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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最后一任保健护士谈江青(上)

阎长贵++李宇锋



主持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杨银禄、阎长贵、

赵柳恩、周淑英

访谈对象:马晓先(江青最后一任保健护士)

时间:2006年2月25日

初到江青处

李宇锋(简称:李):您是江青最后一位护士,在江青那里一直工作到她被隔离审查,还监看了她一段,从服务到监护,这种角色转换很有意思。现在就请你谈谈有关情况。

马晓先(简称:马):我的工作是护理,做具体的事情,那么我们所接触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就是单纯的日常生活中的这点事。

就像前面她俩(赵柳恩、周淑英)说的,我们这些护士跟别的护士不一样,什么都管,超出了一般护士或一般保健护士工作的范围。

我想起来刚进十楼(钓鱼台十号楼——编者注)时候的那种感觉。感觉什么?就像在电影里一样:她起床,打铃。一听到铃声,护士就赶紧给她静悄悄地递杯子漱口,递体温表量体温,服务员就赶紧送开水,秘书就赶紧准备办公的文件,厨师就赶紧准备饭菜……就这一套吧,只要这铃声一响,十楼的人员整体地就动起来了。

当然,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挺好,互相配合,特别默契。我主要是接小赵(赵柳恩,马晓先的上一任)的班,交接班特别细。实际上,大事真的不多,但是细小的事特别多,而且往往出事还都出在这些细小的事上,这些事可能在别处不算什么,但是一到这儿真是可以上纲上线成为政治性的问题。而且我在的那段跟她们在的时候还有些不同,小周(周淑英)她们在的时候生活护理工作可能更多一些,我在这段感觉生活护理上没有特别苛刻的那些了。

赵柳恩(简称:赵):别的呢?

马:其他的都一样。

在这儿工作,汪东兴给我交代的就是:你只要组织上服从,把工作做好,不要多跟你们保健处领导汇报,也不要多给家里打电话,不要跟家里说,给单位领导也不要写条子,有事就直接找我和张耀祠。

我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你让我在这儿我就在,你不愿意让我在这儿我就走,随时可以。另外我来这儿之前有个思想准备,知道这儿工作难做。因为那时我已经照顾了李讷一年多,从李讷怀孕之前那次发烧我就开始照顾她,包括她怀孕以后整个孕期的护理、用药,还有产前的准备,这些都是我给照顾的。产后的恢复期,吃中药的调理,都是由我来护理的,直到她请了阿姨三四个月后我才离开。

从李讷那儿出来以后没多久,由我们的保健处长陪着,汪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到江青那儿工作。我说我爱人得了急性肝炎,全身都是黄的,真不适合到那儿去,要传染上这个责任怎么负啊?不要说我了,你组织上也得负责任啊!汪主任一听也有点害怕了:“那就算了,算了,我再找吧!”过了一个多礼拜,他又把我叫去了(这次陪我去的是傅成舟,他是我们的副主任),说你还就得去,她的条件:第一护士要科班出身的,第二要脾气好的,再就最好生过孩子的(因为对孩子要有耐心啊,对她照顾也得有耐心)。汪说你挺符合这些条件的。汪东兴说:“现在就需要你去她那儿。”我还在那儿嘀嘀咕咕呢,汪特别生气:“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你是共产党员不服从组织分配?”我说我服从是服从,可思想上不通啊!他说:“你思想上不通没关系,只要组织上服从就行。”

当时我没办法,就去了。第一印象我的记忆很平淡了,就是和她见个面,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像没说别的,连手都没握。

说实在的,在她那儿工作,我们很看重她的睡觉,只要她睡好了觉,我们大家都高兴。早上起来我们问她睡得怎么样,她说“还行”或者“还马马虎虎”,这马马虎虎也行了,她只要睡好了,脸上的表情就觉得还好。回头一跟其他工作人员说,大家都觉得挺高兴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走廊里铺的地毯,因为下面是地板,走起来难免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忘了是哪位工作人员,在地毯上用粉笔画了不少圈,标出有响声的部位,我们走的时候绕过那个圈不走,走空隙,怕响了以后又影响她睡眠。

我的脾气应该说是比较急的,但在她那工作你得又急又不急:她一打铃,你就得到,不快不行,不能让她打个两次三次的;但你走太快了就会喘,那又不行。我们就先走快点,等快到她面前了,定定神,平静平静,再进去。所以当时精神状态比较紧张。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当时我还有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生活习惯。老感觉特别累和困,最困的时候,我记得赵柳恩跟我交班,看着那些衣服,看着看着我都打瞌睡了。小赵说你不能打瞌睡,我说我都困得不行了。她就给我抓一大把茶叶放在玻璃杯里,加一点水,也就刚漫过茶叶,她说你喝点这个,半个小时就好。那个茶水特苦啊!别说,真的过了半个小时就挺精神的。以后我就有这个经验了,一困的时候我就照着她这个方法去做。

我们的工作当然是根据江青的生活习惯来安排,一般等她上床睡了,也早上五六点左右了,但这时候人一般很清醒啊,你说怎么办呢?你要说不睡吧,第二天要接班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就拉上窗帘,吃上安眠药就睡了。那时候我把所有的安眠药都吃了个遍,没有我不吃的。过去我一觉睡六七个小时,醒来后头脑特清醒,工作效率也很高,后来在那儿我感觉生物钟全乱了。

在那儿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都不能落下文字。所以我们交接班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什么时候该打什么针,哪个药该停了,我们都是口头交班,不能做什么记录。甚至萝卜吃了半个,那半个在冰箱里边,哪些毛巾、衣服在洗衣房,哪些没用过,在哪里放着,都得交代特别清楚。这些都是汪东兴,还有我们管护士工作的领导要求的,不许写日记,不许记文字的东西,因为要防止泄密。

我在江青那儿工作几年,我爱人一点儿都不知道。后来,都到了主席病危那时候了,有一次,我在家睡觉,江青那里来电话催我回去,我急匆匆唠叨了一句,他才猜出来我可能在江青那里工作。

当初我是生完女儿去她那儿上班的。女儿是3月份出生的,我是9月份到她那儿去的,歇了没几个月就到她那儿去了。我们都是一个礼拜回家一次。我在江青那儿干了三四年(包括后来对江青的监护),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我们根本不顾孩子,不顾家,什么都不顾了。有一次,我孩子感冒发烧流鼻血,嘀嗒、嘀嗒地流,我也顾不上,回来后看她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你想我会有什么感觉?把孩子弄起来洗洗擦擦,弄个饼干盒子放在暖气上,让她醒来以后有吃的。跟我在一块的护士说:“你怎么敢这样对孩子啊?”我说怎么办呢?我又请不起保姆,只能把孩子锁在屋里。我出去的时候就听孩子叭叭踹那个门,听着,听着,心里真是难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旁观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的关系

李: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的关系密切么?

马:在江青的心里,挺在意张春桥的。她在意的最早的是康生,后来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她要看电影就叫他们两人来,因为王洪文他自己有个屋子专门看电影,他老在家里看。

还有江青吃饭的时候谁都不能在那个地方。午饭前吃安眠药,吃完就睡觉。晚饭的时候,她就不像中午的时候那样,有时吃完晚饭就要去开会。我经过一次,她吃饭的时候把张春桥给叫来了,又让我到程师傅那儿给他准备一套碗筷。我想真不容易,因为她吃饭的时候不能旁边有人,不能旁边有嚼饭菜的那种声音,只能是放音乐或者是特安静。但那次张春桥就坐在她对面和她一起吃饭。他们是怎么分的菜我就不知道了。他们一直在谈事。

杨银禄(简称:杨):大概是开九大前,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他写了一部分给主席看,主席看了后不满意,让江青跟陈说你写的这个不行,不合口味,他们两个就吵起来了。他们两个吵的时候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没吭声,事后江青把他们两个叫到十楼,剋了一顿:“我是传达主席的意见,陈伯达还想绞缠绞缠,你们两个在那儿连个屁都不放,回去写检查!”张和姚真写了检查。

李:这个检查长吗?

杨:过我的手了,但我没看什么内容。就一两页,不太长。

马:在我们印象里面,一般张春桥不露什么表情,姚文元邋里邋遢,有时一边走一边穿衣服,衣冠不整。

王洪文有服务员,有护士。那会儿主席确实给他提供了非常非常优越的条件。王洪文是花花公子,根本不像党的副主席。

杨:张春桥、姚文元的秘书、警卫都是我们警卫局派的,不管从哪儿来的都是从警卫局中办那儿审查过来的。唯独王洪文的秘书、警卫是从上海带过来的。

主席逝世前后

马:在主席逝世前后江青有些事说一说。

从1976年8月20号起,主席身边有一个比较强的抢救小组在那儿值班,这个期间江青也经常去看看主席,她到底是怎么看我不知道。在这期间江青跟那儿的大夫说:“是不是给我也详细地查查身体?”大夫不敢违拗她,包括耳鼻喉科、口腔科全身给她查了一遍。

江青还告诉主席身边护士说:“你们要学会给主席擦汗。”

9月2号,就是主席去世的前一周,我们跟着她去大寨了。1975年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她去过一次,还在虎头山挖了一个备战沟。这次到大寨后她又去看,发现填平了,她特生气,把郭凤莲叫来,批评郭说:“你们落后了,你们骄傲了!”郭凤莲说:“我们挖好了涵洞,备战的时候可以当作防空洞,平时水涝的时候可以排水。”1975年她到大寨主要是照相,照了好几张她戴头巾拿锄头、铁锹的劳动照片,还有和群众一块捆玉米什么的照片。那次她是照相热。此外,还骑马什么的。这次到大寨,她知道主席病重了,没有骑马、照相什么的。9月5号,值班人员就接到了要我们返京的电话,大家就坐火车从阳泉赶往石家庄,到石家庄以后我们又坐飞机到北京,一共20多分钟的航程。

还记得在主席去世前,具体时间就搞不清了(校订者按:1976年8月28日),她还跑到小靳庄,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让邢燕子、侯隽她们两个代表知识青年给主席写信,写完信以后她说:“你们可以在信封上面写‘请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当时还有一个女青年还写了一首诗也一块装到这个信封里头。她在小靳庄还召开了一个群众会。

在主席整个病重期间,有一天夜里大概11点钟左右,她跑到新华印刷厂去看望地震以后的生产情况。有天晚上又去了清华、北大校园,去看望师生们。她走到那儿我得跟到那儿,所以我觉得很累。

和主席去世有关的,我还记得两件事。

主席逝世后,一个是她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染成了黑色,把毛衣什么的全都染成黑色,还订做了一套黑色礼服,一个很大的乔其纱黑纱巾,4条黑色手帕,都是乔其纱的,那种手帕因为不吸水,要是擦擦眼泪,擦擦汗很不方便。

再一个,主席去世的消息一公布,国内国外的信件不断地来。江青把这些信分作两摞:凡是写“政治局委员江青收”的放一摞,凡是写“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就放在另一摞。

以前江青跟我说过几句话,怎么提起来的也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很牢。有一次,她在我们楼的大厅跟我说:“你在我这儿工作,我是做政治工作的,是主席政治方面、国际方面的秘书。我这个人一般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到我这儿工作难道你不高兴吗?”她就这样问我。“不过在我这儿工作呀也是有风险的,到时候修正主义上台是会杀头的,不过也可能把我软禁起来。杀头我不怕,我就怕这个不死不活的把我养起来。”那阵我就是30岁左右吧,听了她这些话就觉得挺害怕的,我们都是和平年代过来的,当时没理会到这其中的真正的深刻含义,现在想想,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对于她来说早就有这个精神准备了。

参与抓捕江青

马:后来就是抓江青的事了。我记得抓江青那天是个星期四,当时江青住在中南海的二○一。那天我已经下班了,正在后面洗自己的衣服,穿着双拖鞋。张耀祠就从前面绕过来,平时一般他很少到后边来的。我说,咦,您怎么来了?我感到很吃惊。他说:“小马跟我来一趟!”一看我穿着拖鞋呢,他说:“你把鞋换一下。”我就赶紧把衣服一撂也不洗了,然后回到房间把拖鞋换掉,跟着他后边走。我也没问他什么事,但是那时候吧我的心里就意识到有事,而且也意识到事情不会小。就跟着走,我也觉得没有必要问他,因为我们多年形成的习惯是不多问。绕过走廊就到大厅的门口,他说:“你开开门咱们进去。”我一到门口呀,一看原来那么大的大厅,两边全站满了武装战士,而且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觉得这事就严重了。张局长说:“开门进去。”我就把门开了,什么都没说就进去,张局长就跟到我后面进来了。我们进门以后,看到江青在那儿半躺着,她一般办公都是半躺着,一个脚垫踏着。我就站在那儿,张局长随后就跟她说:“现在我要向你宣布一下中央的决定……从现在开始对你进行隔离审查。”宣布以后江青就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念一遍。”很短的几句话,张耀祠又给她念了一遍。她做了一下调整,就坐在那儿身子也没动,然后就低着头,但是能看得出来脑子在想,在琢磨这事。张耀祠说:“钥匙该交的你就交一下。”她说:“我交给谁呀?”“你就交给我。”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掏出钥匙来,装进一个牛皮纸的信封,然后拿订书机给订上,很从容的,然后写上“交华国锋同志收”。她自己就提出来说我要上趟厕所。张耀祠说:“你去吧!”她的厕所就在大厅的边上,她去了。这个时候张局长就跟我说:“给她准备准备东西。”我把她的衣服,换洗的,洗漱用品都给拣了一遍,拣好了给她装进箱子里,那时候因为经常往外跑干这些都熟练了,很快都收拾好了。收拾好后我就从她卧室出来了,出来一看她还在厕所,还没出来,这个时间大概得有10分钟吧。张耀祠就说:“你进去看看。”然后我就把厕所的门开开进去了。她正蹲在那儿发愣呢!我进去也没说什么,她也知道我的意思是催她。她就稍微想了想,看看我,没说什么话,然后就慢慢悠悠地起来,从卫生间里出来。这个过程我觉得她显得挺镇静,但是脑子里一直在疑惑,她脑子里一直在想问题,一直在想事情。我把大衣给她披上,她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拎着箱子。打开门,一看有一辆大红旗(我进去时还没有看到有车子),里面坐的都是我们不熟悉的人,都是警卫团的,后来才知道有黄介元、马盼秋、高云江,高云江是押送江青小组的组长。坐在里面以后我记得一边是黄介元,一边是马盼秋,江青坐在中间,我坐在拉开的中间小座上。高云江坐副驾座上。

因为那个时候天就已经黑天了,看不太清楚了,黑乎乎地就走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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