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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的爱民之问:若能爱群,国安有不强哉?

张志初++罗付金



“若能爱群,国安有不强哉?”这是少年任弼时在《爱群说》中关于群众思想的最初表述。

少年任弼时的这一思想萌芽,历经革命的风风雨雨,变成了日后中共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的智慧硕果。任弼时自16岁参加革命、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1岁担任团中央书记、39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直到46岁去世,一生都在探索着“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的历史课题。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广阔的胸襟、坚强的党性、公仆的本色,和他的战友们演奏了气势恢宏的中国共产党“合群”“靠群”“为群”三部曲。

合群:爱国必先合群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实践证明,离群者必败,合群者必胜。

任弼时诞生于汨罗江畔,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沐浴着他幼小的心灵。1911年秋,7岁的任弼时进入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读书。在这里,任弼时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着。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利用自己的所学为国家、为民族、为广大的贫苦百姓服务。也是在这里,任弼时的“合群”思想在他的文章中渐见端倪。

1915年3月,在《爱国说》一文中,他写道:“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何也?因身与国家大有关系,故宜大家保存。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吾国四万万同胞本爱身之心以爱国,一则免受外人讥讽,且不致为外人奴隶,则幸甚。”

在另一篇文章《合群说》中,他这样写道:“国者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人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小小年纪,任弼时就意识到只有与群众打成一片才有力量,把“合群”视为“强国之基”,融入群众的思想火花璨然于笔端。

1918年秋,任弼时考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17班就读。1919年春,由于明德中学的学费较贵,而家庭经济拮据的任弼时转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即长郡中学)25班就读,与萧劲光同学。

这一时期,任弼时一边认真学习,一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多方面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1918年10月,他眼见军阀混战、国家垂危,在作文《国庆纪念日感言》中不禁感慨辛亥革命后国内无休止的权争与战事,严厉抨击段祺瑞政府,写道:“以一二人之私见,竟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中国其能免于危亡乎?恐非吾之所能逆料也。”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国耻大游行。任弼时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不顾军阀张敬尧的军警阻拦,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后来,任弼时积极响应省学联组织各校学生下乡宣传的号召,写传单、编剧本、画漫画,讲、演、唱,样样都干。在家乡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一带,经常组织民众集会,宣传反日,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卖国贼,以唤起民众。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任弼时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首次认识到了民众联合的巨大力量。而这一时期,任弼时也在《湘江评论》上阅读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他认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很符合自己原有的“合群”思想,但又比自己写的《合群说》更具体、更生动、更富理论性,特别是全文最后的结束语:“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先告成功。”

五四运动的洪流,使任弼时从学校走向社会,投身到实际的斗争行列。1920年8月,他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留学俄罗斯,1922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走上了一条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合群”之路。

靠群:党的伟大力量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任弼时指出:“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

1927年,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坚持真理,代表团中央几次向当时党中央的领导者提出批评意见,抵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方针,大胆提出正确的革命主张以力图挽救党的危机。任弼时敢于坚持真理,是因为他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他的力量来自他深厚的群众基础,即反对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广大群众的力量。

湘赣边界“霹雳一声暴动”,秋收起义军何去何从?党中央一声命令,把任弼时推到了风口浪尖。当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向边界农村转移、寻找新的进军方向时,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收到了各方面传来的不利消息,并于1927年9月15日晚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当前形势是敌强我弱,条件很不成熟,决定暂时停止长沙暴动。

但这一正确决定却遭到共产国际驻湘代表马也尔的强烈反对和不满,他认为停止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逃脱”。中央根据马也尔的报告,于9月19日训令中共湖南省委执行原定计划,严厉指责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工农革命军退往山区,同时决定派任弼时作为“全权代表”,立即赶赴长沙,查明情况,改组省委,要求新的省委“执行暴动计划”,“一面命令萍(乡)、浏(阳)、平(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

任弼时代表中央于9月22日到达长沙。他详细调查了敌我情况,发现长沙城内有守敌9000人、7000支枪,而湖南省委能够动员的力量才1000多人,且大多数武器是大刀长矛。对此,任弼时冷静地分析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有人表示异议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啊!”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他坚定地维护处在第一线的指挥员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决定。他这一正确决定,不仅保护了革命的基本力量,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1929年8月,任弼时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经常深入干部和群众中了解情况,研究和解决农运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当时,我党在浦东领导的一次农民武装斗争失败后,为了反对敌人的镇压,当地干部请示省委,准备再进行一次武装斗争。虽然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但任弼时依然亲自与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及当地农民进行了认真交谈,详细具体地了解当地、当时的各种情况,通过分析研究提出了正确的意见。

曾在浦东一带做农村工作的刘晓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我认为他来了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决定,但出乎我的意料,他却提了一连串的问题要我答复。我说浦东的农民群众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情绪极高,要求武装反抗,弼时同志就问: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具体事实?要我以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典型说明。他又问了不少当时的具体情况,反复地提出了许多假定的问题来和我研究。最后他说:决定行动,还要与当地群众商量。因此他又要我邀约了与我同来的当地农民同志亲自与他谈话,了解当地当时的事物、人情、敌我力量、干部与组织情况等等。就在当天深夜,他又到我的旅馆来了。这时他和白天谈话的态度完全不同,他用肯定而带说服性的语调对我说:再来一次武装斗争的条件是不够成熟的,所以我们要取消武装斗争的计划。接着就非常具体地分析当时的情况,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决定的理由。”

在任弼时“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原则的指导下,这个地区的农运工作以做好群众工作、巩固组织、积蓄力量为主要任务,这里的农民运动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坚定维护党的团结,充分信任党内的同志,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是任弼时践行群众路线的又一卓越表现。在肃反等特殊的岁月里,任弼时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保护了一批干部。

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湘赣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都曾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任弼时从“左”倾错误的屠刀下将他们解救出来;一度受到排斥的张爱萍、张平化、王恩茂等人,在任弼时的保护下,也不再受迫害,并安排了工作。廖承志并没有在任弼时领导下工作,但也因任弼时的保护而获得了“解放”。

正因为任弼时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充分信任党内的同志,紧密联系干部和群众,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处理问题周到,抑制了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因而获得了“党内的母亲”的赞誉。

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人多势众,个人野心极度膨胀,不但公然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而且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企图对当时不明真相的红二、红六军团进行分化瓦解,又是请吃送礼,又是封官许愿,并派“工作团”到红二、红六军团“公关”。任弼时知道原委后,非常气愤,但他相信红军是听党中央指挥的,只有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才能最终克服分裂活动。所以,他特别嘱咐红二、红六军团政治部:一是让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分裂;二是红四方面军给红二、红六军团发的《干部必读》等宣传资料,一律不准往下发,因为里面有反对毛泽东、周恩来,诋毁中央的内容。在过草地时,他特意来到红四方面军中,分别找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领导人交心谈心,商讨对策,并做广大指战员的工作,使大家明白了真相,澄清了是非。他还写信给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人,表明“我不同意张国焘的那一套”,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最终促成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

1947年11月中旬,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此时,山西、河北、山东、华中等解放区土地改革普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任弼时高兴地说:“现在群众起来了,我们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支持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他带病到钱家河周围做调查,亲自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安排身边人员利用外出帮助群众干活的机会,逐村逐户调查人口数、土地数和评定阶级成分的情况,交代他们外出购物时要询问商人生意好不好做、怕不怕被没收等,然后写成材料交给他。他以这种方式,掌握了三十几个村子的基本情况。在杨家沟会议上,他主持土改组的讨论,结合自己的调研,作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发言,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1948年1月,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又作了《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分析了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方法。后来,毛泽东称赞说:“弼时同志那个文件起了相当的作用。”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华北转移。一路上,任弼时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那里。4月8日,他在伯强村还专门调研土改政策落实情况。

土改激发了农民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成为解放战争能势如破竹的最重要因素。这是任弼时依靠群众,攻坚克难,推动革命走向胜利的又一个历史见证。

任弼时的“靠群”,还体现在他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上,用群众中的典型教育群众。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包围吕梁山区云周西村,15岁的村妇联会秘书刘胡兰慷慨就义。她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在当地老百姓中广为传颂。任弼时知道后,深受感动,认为刘胡兰是个好典型,当即表态:“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第二天,他就赶往王家坪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即让警卫员摆上笔墨纸砚,奋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新华社及时播发了刘胡兰的事迹和毛泽东的题词。就这样,刘胡兰的名字和事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在各个解放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群:心中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有首歌名叫《为了谁》:“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了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党旗上的铁锤和镰刀的图案早已作了昭示,任弼时等中国共产党人也早已作了回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

任弼时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时刻想着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在残酷、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任弼时更是心系人民,随时随地教育指战员要时刻以群众利益为重。

1936年5月,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抵达滇西北高原的中甸。中甸是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县城。由于人烟稀少,红军休整扩红的计划无法实现。5月3日,红二、红六军团集结中甸附近后,当即召开连以上干部和红二军团的党团积极分子会。任弼时在会上告诫大家:“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1月26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正式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任弼时立即从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和严格部队纪律两方面,提高指战员维护群众利益的自觉性。

1937年1月30日,彭德怀和任弼时向各军指战员发出指示,强调“凡属违犯和损害群众的利益及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我们须誓死反对”,指出个别分子烧毁群众的麦子、门板,宰杀牛羊等行为“不特(但)是红军的耻辱,而且是破坏全国人民所敬爱的英勇红军的光辉荣誉”,着令各部首长及政治机关“以彻底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深入的检查各个部队中的纪律”,对群众的损失“一律估价赔偿”,并听取群众的批评挽回影响。后来,连以上普遍建立了纪律检查队,部队一到驻地,便宣传群众,和群众联欢;离开时,上门板,扫院子,向群众道谢。特别是经过友军区域时,红军秋毫无犯。群众说:辛亥革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任弼时的笔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夜间演习,群众以为部队开动,起来送,有些群众挽留我们。部队移动后,有原住地群众送东西来看我们。

抗日战争时期,动员、组织和武装全体民众参加抗战,是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任弼时将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利益视为发动和动员群众坚持斗争,实现军民合作一致抗日之关键。他提出,要使群众参加战争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使他们无所顾虑地向前,就必须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要“从各方面减轻他们自身的经济负担,减少一些捐税、地租和利息,在可能范围内改善人民生活,优待直接参加武装斗争者的家属”,这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最重要的方法。

任弼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他一直恪守的人生信条“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上也可略见一斑。

刚进北京城时,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点钱,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他的住房面临大街,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很不安静。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他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直到逝世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夫人陈琮英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孩子们的衣服不能穿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做给他们穿。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使他们有特殊感。他对孩子们常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新中国刚诞生时,他的妹妹从湖南到北京看他。临走时,想请他给湖南省委写封信,替她丈夫安排个工作,任弼时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信没有写,还做妹妹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了妹妹。

1950年10月25日凌晨,任弼时突发脑溢血,再也没有醒过来。叶剑英在他的悼文中深情地评价:“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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