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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严”尚“实”: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

编者按

《崇“严”尚“实”: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是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志初同志为配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准备的辅导材料。该材料发掘了党史的大量珍贵材料,饱含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称赞“这篇讲稿很有质量”,“对当前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很有帮助作用”。湖南省领导徐守盛、孙金龙、郭开朗、韩永文批示予以肯定。本刊特刊发该辅导材料的主要内容,以期助力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在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崇“严”尚“实”的精神风范,追寻和弘扬红色基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触摸“严”的风骨

“严”是一种精神,精神是有风骨的。所谓“风骨”,就是品格气质、秉性气概。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风骨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力”:风能动在其有力,故称风力;力生于骨,有骨才有力。“严”作为共产党人的气质秉性,它的风骨集中体现在修身、用权、律己上。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这个“严”字,蕴含着理想信念、道德涵养、执政操守和清廉准则。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我们可以触摸到“三严”的风骨。

在严以修身方面,我们可以触摸到老一辈革命家信仰至上的风骨

信仰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在这方面,有3个历久弥新的问号,老一辈革命家用毕生的追求,作了精彩而完美的诠释与回答。

第一个问号——信仰什么?

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进步人士都在思考的问题。

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了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19年,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在“恰同学少年”时代,毛主席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初,毛主席在新民学会年会上,发出了“主义譬如一面旗帜”的时代强音。他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他矢志不移,执着追求。

1920年,一个叫陈望道的年轻人,在浙江义乌的家中,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翻译《共产党宣言》,人都累瘦了。端午节前夕,母亲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一边翻译着,一边蘸着墨汁吃掉了粽子,嘴里还告诉妈妈“够甜的了”。同年8月,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给在压迫中奋起、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指出了方向。

刘少奇、任弼时、蔡和森、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中,都从《共产党宣言》中汲取了营养。他们与毛主席一样,从确立信仰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第二个问号——为了信仰能付出什么?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从某种意义上说,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斐,为老一辈革命家的信仰作出了最好的注释。

1927年5月,年仅23岁的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波扬和他身怀有孕22岁的妻子陈昌甫不幸被捕。敌人将陈昌甫左手5个指头钉上竹签,想让她用右手代替田波扬在自悔书上签字,陈昌甫在纸上毅然写道:“我宁可替丈夫死,但决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夫妻二人大义凛然,慷慨赴死。

1928年3月,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的夏明翰,在临刑前饱蘸浓墨,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930年,军阀何键向关在牢里的杨开慧提出: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即可自由。杨开慧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坚守信仰到了不惜生命的境界,这样的信仰,该是何等彻底的自觉与豪迈。若干年后,毛主席对失去自己心爱的“骄杨”,挥毫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这一千古绝唱。

第三个问号——坚定信仰要常补什么?

答案就是习近平指出的,要常补精神之“钙”。这个“钙”,就是理想信念。牢固树立理想信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经常补钙。老一辈革命家,早就用实际行动阐释了坚定理想信念不会一劳永逸的深刻道理,严以修身的过程就是一个经常补“钙”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补“钙”的阳光。阳光补“钙”法,是老一辈革命家最受用的。林伯渠是我们党内在20世纪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为数不多的老前辈。在延安时他就讲过,要“活到老,学到老”,在60岁寿辰时,他还专门就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请教毛主席。

1965年,党中央、毛主席派彭德怀到三线工作。不管走到哪里,彭德怀都把毛选四卷带在身边。有人说,彭老总的脊梁是最硬的,这与他常补精神之“钙”有关。

祛病除垢补“钙”法,是老一辈革命家常用的。毛主席当年重点推荐“五个人”和“一把扫帚”。五个人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老愚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对照这五面明镜,就能找到自身的差距。那“一把扫帚”,当然不是鸡毛掸子。毛主席讲:“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与毛主席的教导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在严以用权方面,我们可以触摸到老一辈革命家公而忘私的风骨

在深情回眸、研究党史时我们发现,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能严以用权,是因为他们有“三个最懂得”。

一是最懂得权力是什么。权力是把双刃剑,既能为民造福,也能以权谋私;权力还是易碎品,既要谨慎使用,又要小心呵护。1982年,当胡耀邦得知侄子胡德资被岳阳某工厂招工后,立即将其唤回乡村,他现在仍然在家老老实实耕种农田。

二是最懂得权力是谁给的。毛主席多次告诫全党:“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毛主席又强调: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为人民服务,绝不允许为亲友谋取任何私利。

新中国刚成立,毛岸英给表舅向三立写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信,就一亲属“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表示“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信中写道:“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他还解释说:“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这封信不仅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权力观作了准确而透彻的诠释,更为共产党人如何在私情面前正确行使权力给出了答案。

三是最懂得权力如何行使。罗荣桓曾告诫一些高高在上、搞特殊化的领导和机关干部:“不要以为你很高,这种高是因为你骑的马高。下了马,该多高还多高。”老一辈革命家个个劳苦功高,权力都不小。但他们行使权力时,至少坚持做到以下“三用三不用”。

——公用而不私用。千里长江,险在荆江。1952年4月5日,在党中央、毛主席决策下,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动工。毛主席亲笔题词“为广大人民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经过30万军民日夜奋战,75天后便胜利竣工。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如此短暂的建设时间,让全国振奋、让世界惊叹。

毛主席急百姓所需,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1958年6月30日,他从《人民日报》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后,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送瘟神》。第一首写旧社会的凄凉: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第二首写新社会的壮举: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毛主席用权,总是出以公心,永远都是和劳动人民心连心的!

——苦用而非乐用。真正的重大科学决策都是极其痛苦的过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围绕中国出不出兵,党中央决策非常艰难。连续几天,毛主席彻夜难眠。他知道中国出兵援朝面临的困难,当会上大家把这些困难摆出来之后,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不管怎么说,别人要亡国了,我们站在旁边看,心里也难过。”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第七舰队已开进台湾海峡,朝鲜战火已燃烧到鸭绿江畔,我们一旦袖手旁观,就会被动挨打,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就难以巩固,苏联也会减少对我们的援助。经过一番痛苦的权衡考量,毛主席最后做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1937年10月,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是“老井冈”中留下来的将领。如何处理黄克功?鉴于此事造成的恶劣影响,毛主席没有为这位曾经的革命功臣动用“特赦权”,而是痛下决心,“挥泪斩马谡”,最后依法将黄克功处以死刑。

——慎用而不滥用。1933年5月,时任湘赣边区省委书记的任弼时,了解到当地肃反扩大化的情况后,决定成立肃反裁判部,严格核实肃反抓捕情况,并在省委会议上严肃指出: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随便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经过认真调查,他把张平化、王恩茂等一批同志解救了出来。

1939年10月,罗荣桓率部向鲁南转移时,接到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的苏鲁豫区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立即命令苏鲁豫支队立刻停止捕人杀人。经过调查,发现被关押的同志大多是“莫须有”的罪名被捕的,罗荣桓决定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同志,恢复工作。

在严以律己方面,我们可以触摸到老一辈革命家刚直挺拔的风骨

陶铸有一篇散文叫《松树的风格》,写道:“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陈毅有一首五言诗《青松》,也是对松的赞美:“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老一辈革命家就像青松那样,植根于泥土,顶风冒雪,依然挺拔、刚直、纯洁而豪迈。

在西柏坡,毛主席提出“进京赶考”和“两个务必”,他自己是率先垂范的。身边的管理员吴连登说:“毛主席进城以后一般都盖毛巾被,夏天盖一条,春秋盖两条,冬天盖三条,叠到一起。毛巾被破了用旧洗脸毛巾补,毛巾被最多补了83个补丁。”卫士长李银桥说:“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到1962年,毛主席没做过一件新衣服。”

50年前,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途经茶陵,在县委办公楼住了一晚,条件十分简陋,室内连卫生间都没有。当时,没有通知在浏阳搞社教的县委书记赶回来,就由县委副书记李颖接待并汇报。李颖陪毛主席边散步边汇报,在谈到刚修建了一座湘赣大桥时,毛主席插话说,还是叫茶陵大桥好,并勉励大家“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就是如此的简朴、实在和亲切!

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这是他一生恪守的信条。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以至积劳成疾,开国大典时也只能躺在病房里。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面临最严峻的挑衅。任弼时写信给毛主席和书记处,要求“现在开始每日工作4小时”。他每天阅读电报,实际工作量远远超过4小时,而且常常坚持到深夜,完全忘记了自己重病在身。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终因劳累过度,走完了自己仅仅46年的人生历程。

粟裕有“三让”:一让华中军区司令员,二让华野司令员,三让元帅军衔。当年,周恩来总理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主席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

这些佳话,都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高风亮节的精神品格。

老一辈革命家的良好家风是有口皆碑的。贺龙元帅对家人要求很严,曾对儿女们说:“要依靠自身努力,做有用之人。不要求你们成名成家,也不要想去做什么大官,但必须拥有一技之长。”他经常教育子女,艰苦奋斗的传统坚决不能丢。吃饭时,孩子们如果不慎掉下饭粒,他会捡起来吃掉,并对大家说:“一粒粮食一粒汗,要懂得珍惜。”儿子贺鹏飞少年时的着装,几乎全是贺龙的旧军装改成。

钟伟严于律己,坚持党性原则。生活在老家平江县农村的长子钟来良曾希望父亲帮助“谋个好工作”,他断然以“不要给政府添麻烦”拒绝。钟来良一家7口有6个是农民,只有一人凭考试当上教师。

老一辈革命家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觉察到个别工作人员跟随自己外出视察时,有时无偿索要或低价购买地方财物,非常生气,下决心进行整顿。一方面对犯了错误的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处分甚至清退;另一方面,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些钱到各地退赔。

1956年3月,刘振德被调到刘少奇办公室当秘书。到任那天,刘少奇便与他“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要如实地反映情况,不要自作主张,不要打着牌子干个人的事情。老一辈革命家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领略“实”的担当

无论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建设与改革的和平岁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典范。

从深入调查研究的视角,领略老一辈革命家的谋事之实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是老一辈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成为各界瞩目的焦点,不少人说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扰乱了北伐后方”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27年1月,毛主席回到了家乡,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等5个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他赶回武汉,撰写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马克思主义文献认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一发表,便引起了轰动。瞿秋白钦佩地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一年中总是要用很多时间到各地调研。据铁道部专列处统计,至1975年为止,毛主席乘专列走了345万公里,人们形象地称他的专列是“流动的中南海”。

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进行为期44天的调查情况。在调查猪肉的产量时,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他直接在当时号称“万头养猪场”的王家湾生产队养猪场落脚。一位国家主席,在猪场的一间破房里,一住就是6天6夜。

从奋力开辟道路的视角,领略老一辈革命家的创业之实

最大的创业,莫过于开辟正确的中国道路。毛主席对于民族复兴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和睿智,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道路,又奋力地探索了一条道路。

开辟了一条道路,就是“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1927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大革命失败。在八七会议上,毛主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当效仿俄国革命、以攻打城市为目标的军事斗争遭到挫折后,毛主席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秋收起义队伍拉到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

但是,革命道路并不平坦,红军被迫长征。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湘江惨遭损失,指战员情绪十分低落,陷入了绝望境地。而蒋介石在通道城以北地区集结了20万部队,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请君入瓮。在危急关头,毛主席躺在担架上,苦口婆心地做王稼祥等人的工作,又据理力争地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不能再往北走了。”“为什么一定要钻进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

这正如毛主席后来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所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那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到农村,这个弯毛主席转得最快,也转得最好。他开辟的这条道路,引领着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梦、解放梦和建国梦。

毛主席还探索了一条道路,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一整套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五四宪法”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一场最复杂、最困难、最深刻、最伟大的革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我们党继续深入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此后30多年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也为我们继续朝着全面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和不竭动力。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又给毛主席增加了一个历史定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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