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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是如何进入和离开中央苏区的

刘明钢

1931年春,任弼时以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进入中央苏区。然而,他刚刚工作两年即被调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后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那么,为什么要将任弼时调入中央苏区?为什么两年后又将他调离呢?

受中央派遣秘密进入中央苏区

1931年4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同王稼祥、顾作霖一行从上海秘密进入苏区。他们是3月初出发的,由中央特科交通科安排,先坐海轮到香港,转汕头、潮州,改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大埔,之后进入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此行肩负如下使命:一是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二是建立和健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机构,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三是全权调查处理“富田事变”;四是协助苏区中央局筹备召开中央苏区党的一大,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当年任弼时27岁,但在党内有着重要的领导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副书记。

任弼时出发之际,其妻陈琮英因预产期临近,只好留在上海。任弼时安慰妻子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任弼时离开上海不久,陈琮英就生下女儿任远志。由于叛徒出卖,陈琮英被捕入狱,遭遇了牢狱之灾。她在《痛悼弼时》的文章中写道:

我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被押在潮湿的牢房里,蚊子成群结队地咬着我和孩子。敌人多次审问我,威胁我,我始终保持着党的纯洁和光荣。那个叛徒因得不到敌人的信任而终于被杀之后,我和孩子又被解到龙华牢狱去喂臭虫了。敌人又多次审问我,威胁我,我依然没有供出什么。在你长期的直接教导下的我,是绝对不可能在敌人面前低头的!我出狱后接到中央苏区周副主席和你的电报,叫我到那里去。为了旅途的艰难和工作的方便,我不得不把跟我一同坐过牢的孩子交给你的老家。我记得在长汀碰到你的时候,正是1932年的国际妇女节。你早已听到我被捕的消息,你说当时非常难过,但没有影响过你的工作。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

这段时间,是苏区最艰苦的时期,任弼时的身体很差,但仍忘我地工作。陈琮英写道:

不久党中央从江西宜都迁到福建汀州,后来又迁到瑞金。在敌人的封锁下,没有粮,没有盐,我们和全体同志们的生活都是很苦的。你睡眠不足,常常生病,瘦得可怕。但你从来不把自己看作病人,依然日夜工作。在整个区域都感物质困难的情况下,我怕你支持不下去,只好卖了几件从白区穿进去的衣服,买些鸡蛋给你吃。在这样生活困难和工作紧张的环境下,你并没忘掉学习,并经常告诉我不要忘掉学习。你说这里是自己的地区,可以毫无顾虑地进行学习。

4月17日,任弼时一行风尘仆仆赶到青塘与毛泽东、朱德、项英等见面。他们没有休息,当天就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的扩大会议。会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并讨论“富田事变”以及筹备召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等问题。

以后,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了两年。在这并不很长的时间内,任弼时参与领导反“围剿”、筹备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复杂曲折的宁都会议等革命活动,在赣南红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然而,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刚刚工作两年即被调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后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那么,为什么任弼时会被调离中央苏区呢?

为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而调任弼时

湘赣苏区由井冈山根据地发展而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10月,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省莲花县召开,正式成立中共湘赣省委,王首道任书记。接着,湘赣省又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任主席。1932年2月,湘赣军区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此后,中共湘赣省委、湘赣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4次“围剿”,并建立了永新、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几个县苏维埃政府。

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出现了程度不一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在任弼时未到湘赣苏区以前,湘赣省的肃反斗争不仅在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与军队中全面展开,其触角还伸向教育、医务,甚至儿童团,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后,湘赣苏区掀起更大肃反的运动浪潮。“左”倾中央以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为由,改组了省委,撤销了王首道等人领导职务,指定刘士杰任书记(刘未到职,陈洪时代理书记)。刘、陈推波助澜,湘赣苏区的肃反运动朝着更“左”的倾向发展。袁德生、张启龙等也被诬为“AB团”,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且被决定执行枪决。同时,其他对创建、发展湘赣苏区做出过贡献的领导人也受到迫害。

湘赣苏区是中央根据地的西部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由于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使得人人自危,思想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湘赣苏区的工作。因此,委派重要领导干部主持工作,以扭转混乱的局面就成了当务之急。

临时中央原来任命刘士杰为湘赣省委书记,遭到苏区干部的反对。刘士杰是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有很大的投机性,后来叛变。任弼时10年后总结湘赣工作时,把他称做“革命的投机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改派任弼时为湘赣省委书记,刘任副书记。

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强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是担任湘赣苏区领导的合适人选。1933年5月,临时中央将他调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后兼军区政治委员)。

王恩茂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记得他从中央苏区调到湘赣苏区来,那是湘赣苏区很困难的时候。但是,有了他的领导,就使大家充满信心和希望。

“左”倾中央领导借机排挤

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了两年,为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任弼时的一些正确做法却为“左”倾错误领导者所不容:

其一:提出“以毛代项”。

在任弼时等到达苏区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但暂由项英代理。然而,到达苏区之后,任弼时发现项英不适合担任一把手。与此同时,他对毛泽东却很钦佩,认为毛“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能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因而萌发“以毛代项”的想法,于是不断地向中央提出,终获批准。

其二: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

任弼时来到中央苏区后,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支持毛泽东的人事提议。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曾山等5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后,苏区中央局曾先后3次报请中央批准,但中央没有同意。二,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工作路线,给予了充分肯定。三,支持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正确主张。1931年3月、4月间,苏区中央局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毛泽东和朱德的主张占了上风,任弼时也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在当时,我们感觉到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四,支持毛泽东关于按人口平分土地的主张。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封长信,主张以人口劳动力混合标准分配土地,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没收其剩余工具,加紧对富农的抑制和斗争;并把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特别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张,斥为“富农路线”。然而,任弼时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在1931年10月31日苏区中央局给临时中央的复电中,仍然坚持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

在全党还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的情况下,任弼时大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敢于同临时中央唱反调,势必引起当时“左”倾领导者的不满。

其三:对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很不得力。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代表团根据中央8月30日来信的精神,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责难,把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不仅如此,在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还不点名地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进行指责,认为是“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批评毛泽东忽视理论,只讲调查研究,陷入事务主义的圈子中。这个批评显然是不正确的。为此,任弼时曾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任弼时只是批评毛泽东思想方法的问题,而没有批评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临时中央对赣南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很不满意,一再指责,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要领,没有上纲上线。

其四: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对“单纯军事进攻”提出批评。

针对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任弼时在《斗争》第三期上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他写道:“军事上的进攻,这是不是包括了进攻路线的全部呢?不是的。如果是这样来了解进攻路线,那也是错误的。”“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任弼时认为,在国内战争中,军事斗争无疑是革命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为了保障战争胜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劳动法,转变苏维埃、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方法,做好扩红、肃反等工作,都是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最根本”的问题,不把这些工作与军事进攻联系起来,就不能提高群众政治积极性。他还认为“工作不能完满完成的重要原因”,“与命令主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尽管任弼时的文章并没有否定“进攻路线”,只是对“单纯军事进攻”和命令主义的问题上提出了批评,但这也为“左”倾领导者所不容。

任弼时以上这些正确的做法,引起当时“左”倾领导者的不满。1933年4月,临时中央免去任弼时的组织部长职务,将他派往湘赣省任省委书记。这种安排显然带有惩戒性质。正如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所说,自己是被博古、洛甫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具体原因则是“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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