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周恩来的外交点滴:“外事无小事,遇事多请示”

张兵

“外事无小事,遇事多请示”

1955年初,刚刚上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柯华就遇上了一件难以忘怀的事:一天上午,印度驻中国大使小尼赫鲁打来电话,询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电话号码,他有话要直接同周恩来总理讲。礼宾司首次遇到这样的事,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不知如何处理。柯华召集司领导商议后,决定由礼宾司一位专员出面婉言谢绝,并表示,有什么事可由礼宾司转达周恩来总理。但小尼赫鲁仍坚持己见,不要转达。无奈,柯华再次召集会议商讨,最后决定报告总理办公室。一位秘书称,同意礼宾司的处理意见。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找柯华询问,柯如实做了汇报,但他没有讲已报告了总理办公室。周恩来又追问:“你同意这样处理吗?”柯华听出周总理的不满,便主动承担了责任,说是自己同意的。并表示,如果处理不当,请周总理批评。周恩来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印度总理尼赫鲁坚持同中国友好,反对美国孤立中国。印度早在1950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毛主席很重视发展同印度的关系。去年,毛主席还亲切接见了来访的尼赫鲁总理。我当时对陪同的印度驻华大使说过,他有事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讲到此处,周恩来加重语气说,你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电话、一件小事。其实,外事无小事,遇事多请示,这是外交工作的一条纪律。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柯华讲,做外事工作可不像你在地方当市委书记,那是一方诸侯,权力大得很,许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而外交的每一件小事都疏忽不得,搞不好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这就是柯华调到外交部当礼宾司长后,周恩来总理给他单独上的第一课。到上世纪60年代召开第四次使节会议时,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正式将这一提法改为“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而“外事无小事,遇事多请示”的观念已在新中国外交官心中深深扎了根。

“两位领导人要同时到达怀仁堂”

1955年6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问中国。按日程安排,毛主席将在怀仁堂会见胡志明。为此,周恩来亲自召集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开会。他说,要通过你们的接待,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胡志明主席受到的尊重。关于两位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安排必须十分细致,既不能让毛主席站在门口久等客人,又不能让胡志明主席先期在那儿等候,要安排两位领导人同时到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的独具匠心: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一定要让全世界清清楚楚地看到中国的礼宾安排是如此的周到,这是一次提高国家和民族形象的绝好亮相机会,不能错过!但这样安排有两个难点:其一,毛主席习惯夜间工作,起居时间不好掌握,连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摸不清规律。其二,当时通讯工具很不发达,只有电话联系,连对讲机都没有,更不要说手机了。所以,什么时候请毛主席动身,什么时候请胡志明主席出发,很难准确把握。但“外事无小事”,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礼宾司的同志们绞尽脑汁,精确计算着路程距离、行车速度、所需时间等等。当毛主席站在怀仁堂门口,准备迎接客人时,胡志明主席也正稳步向怀仁堂走来。

提醒为吴努总理买大衣

1955年国庆之夜,缅甸总理吴努应邀与我国领导人同登天安门城楼,与北京市民共度佳节。联欢会即将开始,周恩来总理细心地注视了一下贵宾们,突然发现了问题。他立即喊来了礼宾司长柯华问道,你给吴努总理和缅甸贵宾准备大衣了吗?柯华顿时脸红。北京已进入深秋,天安门城楼很高,秋风时时送来寒意,来自热带的客人们身穿单衣,怎么经受得住?他非常懊悔,自己工作为什么这么粗心,事先竟然没有想到。但去哪儿找大衣呢?又是周恩来总理给他出了主意,去王府井百货大楼找值班领导,马上让他送几件大衣来。柯华刚要去办,周恩来总理又交代他,你要打量一下吴努的身材,尽量合体。当吴努总理正和大家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时,却感到“高处不胜寒”。恰在此时,一件薄呢大衣披在了吴努总理和其他缅甸贵宾身上。

这件事提醒了后来所有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工作中一定要格外细心,不要忽略任何细节。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来访时,日程中有游长城一项。美大司参加接待的同志便事先准备了几件棉大衣。登长城的那天,白天温度只有3摄氏度,没有那几件棉大衣,他们都会被冻感冒。

“座次”和“菜单”的学问

1955年,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应邀访问中国。印尼当时对华友好,拒不参加美国操纵的针对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这样的国宾来访,一定要接待好。按照日程安排,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要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外交部礼宾司协同有关单位反复推敲,后又经过几次调整,觉得宴会的座次安排和菜单的选择比较完满、合理。当礼宾司负责同志面见周恩来总理并呈上这一周密安排时,周恩来总理仔细地审阅,并提出了一些疑问和修改意见。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请了民主党派人士作陪,请他们发挥特长,做做外交工作很好。但安排好主宾的同时,必须兼顾中方陪同人员的相应安排。要避免‘一人向隅,满座不欢。”原来礼宾司的安排中,偏重考虑如何安排好印尼总理一行,对中方陪同人员的座次考虑不周,有怠慢之嫌。

审定菜单时,周恩来总理问:“对印尼客人的生活习惯、饮食偏好是否做过调查?菜单不能‘一厢情愿,一定要有的放矢。”后来菜单做了调整,让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这件事使许多参与接待的外交官,特别是礼宾司的同志受益匪浅,他们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宴请这类小事的亲力亲为的示范用意。

“字斟句酌”立榜样

1957年3月6日,曾被称作黄金海岸的加纳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中国政府派聂荣臻副总理为特使,出席了该国独立庆典活动,加方非常满意。中国代表团回国后,接到了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发来的感谢电。当时已由礼宾司长改任西亚非洲司长的柯华给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呈报了一份回电稿,回电稿经周恩来总理批复后即可见报。在退回的报批文电中,柯华发现,原电文“在聂荣臻副总理与阁下的会谈中”被改为“在阁下与聂荣臻副总理的会谈中”。这一改动,体现了对小国的尊重,也表现了泱泱大国的胸怀。

还有一次是一篇要在报刊上发表的消息稿,尽管西亚非洲司由起草人到处、司、主管部领导都已审阅,还是出了纰漏,将访华时间错写成“5天”。总理审阅后,发现实为6天,便做了修改,把住了最后一关。事后柯华表示,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这些小事上劳神费心,实属失职,他内心感到十分不安。后来,他在文件的审批上,牢记周恩来教导,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决不允许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操办临阵“调房”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越南总理范文同访华(内部)。周恩来总理原计划去机场迎接,但因临时有要事,改由李先念副总理去机场迎接并陪同至钓鱼台国宾馆。大家都知道,钓鱼台是接待外国领导人来访的国宾馆,但里面各幢楼的住宿条件并不相同。当时礼宾司安排范文同住三号楼,他多次访华,从未住过这幢小楼,虽然口头未说,但颇有些不悦。周恩来总理处理完公务,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发现范文同住三号楼很生气,便问,为什么这样安排?礼宾司负责人说,其他楼都住满了人,就连三号楼还是当天上午请陈永贵同志搬走后,才腾出来的。周恩来总理又问,为什么不住八号楼?接待人员说,江青同志住那儿。周恩来总理说,为什么不报告?最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去找江青商量,请她临时搬出去,并于当晚安排范文同总理住进了条件较好的八号楼。礼宾司负责人为此向越方致歉,并告知是周恩来总理为他们这样安排的。范文同十分感谢周恩来总理细心周到的安排。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那混乱的“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解决这棘手的问题,为国家和民族真是操碎了心哪!

“钱和主权孰轻孰重?”

1972年1月,尼克松访华的先遣组一行18人来华做技术安排,其中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齐格勒向中方提出,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记者们将通过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希望中国政府给与方便。齐格勒强调,美国和其他不少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希望能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也极为重视。周恩来总理派熊向晖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此事。会上,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称,我们决不能同意在中国土地上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周恩来总理听到上述汇报后很生气,他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现在他们的总统来了,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实况,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中国做宣传?!他当即决定同意齐格勒的请求。但我们当时没有卫星,只能租用美国的。齐格勒表示,他未经手租用过通讯卫星,估计租金会很贵,可能要100万美元。又说,其实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我们已准备好了卫星终端站,但需在有关城市建地面接收站,费用由美方承担。当熊向晖将上述谈判内容报告周恩来总理后,周恩来批评道,让你商谈租用,你一听100万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含糊。他还指示,一、请齐格勒联系为中国租用美国卫星终端站事宜;二、在租用期内,卫星终端站的使用权归中国所有,美方需向中国申请使用权并付费;三、租用费和使用费要公平合理。齐格勒听后十分惊讶,幽默地说道,我想租用费和使用费之间应该会画等号。他暗想,这个回合的谈判真是碰上了一位十分精明的对手!

打赏本站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