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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救国之问:国家危难之时,我们岂能不闻不问?

文热心

国家危难之时,我们岂能不闻不问?

胡耀邦,1915年11月30日出生,比一代伟人毛泽东小了22岁。当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胡耀邦作为文家市里仁学校的一个学生,还“爬到学校的围墙上,凝望着毛泽东率领的工农子弟兵”,听毛泽东向秋收起义的部队作动员讲话。作为湘江之子,敢于担当的精神因子由此融进了胡耀邦的血脉中。

在县城中学读书时,国民党县党部一个要员到学校上训育课,要求学生“要紧的是做学问,要安分守己,毕业后为国家做事业,为个人争前途”。可胡耀邦不以为然,说:“东北三省虽然易了帜,但是日本人的军队驻在那里,长江里的外国军舰还挂着旗帜横冲直撞,我们湖南的军阀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唐生智打败了,程潜来了,程潜走了,又来了个鲁涤平,将来还不知道谁当湖南省主席,执掌湘政。我看天下并不太平,列强尚未打倒,军阀仍然存在。我们学生当然要读书,但要关心国家大事。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危难之时,我们岂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国家不太平,书也读不成……”

随着家乡成为共产党活动的中心地带,胡耀邦当起了儿童团总团长。他认同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0年11月,中共湘东特委挑选年轻干部,胡耀邦经考察被选中。15周岁尚未满的他告别父母兄嫂,出发前往江西。临行前,他回答一些不太理解的同学说:男儿怎能恋守几亩地几间房,要离家出去闯天下。母亲在哥哥胡耀福的陪同下为他送行,一路哭着送到数里外的大桥边。胡耀邦虽然恋恋难舍,可他没有回头。

湘江渡过了,一个娄山关,难道飞不过吗?

“同志,为了夺取遵义,必须占领娄山关!”“潇水渡过了!湘江渡过了!乌江飞过了!苗岭爬过了!一个娄山关,同志们,难道飞不过吗?我们一定要……不怕流血牺牲,占领娄山关,(再次)夺取遵义城,消灭王家烈!”

1935年2月25日,胡耀邦在向攻取娄山关的红十三团官兵作战前动员时说了这段话。此时,他刚满19周岁不久,职务是红三军团十三团党总支书记。团长就是红军名将彭雪枫。

其所以要再次夺取遵义城,是因为中央红军在通过蒋介石设置的四道封锁线时,不仅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且面临绝境。

胡耀邦亲历了红军的挫折。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湘江两岸简直“成了成万红军的埋骨坟场”。战事失利,官兵不满。胡耀邦感到思想工作十分难做,对大家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而他自己同样有着迷惑。他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他发问,更盼望有人出来担当,力挽狂澜,拨正中国革命航船的航向,到达胜利的彼岸。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等挺身而出,担当了挽救红军,挽救党,挽救革命的重任,而攻取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就是毛泽东等新的中央领导班子的奇计之一。作为一名部队政治工作者,胡耀邦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明白攻取娄山对于红军突出重围、求得生路的意义。

胡耀邦作完战前动员后,又随彭雪枫等爬上一个山坡,察看娄山关的地形。当彭雪枫作出“强攻”加“出奇制胜”的部署后,胡耀邦坚定地回应:“我们无论如何要夺取娄山关!党团员的战斗动员就看我的了!”

胡耀邦在战斗中,一面作政治动员,鼓舞士气,一面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带头杀敌。战事非常惨烈,火力对攻、白刃肉搏;你来我往,反复争夺;血肉横飞,群山晃动……红三军团接连打退了敌人6次冲锋,于当日黄昏前攻占了娄山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胡耀邦从周恩来口里听到毛泽东这首赞颂红军攻取娄山头的词时,感受更为真切。

“哦,是个小个子队长呀”

1936年初,红军东征开始,胡耀邦随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这次东征,事关党、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也事关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打仗当然危险,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打仗如果没有坚强的后勤保障、充足的兵员补充,只会事倍功半。

在这次东征中,胡耀邦担任的就是“粮草官”—— 石楼县征兵和给养工作队队长,负责在当地扩红筹款征粮。这是一个吃苦却无名的差事。

石楼县,人口仅万余,是吕梁山区的贫穷县之一。加之这里是新区,百姓并不明白共产党、红军“姓”什么,胡耀邦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到这里后,他以宣传开路,带着工作队员挨家挨户宣传党的政策,讲解红军干革命是为了穷人……针对百姓听不太懂南方话,对一些新鲜名字一时难以理解的情况,采用编顺口溜、文艺演出、办墙报、开会等多种形式,使宣传内容家喻户晓。接着,他带着工作队没收了当地一些地主恶霸的财产,将其分给农民。他精干的身影、嘹亮的嗓音吸引了晋北的青年农民,很多人报名参了军,筹款征粮的成绩也很突出。石楼县很快成为红军在黄河东岸的一个活动的基地。

石楼县“变了颜色”,胡耀邦却累垮了身子。本来身体就瘦弱的他,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高烧不退,大口大口地吐血。军医给胡耀邦打针吃药,这才让他活了过来。

5月2日,胡耀邦随东征的后勤部队撤退回陕北。5月中旬,在延川县大相寺举行的东征总结会议上,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因为在此之前李富春曾向毛泽东介绍过21岁的“小青年”胡耀邦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精神,加上总结当中大家都认为石楼的工作做得好,毛泽东说到此时特意问:“那个胡耀邦来了没有?站起来给大家看看。”胡耀邦应声站了起来。毛泽东说:“哦,是个小个子队长呀!”毛泽东很有兴趣地问了他一些情况,并让他向大家说两句。胡耀邦把工作说得既简要又条理分明,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你还演了一出单刀赴会呀”

1938年4月,抗大一大队政委胡耀邦随队移驻瓦窑堡米粮山。瓦窑堡距离延安180里,是子长县(原安定县)政府所在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之后,陕甘宁边区各县国共双方都互设机构。

1939年初,国民党方面制造事端,欺骗子长县县长薛兰斌到县城开会,以征兵、职权纠纷为借口,扣留了薛兰斌。胡耀邦闻讯后紧急集合一大队学员,作好同国民党县政府县长田杰生交涉的准备,同时与王震紧急联络,让三五九旅戒备待命。接着,胡耀邦把一大队宣传干事牛克伦叫到他的窑洞里,对他说:“大队决定,由我去见见田杰生,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牛克伦坚定地回答:“没问题,带枪吗?”胡耀邦笑笑说:“没必要,带支笔就行了,作作记录。”他那轻松的样子,根本不像是要深入虎穴,倒像是去参加一个普通的座谈会。

胡耀邦和牛克伦来到田杰生的县政府大院,昂首直入。田杰生听说八路军找他,被吓得半天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来的就是两个,又没带武器,才恢复常态,出来迎接。胡耀邦开明宗义地向他说明来意,直奔主题:“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说到此,胡耀邦发问:“这些情况你知道么?”田杰生故作姿态,连连推说自己不知道。胡耀邦怒问道:“你身为一县之长,而且自称那样能干,怎么连这些事也不知呢?”接着,胡耀邦严正地指出:“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会与他合作,凡是破坏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惩治汉奸,恐怕你们委员长也不会不同意吧?”田杰生明白 “汉奸”一词的分量,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只得强作镇定,连声回答:“当然!当然!”

田杰生舌战理屈词穷,知道对方早有准备,只得将薛兰斌放回。

1939年初,毛泽东闻知此事,特意把胡耀邦找去,详细了解事情经过。称赞胡耀邦说:“你还演了一出单刀赴会呀!”

“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胡耀邦的革命经历越来越丰富,担任的职务也越来越重要。从延安时期的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到华北前线的兵团政委,再到川北行署(相当于省级)党委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1964年7月,胡耀邦由挂职的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任上回到北京。11月,中央任命他为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团中央第一书记一职。11月30日晚,他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到西安上任了。

陕西当时形势严峻。胡耀邦经过调查,决定推行“新政”。12月24日,他完成了9000多字的《向西北局和中央、主席的报告:<走马到职报陕情>》。报告中提出的施政设想要点是:纠正打击面过宽的干部政策,“把生产搞上去”等。他在最后动情地写道:“要把这样一个极端落后的黄土高原根本改造过来,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许多同志认为,如果若干年前,树起雄图,抓住要领,拿出措施,埋头苦干,则可断定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因此,大家认为再不能蹉跎岁月,务必急起直追。”

1965年2月5日,春节刚过,胡耀邦来到安康地区,8天时间跑了7个县,同县、社两级干部座谈,征求意见,一个一个问题排队,一件一件事情处理。他对“生产之凋蔽,经济之萧条,民生之困苦,也有了直接感受”,以“一种救人如救火、救生产如救火”“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公仆情怀,于2月12日亲笔起草了《电话通讯》,以急电向省委办公厅发出。在省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冯基平,当即分别征得省委书记处各书记的同意,签发省委办公厅以电话会议转告到各地、市、县(区)委。《电话通讯》提出正确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是:摆正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不要扣得过碎;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想得太窄;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不要管得太死;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可是西北局已经在阶级斗争为纲轨道上的惯性难以遏制,并不允许胡耀邦施行“新政”。1965年3月11日至17日,胡耀邦受到严苛的围攻。到了5月,陕西省委根据西北局指示,准备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名为总结省委工作,实际上却是全面清算胡耀邦的言行。会议为胡耀邦准备《报告提纲》。胡耀邦明确提出《报告提纲》的思路是,该检讨的要检讨,重点放在今后工作上,不同意错误性质属于“政治上摇摆”。自然,胡耀邦受到的批判升级。

6月中旬,叶剑英偕同张爱萍、张宗逊等到西安考察。在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的接风宴上,张爱萍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可客人委婉的劝说,并没有警醒那些整人的领导。饭后,叶剑英把胡耀邦单独留下,关切地问道:“我听贺(龙)老总说,这个地方整人哪!怎么回事?”胡耀邦扼要地叙述200天的工作和现在的处境,说“我已经作了6次检讨,还说我认识不上去,通不过”。叶剑英说:“认识不上去就不认识了,通不过就不检讨了。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说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6月18日,胡耀邦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

尽管胡耀邦在这年底被免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但西北局、陕西省委对他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年,陕西省经济出现空前转机,粮棉产量超过了胡耀邦的预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我“是拼了一点老命的”

1975年7月,经历了9年“文革”折磨的胡耀邦,被叶剑英举荐参加复出的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被指定负责中国科学院党组工作并兼任副院长。

当时,中国科学院在造反派控制下,已是千疮百孔。胡耀邦很清醒地认识到,这次整顿,就是要在一些重要部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革”中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把严重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把无辜被打倒的干部解脱出来,把党的好的传统作风恢复起来。

胡耀邦首先着力纠正各种荒谬观点,提出一系列支持搞科研的鲜明观点:“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业生产中去?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设所长就是修正主义?设室主任就是修正主义?我看这是形而上学。有人说这是‘复旧,复旧就复旧,不要在乎!”“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上去不行……今后25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

很快,他的讲话在不同单位传播开来。造反派头头的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胡耀邦很快获得科技人员的信任。

整顿工作有了头绪后,胡耀邦把主要精力放在起草《汇报提纲》上来。8月1日,胡耀邦在部署提纲的起草工作时,对框架和主要思想都讲了想法,并限定李昌、王光伟、胡克实带领的起草小组一个星期内交稿。草稿写出来后,从8月7日至11日,胡耀邦多次主持修改。8月11日拿出了第一稿,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讨论稿)》。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用胡耀邦自己的话说是:“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3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可是,毛泽东既没有批示也没有退回这份稿件。

原因是形势急转直下,而首当其冲的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再次陷入被动。胡耀邦在中科院的整顿工作遭受厄运也就必然了。

这年底,胡耀邦受到批斗。尽管如此,可胡耀邦精神不倒。有造反派指责他,说他在《汇报提纲》里提出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观点,搞“唯生产力论”。胡耀邦回答说:“我不懂什么‘唯生产力论,我只知道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瓦特发明蒸汽机,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吗?” 批判会只得草草收场。

“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12月15日上午,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由于此前胡耀邦在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期间,率先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深得民心。所以,中组部的同志对胡耀邦来主政是热烈欢迎和欢欣鼓舞的。

胡耀邦走马上任时,等待他的不只是欢迎的鞭炮,还有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冤假错案材料。

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平反一些高级干部的案子简直是步履艰难。有的高级领导问:“平反毛主席批准的案子,矛头指向谁?”一位时任副主席说:“这是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中组部也有人说:“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但胡耀邦并不为这些位高权重的人和他们唬人的高调所吓住难倒,而是勇往直前。

在复查“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时,他深知中央专案组既不会赞同,也不允许他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任何材料。但他依然决定复查这一案件。他首先问中组部的几位干部:“现在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过来?”几位干部表示:“实事求是,该翻就翻。”胡耀邦很欣赏他们的勇气,说:“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靠精神吃饭。还是那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考虑到案情重大,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后也吃惊,便问道:“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自然,胡耀邦回答邓小平的还是“实事求是,该翻就翻”那句话。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说:“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六十一人案”平反。

在处理彭德怀、陶铸的案子时,果然遇到了原专案办公室不移交材料的难题,审干局的同志只得前来诉苦。胡耀邦对他们说:“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他还用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联语勉励大家,要求大家担起党的道义,并说:“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全国复查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属于“文革”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约290万人,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亲属,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任仲夷说:“平反冤狱……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

重任难以推掉,只有担当向前,正是这位湘江之子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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