考了片刻,说:“今年老蒋对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3次围攻,都败得很惨,看来今冬不会再有行动了,明年春天说不定会有大仗打。”鲁迅这才十分快意地笑了,说:他们在报纸上天天大喊朱毛如何如何,看来朱毛真把他们吓坏了。

鲁迅关注着红军的动向。终于有一天,史沫特莱带来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鲁迅的一颗心放下了,他情绪有些激动,展纸研墨,起草了一份电文,电文中写道: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叫许广平把电文重抄一遍,然后请史沫特莱从国外转发给陕北的中共中央。

延安正是收到鲁迅的电文,才派冯雪峰启程赴上海的。

鲁迅在与冯雪峰的交谈中获悉,陕北军民面临着许多困难,诸如医疗条件极差,药物供应不上,粮食紧张,吃不饱,甚至连食盐也吃不上。而中央的领导同志,常常彻夜不眠,靠吸咽提神……鲁迅深感不安。有一天,当冯雪峰来向他还一笔款子时,鲁迅就决定用这笔款子去置办一份礼物,然后通过“内部交通”送到陕北去。这位“内部交通”当时就去上海南京路代鲁迅选购了6罐“白锡包”香烟和20条围巾。为了避免敌人注意,在上火车去西安的前一刻钟,他才迅速跑去买好火腿,装入大旅行袋中,直奔繁杂的上海北站,然后乘车远去西安。

另外,恰好这时,由鲁迅呕心沥血,抱病亲手编校的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刚刚印出。鲁迅觉得它是革命者的遗物,也是自己费了许多周折才编成的,弥足珍贵,当即就拿出两本,亲自叮嘱那位地下工作同志说:皮脊的那一本是送给M的,另外一本蓝绒面的是送给周副主席的。“M”,是他对毛泽东隐秘的尊称。

礼物终于送到了陕北的党中央。后来有人在延安提及此事,毛泽东乐呵呵地说:“我晓得了。”

毛泽东对鲁迅文字的喜爱,溢于言表。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延安,他多次同鲁迅的学生冯雪峰交换读鲁迅著作的心得。他购置的一套《鲁迅全集》经常摆在案头,即便是在敌军兵临城下、机关撤离延安时,也舍不得丢掉。他在多篇报告和演讲中引用过鲁迅的文字。在延安一次纪念大会上,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一连用了5个“最”字论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熟悉鲁迅著作,能背诵好多首鲁迅的诗。他在晚年治疗眼疾时,当得知为他主治的医生叫唐由之时,他立即联想起鲁迅的诗《悼杨铨》,并顺口诵出:“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并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默写出来,赠送给这位医生。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读鲁迅的杂文。他晚年曾说,他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可惜他们在生前没有机会见面,包括周恩来等也是如此。鲁迅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没有实际交往。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曾到八道湾拜访,但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鲁迅的弟弟。周恩来也曾到北京请鲁迅到天津演讲,也不巧鲁迅外出,结果把鲁迅的弟弟请去讲了一课。

鲁迅在上海会见的第一位共产党人周志初

鲁迅最早接触的中共人物,一般都认为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他们之前是否还接触过别的共产党人,多数人都并不留意,这是因为李、陈二位名气大,行踪多有记载,与鲁迅的交往自然不会被遗忘。

然而随着近年来对鲁迅研究的深入,有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被渐渐披露,过去不曾听说的与鲁迅有过接触的人物浮出水面,他们与鲁迅的交往早于李大钊和陈独秀,周志初便是一位。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经香港抵上海。10月8日,鲁迅在周建人帮助下,从暂住的旅馆搬进了虹口横浜路景云里23号。这里位于闸北(华界)与租界之间闹中取静的一处民居,大多数是石库门式的建筑。在此居住的,除了周建人外,还有与周建人同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叶圣陶等。就在鲁迅入住景云里新居的第四天,即10月11日,郁达夫带着两个年轻人,冒着小雨,来到鲁迅寓所,介绍与鲁迅认识。细心的鲁迅在那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11日,小雨。郁达夫介绍周志初、胡醒灵来访。……”周志初的身份、简历等,鲁迅《日记》中都没有详细记述。

周志初,生于1905年,祖籍广东梅县,父亲是南洋华侨富商。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他是南洋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参加编辑该校学生刊物《南洋周刊》,任信息编辑部主任。他参加了共青团,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不久又转为共产党员。

在鲁迅抵沪不久,郁达夫就介绍并带周志初登门造访,亦在情理之中。至于这次造访的目的何在,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照例也不会展开记述。但根据种种迹象分析,恐有以下几种可能:1.周志初出于对鲁迅的敬仰,且自己有文学爱好的情结;2.是否是郁达夫提议约请鲁迅也为《民众》旬刊撰稿,周志初以旬刊代表身份出现;3.也许是中共江苏省委得知鲁迅抵沪,试派周志初与鲁迅建立某种联系,因为党与鲁迅的联系在广州早有先例。当然三者兼而有之的动机也可能存在。但无论如何,周志初是鲁迅至沪后,接触的第一位共产党人,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译笔”

1931年,鲁迅结识了瞿秋白。瞿曾任党的总书记,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被排斥打击,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和文化工作。瞿秋白精通俄文,早年作为记者游历苏联,采访过苏联各界人士,也见过列宁,著有《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介绍苏联社会情况。他翻译了大量苏联政治文艺论著,是中共高层领导中难得的熟悉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人。他很有文采,长于写政论时评。鲁迅和他认识之前就读过他的文章,还托人请他翻译过长达两万字的论文,称:“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译笔了。”

瞿秋白对鲁迅倾慕已久,他在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小说《毁灭》后,写信给鲁迅,就翻译理论、中国语文改革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译文中的几个欠妥之处。他的语气很诚恳:“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地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得信,非常高兴和感激,立即回信,虚心接受了瞿秋白指出的错误,并把他们的通信拿去发表在刊物上。经过这样认真诚恳的商讨,两人的距离拉近了。鲁迅感到自己找到一个知音。所以他们认识后不久,1932年11月下旬的一天,瞿秋白第一次到鲁迅家避难。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到鲁迅家时,鲁迅因母亲生病,回北京探望去了。许广平便将自己的双人大床让出,让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的大房间住下。11月30日,鲁迅回家。瞿秋白与鲁迅先前已经见过面,交谈甚洽。又见友人,不胜欣喜。

在两人交往过程中,瞿秋白系统阅读了鲁迅的作品,了解鲁迅的思想品格,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长篇序言,高度评价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业绩。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鲁迅一直把瞿秋白当朋友和同志看待。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章,编书刊,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战斗友谊的纪念。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达了对这位共产党友人的敬重。

后来瞿秋白告别鲁迅,到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开始,留守苏区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入狱。他化名林其祥写信给鲁迅,请鲁迅设法营救。鲁迅立即参加了营救活动。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很快就暴露了,不久英勇就义。鲁迅闻讯,极为悲痛,说:“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同时也表达了对黑暗政治的愤恨:“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直到去世,鲁迅对瞿秋白的死都不能释怀。他花钱把瞿秋白的书稿从书局赎出,编辑瞿秋白译著《海上述林》,抱病校对,并且不惜工本,拿到国外印刷,出了皮脊麻布面金顶的纪念本。

“我留在中国,还能坚持战斗”

1930年5月7日晚上,鲁迅应约去同一位党的主要负责人见面,说有要事商谈。地点就在西藏路爵禄饭店。鲁迅从景云里家中出来,一路走,一路想,此人会是谁呢?

这天夜晚,上海少有的晴朗。

鲁迅来到爵禄饭店,店内摆设讲究,人来人往。倒是个适宜的秘密约谈地点。鲁迅按指点推开房门,只见一个高高大大的人迎上前来,边握手,边自我介绍说:“我是李立三。”

李立三,鲁迅是知道的,他是共产党的著名人物,正在主持共产党中央的工作。对于中共如此重要的领导人约见他,还是有些意外。

交谈中,李立三说明了此次约见的意图。原来,他想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他想请鲁迅发一个宣言,拥护他的这一主张。他举了大概是法国革命作家巴比塞的例子。巴比塞曾公开发表宣言,影响很大。希望鲁迅也能这样做。同时,他也想请鲁迅亲自参加他的冒险计划,他对鲁迅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并表示要发给鲁迅一支枪。

鲁迅一时作起难来。对于李立三的这种冒险主张,他很是担心,因为自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中国革命已转入低潮,许多共产党员、革命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已惨遭杀害,目前大规模的逮捕、监禁和杀戮还经常发生。他不赞成这种自杀式的拼命。但他又说的很婉转,拿笑话说正事:“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李立三也笑了,自然不好再勉强鲁迅参加他的行动。不过他还是希望由鲁迅出面写些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像巴比塞一样。

这对于鲁迅来说是很容易的,但他也有顾虑:“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住下去了。”

李立三是有名的快人快语,接过话茬就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

鲁迅不愿做如此轻率的事,说:“叫我离开这个城市,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于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呢?我留在中国,还能坚持战斗。”

话不投机,李立三只好对鲁迅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

鲁迅辞别了李立三,离开了爵禄饭店,心事沉重地往回走。他不赞成像李立三那样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机械地照搬国外的经验的做法,此时的共产党应该隐蔽斗争,积蓄力量。他后来把这种想法与冯雪峰、胡愈之等共产党人谈过。

1932年年底,一个党内同志送来消息,说瞿秋白和杨之华在鲁迅家避难已有些日子,外面亦有了风声。而且敌人得到消息,知道瞿秋白已经到了上海,正在到处追捕他。若再住下去,恐怕凶多吉少。再说鲁迅自己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处境也十分艰难。因此,党组织决定让瞿秋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约定当晚瞿秋白夫妇做好准备,党内将另派一位同志来鲁迅家里把他们接走。

吃罢晚饭,鲁迅和许广平一边亲切地同瞿秋白夫妇谈着话,一边帮助他们清理几样简单的行李,等候来人将他们秘密地领走。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是深夜11时左右了。正当鲁迅他们寻思怎么还不见来人时,忽然,听得轻轻的敲门声,许广平连忙打开门。

“周先生在家吗?我是X先生要我来,与X先生会面的。”

来人很有礼貌地讲出了这一套话。

许广平一听就知道他是党派来接瞿秋白出去的,马上很客气地把他请进屋里。

看得出,来人和瞿秋白是熟人,一见了面他们就开始搬东西。瞿秋白和杨之华是过惯地下生活的人,他们除了几本书和几件换洗衣服外,别无所有了。行李不过是两个小包袱,他们提了就走。

鲁迅站在一旁,看着党派来的这位年轻的同志跟瞿秋白他们一起搬东西。这位同志办事果断,说话干脆,举止干净利索,头上戴着一顶“铜盆帽”,穿了一件不太合身的旧西装大衣。鲁迅本来有些话要问,但他严格地遵守着党的原则,绝不随便打听来人姓名和身份。他只是看着来人同瞿秋白夫妇讲话,自己不插一句话。

后来,这位同志觉得路途太远,要出去叫黄包车。鲁迅觉得他重任在肩,加之路途不熟,就开口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

说着就招呼身边的许广平赶快去办。

这时候,瞿秋白才指着屋主人鲁迅问那位党内同志道:“你们会过吗?”

“没有。”鲁迅和那位同志几乎同时回答。

瞿秋白就介绍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那位同志道:“这是陈云同志。”

“久仰得很!”陈云诚恳地向鲁迅表示敬意。他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鲁迅。陈云当时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多少次他在全国总工会机关等处捧读鲁迅的文章,很是佩服,没想到今天竟然来了鲁迅的家里。他本想与鲁迅多谈几句,但显然怕时间长了会出事,就要告别。鲁迅也担心地问道:“深夜路上方便吗?”

“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陈云比划着告诉鲁迅。

过了一会儿,许广平回来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

陈云只好匆匆作别,并提议以后有时间再来看望鲁迅。

“你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1932年11月,带着一条伤腿的陈赓回到上海,在牛惠霖兄弟的医院接受治疗。

这时,中共在上海的力量已遭受到极大的损失,临时中央政治局已濒临无立足之地的境况。面对疯狂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由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确地把握了文艺的政治方向,把一切具有革命倾向的作家团结在一起,极力宣传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黑暗,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要求,特别是瞿秋白对鲁迅全面而公正的评价,使他们在反文化“围剿”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共同脚踏实地地承担起对“左翼作家联盟”及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使这支队伍虽处于反动派的“黑云压城”之下,却异常活跃,生气勃勃,出版了大批革命文学作品和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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