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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父亲滕代远兼首任军工局局长

滕久昕


父亲滕代远在延安曾经兼任首任军事工业局局长。1937年12月,父亲胜利完成接救西路军战友任务后,偕同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宋侃夫、王子纲等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乘飞机到兰州。与中央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八路军代表彭加伦接洽后,冒雪乘汽车,携带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途经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在林伯渠等人协助下回到了久别的延安。不久,他见到毛泽东。父亲在《我的回忆》(未发表)里这样描述:“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感觉特别亲切,心情也特别快乐。主席先问了我一些情况,就当面要我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工作。我当时向主席声称,我做不了参谋长的工作,主席还是决定了要我干起来,参谋长前面不要‘总字,和他分管八路军和新四军。我就再没有说什么话了,表示服从命令。”

1938年1月18日,任命父亲为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电报发给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八路军前方各部队首长。从此,父亲就在毛主席和党中央身边,协助中央和军委领导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那时,毛主席都是习惯夜里办公,每天晚上11时至12时,父亲都要向毛主席汇报。他带领总参谋部各局的参谋日夜值守,随时掌握全国各抗日武装的行动与位置,摸清敌军、伪军、友军和我军4个方面的详细情况。中央(革)军委的办公地点就在王家坪,就在延水边,院内有一口自己打的水井,水井旁边有座窑洞式的院子,朱德、叶剑英等领导同志都在此住过。还有一片桃树林子,种有许多桃树。树林中安置了石头桌子和石头墩当椅子。王家坪上有个小山坡,上面有两口窑洞,一口窑洞是军委副主席、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夫妇居住,另一口窑洞是父亲居住。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军工生产更加重视,大力发展我军军事工业。3月10日,中央(革)军委决定成立军事工业局,任命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兼局长。同时,中央为他配备了两位得力助手,一位是李强,另一位是王诤,其任务是统一领导我军的兵工生产。

1938年9月,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毛主席在会议上的报告里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求整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武器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任何军队都非常重视兵工生产。我军自红军时期就有了简单的制造武器的工厂。早在1930年,彭德怀和父亲率领的红三军团就有随军的修械所编制,跟随部队行军打仗,随时修理损坏的枪械,还要修复改装从白军手中缴获的武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的兵工厂原有职工108人,长征到达陕北只剩下7人,设备只有老虎钳2台,锉刀4把,风箱1只。1936年,陕北根据地成立了延安兵工厂,有员工300多人。1938年扩大到500多人。当时,在这千百年来一向封闭的黄土高原能够听到机器的运转声,已是亘古罕见的奇迹,所以,工人们对于机器和材料,都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遇到一点废铜烂铁,都要仔细捡起来回收利用。

在延安以东约8公里的一个山沟,沟里柳树成荫,一条小溪从山沟流入延河。沟里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个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工人们上下班就听敲炮弹壳的声音。军工局的兵工厂就在小庙和附近的一排窑洞里。从外面似乎看不出什么,但是,这里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靠它带动着两部车床。窑洞里还有一台立铣和一台钻床,靠人力摇动的大轮子带动。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许多工具还要靠工人自己制作,使用的主要原材料是铁路道轨和废旧钢铁。

1937年10月,毛主席要求八路军在一年之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军工局根据这一指示提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生产方针。军工局设法从山西弄到造枪的机器、工具和材料。又从上海召来一些技术工人,并带来一些设备。兵工厂迅速扩大,军工局领导决定将厂址迁往延安西北30公里处安塞县的茶坊村。从柳树店去茶坊,必须翻山越岭,架桥过河。任务紧急,只有自己动手修筑一条路,机器设备才能运输。兵工厂的职工在政委张永励的带领下,不畏严寒与艰苦,个个干劲冲天。父亲时刻关注着兵工厂的搬迁,及时调来部队,帮助职工修路。就这样,这条路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快速修好了,工厂顺利地迁到茶坊,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对内通称茶坊兵工厂。工厂隶属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分为东厂和西厂,初创时约有职工200人。东厂为枪械修理部,西厂为机器制造部,后来还成立了引擎班、铆工班和冶金班。

1938年初,父亲将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强请到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驻地,和他谈了一次话。父亲说:“我们考虑,你可以和王诤同志一起工作,由你主持军工局的全面工作,另外,你还兼任军委三局副局长。”李强接受了任务。

李强回国后的第一个春天就是在陕北的大青马背上度过的。这匹大青马带着李强走遍了沟沟坎坎,寻找茫茫的黄土里可供生产军火的资源:陕北的棉花是硝化棉的原料,延长石油沟的石油是动力原料,黄土冈中埋藏着铁和煤矿,羊油可以用来提炼甘油,木材则可以用来烧炭……

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突然,设在宝塔山上的防空警报大钟响了。日寇的7架飞机飞到延安上空,向人群扫射、投弹,人们慌乱地跑着、叫着,延安城内黄尘滚滚。延安被炸成了瓦砾堆,人员伤亡很大。为防止空袭,延安城里的中央机关、单位、学校都于当晚迁到城外山沟里。以后日寇飞机还对延安实施了多次轰炸。父亲由于兼任延安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对于日寇轰炸他的心里十分着急,同时也为今后延安的对空警戒感到责任重大。

延安没有高射武器,这让延安的老兵工们痛在心头。东厂枪械修理部负责人刘贵福的心里更是悲愤沉痛,他与工友们议论说:“毛主席、党中央和延安人民的安全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自造高射武器,为延安的死难同胞报仇!”工人们各抒己见,献计献策,最后一致同意采用重机关枪改造高射机枪的方案。他们边想边议,边画边改,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提出了一套完备的设计方案,受到了中央军委领导和军工局的认可批准。

经过6天6夜的连续拼搏,两挺高射机枪终于装配完成了。经过试验,效果很好,连发性能良好,枪架稳定,转动灵活,符合实战要求。向军工局汇报后,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父亲和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非常激动,不停询问有关高射机枪的问题。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们也很是高兴,大家热烈地握手拥抱,在一起唱起了歌曲。当天,两挺高射机枪就配备到清凉山和宝塔山的山顶上。从此,有力地遏制了日寇飞机对延安的轰炸和骚扰,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区又繁华热闹起来。

1939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后勤部领导军工局,后勤部部长叶季壮接替父亲兼任军工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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