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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创办抗大:把学员变成利刃

付闪

79年前的陕北瓦窑堡,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成立了一所特别的大学,即于1936年6月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所著《西行漫记》中曾这样评价说:“这个大学,大约是世界上唯一的。”这所成立于民族救亡之际的学校,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从1936年创立到1945年结束的9年办学期间,曾培养出10余万名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特别是其中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奔赴抗日前线各个重要岗位,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抗大的辉煌历史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领导创办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吞并中国东三省,并加快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侵华战争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毛泽东在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毛泽东深知教育和培训干部的重要性。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主持创办了我军第一个教导队以训练干部。在此后领导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先后开办了一些干部学校。1936年,毛泽东预见到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为了迎接抗战,必须要培养大批的干部。5月14日,毛泽东在黄河西岸的大相寺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即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简陋的旧庙堂前,大批优秀的红军干部聚集在这里,举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会场临时搭起的一个土台上悬挂着红布横额,庙墙上贴着各种标语。在这个庄严而简朴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说:我党创办红军大学,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增强办学力量,学校由毛泽东亲自兼任政治委员,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其他职务均由学员担任。

1936年7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随同中共中央迁到保安。在保安,毛泽东亲自踏勘地形,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选择校址。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反动派的搜刮,保安城内破败不堪,条件极为艰苦。最后,毛泽东在保安城南石崖耸立、布满山洞的寨子山下停住了脚步,他指着这些山洞对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领导说:这是祖先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它火烧不毁,炮轰不垮,这是保安的一“宝”,就在这里建校吧!

新校址确定下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师生们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修筑,在短短的十几天里寨子山便出现了简陋的校舍,这些石洞成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新的校舍。学校的教室选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它原是一个羊圈。学员们把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桌子和凳子,还选了一些石头作粉笔,又给老师用石头砌成了一个挺像样的讲台。在洞口,学员们用石块垒成墙和门,用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就这样,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课堂。此外,学校师生还修筑了几条通往山洞的小路,学员们把它们叫作“革命路”“红军路”“抗日路”等。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中就有罗荣桓、苏振华、张爱萍、杨成武、何长工等多名军队的高级干部。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找林彪等人谈话,要他们到延安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期。第二期在延安开学不久,学校便更名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1月21日,在抗大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再次讲话。他形象而又生动地对学员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在这一期的抗大学员中,不仅有陈赓、杨得志、许世友等赫赫有名的战将,也有像贺子珍、康克清等一批受人尊敬的女干部,还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也有一些学员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杰、女儿赵元炳等,但更大量的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有平津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也有新加坡等地的华侨青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毛泽东根据全面抗战的新形势,对抗大的办学方向作出指示,说“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办报纸宣传抗日主张”。他还指出:办个学校是联络全国最要紧的东西,可以生新游击队,又教育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继续办好抗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10多所抗大分校。在整个抗战期间,抗大总校及其10多所分校既训练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老干部,又训练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爱国华侨;既训练部队干部,也训练地方干部;既教军事,又教政治文化。学校不断总结各部队抗日斗争的新鲜经验,充实教学内容,训练学员,让学员再带回部队。抗大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团结起来,真正成为了联络全国的纽带。

重视抗大建设

抗大成立后,为办好抗大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抗大建校之初,毛泽东就为抗大确定了正确的教育方针。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亲笔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并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句话确定为抗大的教育方针。此外,毛泽东还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训,并明确写进了1938年抗大颁发的《组织条令》中,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我军三八作风。通过确定教育方针和校训,毛泽东为抗大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抗大,学员和干部不论来自何方,大家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关系非常融洽,生活也非常紧张有序。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抗大的领导班子和教员队伍建设。为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安排作战经验丰富的林彪、徐向前先后任抗大校长,刘伯承、罗瑞卿、滕代远等先后任副校长。此外,董必武、罗荣桓、周子昆、苏振华、袁国平、韩先楚、李志民、韦国清、周士第、张云逸等许多同志都在抗大任过职。同时,毛泽东还非常重视抗大各分校校长的人选,陈毅、黄克诚、粟裕、李先念、陈赓等都曾任或兼任抗大各分校的校长。对抗大教员队伍的建设,毛泽东也非常关心。抗大刚成立时,只有杨兰史、张如心等3位专职教员。为了弥补教员的严重不足,毛泽东自己带头给抗大学员授课。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机关干部纷纷到抗大讲课。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陈云等也都任抗大的兼职教员。后来,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如艾思奇、徐特立等都在抗大任教。薛暮桥、邓拓、钱俊瑞等也都任过抗大分校教员。抗战期间,毛泽东工作繁忙,但他依然经常抽空去抗大给学员上课。他的讲义和讲话已经发表的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实践论》《矛盾论》等。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和思想都是从抗大传向全国的。抗战全面爆发后,许多教员纷纷打报告要求上前线。毛泽东亲自找一些教员谈心,说明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说:学校中每一个教职员都是“干部的干部”,是“老母鸡”,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会是七八十个连,如果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当团长、师长……教育工作就是革命工作,要树立死也要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的决心。为此,毛泽东还题词勉励教员“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并强调“教员是干部的干部”。毛泽东的谈话,使大家深受教益,很快安定了情绪。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但组织上对教员却每人每月补助两斤大米、1斤鸡蛋和几斤白面。抗大普通教员的津贴每月是4.5元,只比朱德总司令少5角,主任教员则和朱德总司令一样多,每月5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教员的关怀,不仅稳定了教员队伍,而且在抗大形成了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抗大教员队伍不断壮大。到抗大第四期时,全校教职员增至1000多人,其中专职教员达200多人。

毛泽东对抗大的教员和学员是关心的,但对抗大的校规执行也是严格的。震动一时的“黄克功事件”就体现了毛泽东从严治校的决心。学员黄克功原是一名红军将领,曾跟随毛泽东征战多年,并任抗大三期学员六队队长,是个很不错的老干部。但在与一女学员谈恋爱过程中,他因求婚未果而枪杀对方。为此,毛泽东不顾有的同志的多次求情,亲自致信时任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雷经天,表达自己对黄克功案的严正立场。这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震动。

做学员的良师益友

对于抗大,毛泽东不仅是杰出的领导,也是学员的良师益友。在抗大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毛泽东亲自担任教员授课的。为了讲好课,毛泽东经常废寝忘食地备课,他的讲课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生动幽默,分析问题鞭辟入里,令学员折服。抗大开课时,毛泽东正在炮楼山下简朴的红石窑洞里日夜赶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他每写成一章,就到红大讲演一章,文章写完,课也就讲完了。每次讲课前一天夜里,他都在红石窑洞前的大树上挂上马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

在抗大第一期(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了。消息传来,学员们欣喜若狂。但为了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这一决定,有些学员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主张公审蒋介石。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毛泽东又亲自到抗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3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的办法对付,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学员们听了毛泽东的这次幽默而深刻的报告,都明白了党中央的良苦用心,理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

后来,为了提高抗大学员的哲学理论水平,毛泽东为抗大第二期学员讲授《辩证唯物论》,历时3个多月,授课100多小时。后来出版发行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毛泽东讲课提纲的主要组成部分。许多抗大学员还聆听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大受鼓舞和启迪。此后,《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都被列入抗大教学的必修课。

在讲课中,毛泽东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系统阐述中国革命的原理和策略。同时,毛泽东还善于以生动形象的比喻和鲜明幽默的语言说明问题,使学员们听起来越听兴致越浓,大有茅塞顿开之感。许多学员听了毛泽东讲课后,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讲到我们心窝里去了”。同时,毛泽东在教学中还特别注意采用讨论式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他在抗大讲课和作报告,每次都是半天时间,中间休息20分钟。他往往利用休息时间找学员拉话,了解学员来延安以前在各地区的情况,同时也征求大家对他讲课的意见。毛泽东讲课和作报告,只带一个简明扼要的提纲,把提纲上的问题讲完后,允许学员提问题,并随即予以解答,因而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后来他在回忆抗大教学方法时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

除了教授革命理论策略外,毛泽东还十分重视抗大的文化教育。抗大的学员除知识青年外,绝大部分工农出身的干部文化程度很低,文盲和半文盲占相当大的比例。为解决这个问题并为学员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毛泽东又专门给抗大校长林彪写信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抗大加强了对学员的文化教育,使各期学员毕业时扫除了文盲,达到了初小或高小程度。抗大的学员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用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以膝盖当课桌,用大地作纸,木棍作笔,见缝插针,随时随地地学习。这些学员通过在抗大学习,文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毛泽东在抗大,不仅在课堂上向学员讲授革命军事政治理论和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而且还非常关心学员的生活和成长。在抗大建校之初,学员们学习很刻苦,星期天也不休息。毛泽东知道后,特地派杨尚昆来传达指示,要学员们注意劳逸结合,爱护身体,并明确规定学员们星期天不得待在宿舍,要出去活动锻炼身体。

此外,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当时抗大不少学员都是来自国统区、敌占区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青年,学员中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较突出。而一些刚从部队调到抗大工作的干部,缺乏院校工作经验,处理这些思想问题时,工作方法过于简单甚至粗暴,激化了矛盾。主持抗大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及时将他发现的这些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很重视这些问题,决定通过教育予以疏导。

毛泽东向全校教职员作了《抗大民主问题》的专题报告,在抗大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抗大的广大干部、学员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思想政治觉悟大为加强,行政管理大为改善,上下级之间、干群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同时,毛泽东还很注意做个别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此,毛泽东多次为抗大题词,或者亲自给学员复信,勉励抗大的学员们。有的学员碰到一些难题,不好解决,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他总是在百忙中给予答复。有个叫于江的学员,碰到了难题,找到毛泽东。毛泽东为他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还有的学员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一些想不通的思想问题,毛泽东也及时回信解答,并且鼓励他们为抗战到底努力学习政治和军事。这些信后来被学员们传看,帮助学员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证明,在战争环境里,创办这么一所大规模的学校,对团结训练全国抗战力量,提高党的干部队伍水平,争取抗战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充分证明毛泽东的伟大战略眼光。抗大所培养的人才,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大都成为了党和军队的骨干,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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