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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曦:奠基我国微生态学

秦小燕

魏曦,这位从巴陵大地走出的新中国第一批中科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一生致力中国预防医学和生物制品事业的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科研成就。他成功接种斑疹伤寒立克次体;成功试制我国第一代钩端螺旋体菌苗;在中国首次开展回归热螺旋体、支原体、弯曲菌研究;首次证实恙虫病在我国存在;提出了抗生素引起菌群失调的概念并率先开发了生态制剂。他主编了《钩端螺旋体病学》《微生态学》等著作,并撰写学术论文100余篇。他对医学微生物研究的卓越贡献,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先后获哈佛大学考察团授予的“战时功绩荣誉勋章”、朝鲜二级国旗勋章和中国国务院嘉奖等荣誉。

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学子

魏曦,字东升,1903年12月25日生于湖南巴陵县(1913年改称岳阳县)一个小职员家庭,父亲在邮政局任职。1914年至1921年,少年魏曦在家乡湖滨中学读书,家乡的高山造就了他刚毅的性情,大河涤成了他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品质。中学时代他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团体,学习《新青年》等进步刊物。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波及岳阳。魏曦积极投入家乡的反帝爱国运动,与彭博璜等岳阳县旅省学生及湖滨中学青年学生一道,组成青年学生演讲团,举行集会和声援游行。晚上,他们借用“岳舞台”作募捐演出,筹款支持赎回胶济铁路主权。

那个年代,洞庭湖滨湖各县连年大水,瘟疫流行。1920年夏,岳阳城内外流行虎烈拉(霍乱)瘟疫,造成近万人死亡。目睹家乡穷苦人民贫病交加,还被洋人讥笑为“东亚病夫”,魏曦决定学医,以振兴中国医学。

1921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预科学习。1923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学习。1924年,他又重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5年改称湘雅医科大学)学医。大学期间,他经常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充任党组织信使。1926年,魏曦大学二年级时,因掩护过北伐军叶挺部队中的3名共产党员而遭到反动军阀的通缉。敌人包抄并搜查了他的岳父家,发现了他寄存在那里的一些进步书刊,致使他被学校开除学籍。魏曦在老家的父母也被迫登报宣布与这位“逆子”脱离关系。

随后,魏曦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任第四集团军警卫团三等军医,随部队转战,竭力抢救和医治伤病员。北伐胜利后,1927年他到长沙广雅中学(今长沙市一中开福中学)任教一年。

敢叩微生物神秘大门的“楞头者”

命途多舛,不改从医初衷;几经沉浮,不挫求学勇气。经过一年的紧张准备,1928年魏曦考入位于上海的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分设为上海医学院)。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紧张,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上海,他靠少量的津贴继续攻读医学。后因患肺结核,不得不辍学一段时间。但他从没有放弃对科学的追求,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和实验中。

这时,微生物学在医学上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科研者的关注和重视,一些传染病的致病菌虽然被逐步发现,但还有许多领域待开拓。魏曦对微生物学这一新兴学科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决心去叩开这一领域的神秘大门。通过潜心研究和反复实验,1933年其毕业论文《肺疽的细菌学》受到好评,并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他进入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研究医学微生物学的生涯。

1933年至1937年,魏曦在研究院的5年间,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他首次创新用鸡胚培养回归热螺旋体并研究其生活史。他与汤飞凡教授合作第一次在中国研究了牛胸膜肺炎支原体,并改进了姬姆萨染色法。在沙眼病原学的研究方面,他主张“病毒病原”说,否认“细菌病原”说。科研上所取得的多项突破性成果,使魏曦成为我国最早研究支原体的学者之一。

海外深造勇啃“硬骨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的铁蹄蹂躏着中国的大好河山,也摧毁了魏曦宁静的“科研王国”。为了能够在科研上继续突破,魏曦于1937年春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进修细菌学和免疫学。他投师于世界著名微生物学家秦瑟尔教授门下,由此明确了研究方向,进入新的研究领域——立克次体学。这时,秦瑟尔的研究生菲茨帕特里克正在进行用固体组织斜面培养法,繁殖斑疹伤寒立克次体的研究,由于几年来屡攻不下,菲茨帕特里克决定放弃这项研究。

魏曦接过这一课题后,对其方法进行了仔细观察和详细分析,决定另辟蹊径。他通过改进固体培养基的成分和改变直接培养立克次体的组织等方法,获得了成功。这项发明可用来大量生产疫苗,在当时属世界领先技术。哈佛大学嘉奖了魏曦的这一成果,授予他金钥匙。这一成果还启发了与他在同一实验室工作的恩德斯博士。后来,这位博士发明了单层细胞培养法,成功培养出脊髓灰质病毒,并在1954年获诺贝尔医学奖。1981年,84岁的恩德斯给魏曦写信回忆称,这是他们的共同大事。

在海外深造之时,得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人天共愤的罪孽,魏曦怒火中烧,他握紧拳头,狠狠砸在实验桌上,恨不能飞赴祖国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他向导师提出返回祖国的请求,导师劝他道:“你就这样中途而废,赤手空拳回去能抗击日本侵略军?”导师又开导他说:“还是忍痛留下来,完成你的学业和课题研究吧。听说日军使用了生物武器,用病毒毒死了你的不少同胞。你得抓紧研制病毒的血清和疫苗,到时候,再回去拯救你的同胞呀!”魏曦觉得导师的劝导在理,他强抑怒火留下来,将满腔仇恨化作无穷力量投入到课题实验中,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题。

魂系祖国越洋奔赴抗日战场

1939年,魏曦圆满完成学业,满载科研成果远渡重洋,迫不及待地奔赴伤痕累累的祖国怀抱。此时的岳阳已经沦陷,遭受过日机轰炸,到处断壁残垣、瓦砾遍地。这年9月,日军集中海陆空10万兵力,发动了以进攻长沙为目的第一次湘北会战。岳阳地处湘北,因而成为主战场。魏曦义无反顾地走上湘北战场,他参加了战地医疗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全力抢救伤兵。

1937年,日军违反国际公约,丧心病狂地在中国各地频繁使用化学武器,投掷毒气弹,湘北地区也未能幸免。日军第六师团曾两次向中国守军雷公山阵地施放毒气烟幕,以掩护其猖狂进攻。后又接连向五街坊、七步塘阵地施放毒气,致使我守军五十二师十二团400余名官兵中毒身亡。日军还在新墙河石岗堤防死角,利用东北风向守军阵地发射赤筒及毒瓦斯,毒死守军700余人。由于药物匮乏,特别是抗击敌毒气的生物制剂根本没有,目睹了许多战士英勇牺牲,中毒军民被活活折磨致死惨况的魏曦悲愤交加。正当他一筹莫展,苦苦思索拿什么来拯救同胞时,他接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的来信,邀他去中央防疫处任技正(国民政府时期技术人员的官职),并在昆明协助重建中央防疫处和筹建中国第一个生物制品所,为抗日军民生产急需的血清和疫苗。

魏曦欣然受命,速即赶赴昆明西山脚下的中央防疫处,在简陋而僻静的实验室里,与同事们开始了紧张的筹建与研制工作。

战争年代的科研勇士

战争年代,为截取侵略者投掷的毒菌,研制抢救无数战士生命的药物制品,从1939年到1945年的6年时间,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魏曦率队跋山涉水,亲赴硝烟弥漫的前线,在枪林弹雨中实地搜集取样。他与汤飞凡等科研同事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了中国生物制品研究和生产基地,为支援前线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期间,抗生素成为最受青睐的杀菌药物。为紧跟世界抗生素研究潮流,汤飞凡常召集防疫处科研人员在他家中举行学术交流会,研究讨论国外生物制品的发展新情况。1941年,魏曦等提出自制青霉素的想法。虽然美国发明并研究出了其提纯方法,使青霉素得以临床使用,但其具体生产工艺属军事机密,更因不同菌种的青霉素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根本无法拿到。更有许多人认为,如此简陋的防疫处,要生产青霉素有如天方夜谭。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魏曦与防疫处同仁一道,发动全体家属到处寻找“绿毛”菌种。分离菌种的工作从1941年冬一直进行到1944年春,经过上百次试验和自制设备、土法上马,终于生产出每瓶2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此外,防疫处生产研制的伤寒疫苗、天花疫苗、白喉疫苗等生物制品质量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平,不但供应了前线和大后方的需要,还支援了陕甘宁边区,也为日后支援滇缅、太平洋战区盟军作战奠定了基础。

1945年,在滇缅边境反法西斯战场上,英美盟军中流行一种“不明热”病,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国组织了一个以哈佛大学专家为主的斑疹伤寒考察团对此进行了一年调查,却一直未能搞清病因。魏曦被邀到达现场后,通过实地调查和反复实验,成功证实“不明热”病的本质是恙虫病,而非斑疹伤寒。通过针对恙螨采取防治措施,“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获得了哈佛大学考察团授予的“战时功绩荣誉勋章”。这枚荣誉勋章,现保存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1947年魏曦任上海医学院教授兼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处长。这年,他和助手用蚕蛹培养立克次体获得成功。次年,魏曦在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诚恳地要求去解放区工作,经沈其震推荐和上海地下党精心安排,他携家眷,同各地一批卓有声望的科学家一道,汇集香港,后通过海路到达大连。魏曦在新组建的大连医学院(时任院长为沈其震)任一级教授、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兼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在大连工作期间,魏曦等首创研制出的干燥牛痘苗,解决了液体牛痘苗运输中失效的问题,由此获得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科研成果一等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投掷了细菌武器,危及刚诞生的新中国。1951年魏曦毅然赴朝参加了中国政府组织的反对美军发动细菌战的调查团,并任检验队队长。他从美军投掷的细菌武器中分离出鼠疫和霍乱菌,以科学证据揭露美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因工作成绩突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不断超越的学科领头人

新中国成立后,魏曦受卫生部委派,指导和参与大连、昆明、成都、武汉、兰州等地的大型生物制品所的创建工作。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的前身,1957年调至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研究所,历任立克次体及钩端螺旋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等职。魏曦为我国独立生产品种多、质量高的生物制品花费了大量心血,在立克次体学的研究上也有多项突破。

20世纪50年代,他针对斑疹伤寒疫苗生产的关键问题进行研究,与助手范明远经过人兔交替喂养,驯化虱种,培养出兔化人虱虱种,从而结束了生产该疫苗需要人喂虱的痛苦。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在魏曦的指导下,研究人员对我国部分地区和人群进行过立克次体血清学调查,发现人畜中存在Q热、北亚热,后来均从病原学上得到证实。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年已古稀,还主编了我国第一部立克次体学专著《医用立克次体学》。

魏曦对中国人兽共患的自然疫原性疾病研究也卓有建树。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几次组织考察队考察并确定了湖北境内长江沿岸以及河北、河南等部分地区为钩端螺旋体疫源地,并提出了有效防治办法。多年来,他参与指导调查研究,发现了革氏阴性菌、阳性菌、立克次体螺旋体等引起的数十种人畜共患病。在他的倡导下,1979年在中国微生物学会内成立了人兽共患病病原学专业委员会,他任第一届主任委员。1985年,《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等创刊。

魏曦还是我国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带头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南方地区有此病流行且地区不断扩大,流行菌型也不断增加,严重危害着人们的健康。为了控制疫情,魏曦立即组织力量赴现场调查,进行菌苗试制。1954年,他趁出访罗马尼亚的机会,带回12型钩端螺旋体菌株进行研究,1958年终于成功试制我国第一代钩端螺旋体菌苗,后来又解决了副反应问题。

魏曦还是我国微生态学和微生态制剂研究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早在1950年,他就注意到了因抗生素引起的菌群失调问题。他较早地提出采取菌群调整的治疗方法,即把人体内正常菌群的成员制成活菌制剂给病人服用来补充缺乏或减少的细菌。经过近30年的积累和研究,在他的指导下,1980年开发了活菌制剂(益生素)。

他不仅是潜心科研的苦行者,也是热心科普的引路人。1981年,魏曦率代表团去日本参加第七届国际悉生生物学讨论会后,首先把悉生生物学术语和有关概念介绍到国内。他提出“悉生生物学”的译法,否定了日文“无菌生物学”的译法,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同。经他大力倡导,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学学会得以成立,《中国微生态学杂志》得以问世。他还参与主编了《正常菌群与健康》《微生态学》两部专著。1981年微生态制剂——促菌生(由蜡样芽孢杆菌制成),获得国家的生产许可。此后,十几种产品陆续问世,被应用在医疗保健、兽医养殖和作物栽培上。

从1933年到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工作开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魏曦长达56年执着地坚守和奉献在科研一线。他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组织才能和倾囊相授的作风,率领科研人员攻克一个个难题,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1953年以来,他历任中国民盟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顾问,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及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人畜共患疾病病原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中国预防医学会微生态学学会名誉主任委员。198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病逝于北京。

魏曦虽远离我们而去,但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永远激励着家乡人民和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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